第二章 老子反动儿混蛋
一、
母亲处理完父亲的后事，糖厂没给报销一分钱，她只想着好好送走我的父亲，把家里的储蓄都花光了。
父亲的１４１元薪水原来支撑住家里的大半边天，现在当月就停发工资,仅凭母亲的６０元工资养活我们与外祖父家６口人，生活马上捉襟见肘。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们家走南闯北，一直没存下多少底子，过得是典型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生活。父母月初发下工资放在抽屉里，花多少拿多少，月底还能稍稍有些盈余。母亲清醒过来，两手空空，她翻遍写字台里所有的抽屉，连我们平常存硬币的小瓷罐都倒了出来，只勉强凑够１０元钱。
母亲望着１０元钱傻眼了，她既要一个人承受巨大的打击，又要考虑刚刚寡居的日子怎么过……但一切希望都已成为泡影，还有什么好想的，结局已经这样，她现在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冷静，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把３个孩子抚养成人。可怎么才能重建这悲哀的生活呢？她对未来十分担忧，身心都陷入麻木的状态。答案暂时找不到，虽说痛苦无法缓解，仍然应该默默忍受。眼下抽屉里只有１０元钱，付过房租水电费是说什么也过不到月底的。在食品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中，填饱肚子不单单是我们一家人的问题，糖厂的职工大多手头拮据，人人都以最简朴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穷是正常现象，借５元钱比登天还难。况且院子外面有人监视我们，也没有人敢和母亲来往，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生活总得过下去，人总得活下去啊。母亲流着泪水写出几封信，一封寄给我山东农村老家的外祖父，告诉老人家姑爷去世了，女儿无力再寄生活费养活他们，请二老等她缓过来再说。一封寄给我上海工作的表姐，一封寄给我青海工作的小姨，请他们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帮助孤儿寡母渡过难关。
我们的生活日渐窘迫，入不敷出，没有钱买副食品，没有钱买细粮，没有钱买豆油和青菜。
母亲掐着手指计算每日的花销，一日三餐全是大饼子、炒小白菜，高粱米稀饭、小葱蘸酱油。我肚子里没油水，一顿能吃两个巴掌大的饼子，不到吃饭时间就饿得心慌。实在维持不到月底，母亲从后院邻居吕大姨家借了５元钱买回供应粮，总算勉强让我填饱肚子了。母亲不敢往远处想，也知道这样长期下去不行，日子要一天一天过，穷亲戚也不可能总周济我们，她还是一天到晚盼望寄出的信能有回音……糖厂大院内没有水果店，只有一个卖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的小卖店。北大荒天冷，水果很少，但盛产香瓜、“姑鸟儿”等特产……女孩子特别喜欢买“姑鸟儿”，这是一种外面包着一层白皮的植物，金黄色的果实玻璃球大，十分甜。她们用一根细笤帚枝在“姑鸟儿”的屁股上扎一个眼，吸尽里面的甜汁，放在嘴唇里咬来咬去，发出和赖蛤蟆叫差不多的“吱扭吱扭”声……最让孩子们心醉的还是大院里传来的卖冰棍的吆喝声，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喊声，有如音乐般美妙。不管男孩女孩一听到这声音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出家门跟着卖冰棍人的屁股后面转。白土地离街里远，卖冰棍的隔三差五来一次。照例是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和平时一样，后货架上驮着一个用棉被包着的冰棍箱，拖着音乐般的长腔围着家属区里喊来喊去：
“冰棍，冰棍，３分５分一根，不甜不要钱喽！”
孩子们包围起小伙子的自行车，拿出平时积攒的钢崩儿，举着小手乱哄哄地你争我抢，骄傲地嚷嚷：
“给我一支３分的！”
“给我一支５分的……”
小伙子笑逐颜开，一边忙不迭地打开包箱子的棉被，一边要求大家按秩序来，不要乱嚷嚷：
“别着急……一个个来……够你们买的！”
不过他的话不起什么作用，孩子们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能不急吗。３分钱一支的冰棍是用糖精做的，５分一支的稍许带点牛奶，价钱一点都不贵。以往母亲每次都买３支奶油冰棍，分给３个孩子每人一支。若我还围着卖冰棍的不走，她必定再买一支悄悄塞给我，说：“不能再吃了，吃多闹肚子！”我知道母亲没钱买冰棍了，偏偏没有出息，一听到小伙子的喊声就跑出院门，加入买不起冰棍的孩子行列之中，眼巴巴看着小伙子打开箱子拿出冰棍递给人家。这回轮到别的孩子骄傲了，他们吸吮着冒着冷气的冰棍，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有如向我示威一般：“厂长的公子又怎么样，吃不起了吧！”那有冰棍的孩子是决不会大口嚼着吃的，因为谁都舍不得，得一点点享受，就是剩下的冰棍筷子也要留在嘴里吮吸半天。要知道一个孩子攒出买一支冰棍的零花钱谈何容易，完全可能是把买笔和本的钱给挥霍掉了。当你身在福中的时候不会感到有多么幸福，当你失去的时候才会加倍地渴望幸福。说起来很可怜，我那时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吃到一支５分钱的冰棍，再没有别的要求。我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站在一边，还是不由自主地“吧唧”起嘴巴，吸进嘴角流出的涎水，暗暗发过一千次誓：“长大了，我一定把冰棍吃个够，专挑奶油冰棍吃！”姐姐来叫我回家了，我不理睬她，固执地跟着卖冰棍的小伙子朝前走去，非得等一直将他送出家属区才回家。母亲给我摘下一棵向日葵头，用没成熟的葵花籽代替冰棍解馋。我开始有点失望，很快就忘掉了冰棍，生吃的葵花籽虽没炒熟的香，但心里终究多少好受些，嗑着玩也对付了。
母亲最怕听到卖冰棍的吆喝声，３个孩子都眼巴巴地望着院外，她不知道怎么应付才好。一次，为抵抗冰棍的诱惑，母亲发了狠，一下子砍掉所有的葵花头留我在家里嗑个够，坚决不许我再跑出去丢人，没想到却惹起场轩然大波。
我的父亲尸骨未寒，造反派又把母亲押去开批斗大会。
父亲死后第四天，母亲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几天以来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造反派不由分说地扭起她的胳膊往外拖去，美其名曰“轻伤不下火线”。父亲已经化作一缕轻烟，命归黄泉，但造反派想让他遭受比死还要严厉的惩罚，回过头来折磨他家里的人，由他的妻子出面当替罪羊，若他黄泉有知，泪水也该溢出黄土。母亲撅在主席台下最中间唱主角，一大批牛鬼蛇神撅在她的旁边陪斗，我看与其说是糖厂批判走资派的大会，还不如说是宣布处理父亲的大会。斜眼当众重复他在我家宣布的那套谬论，将父亲定为叛徒、内奸、反党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永远开除出党。接着，他又郑重地宣布一项糖厂“文革”胜利的成果揪出以“冯、马、于”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并警告其他牛鬼蛇神谁要敢像于渭生那样死不改悔，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历史的滚滚车轮定将他碾成齑粉！
造反派问我的母亲为什么留丈夫的头发和指甲，是不是想秋后算账？
母亲回答说，这是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人死后留点纪念，好将来把他送回故土。周围响起一片打倒孙志刚的吼声，使母亲无法辩解下去。最让我愤愤不平的是母亲给孩子砍几棵向日葵吃也变成一大罪状，那位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拿出我们嗑过的葵花头大作文章，牵强附会地发表高论道：
“葵花朵朵向太阳，糖厂造反派有１０个头头，孙志刚砍下１０朵葵花，就等于砍下１０个头头的脑袋，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我根本没这个意思，”母亲委屈地低下头说，“孩子闹着要买冰棍，我家里经济紧张，实在没办法，是用它哄孩子的……”
“你胡说，你就是要砍我们的脑袋！”
“我不是……”
“你就是，就是，就是！”
“你们不想想，我们孤儿寡母的，哪有这胆子。”
“你这是借刀杀人，杀人不见血！”
“你非要我承认，我也没办法。”
“怎么是我叫你承认，是你骨子里天生就极端反动。”女教师信口雌黄，荒唐至极。
“我过去怎么没看出你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要是用在教学上就好了，起码能多教出几个好学生。”母亲见怎么解释都不行，抬起脑袋讥讽道。“就算我有这个胆子，真要想砍，你的脑袋还能在脖子上吗？”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你们睁大眼睛看看，孙志刚终于原形毕露了！”女教师恼羞成怒，冲向母亲挥拳痛打，一边继续煽动大家的情绪。“走资派连做梦都磨刀霍霍，准备向造反派反攻倒算，我们能睡大觉么？同志们啊，战友们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要我们稍一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就会红旗变色，人头落地！”
“打倒于渭生！”
“打倒孙志刚！”
“敌人不老实就砸烂他！”
辩驳是没有用的，造反派指鹿为马，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人类的语言只有在生活正常的时候才会有意义，而在不正常的时候，语言已经没有意义了，母亲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革命群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何况一个弱女子。母亲又被打个死去活来，索性任人捶打闷头不语，哀大莫过于心死。
“向日葵事件”发生之后，不幸接踵而至，外祖母寄来的一封信又让母亲病倒在炕上，再没有说话。原来，我的外祖父收到母亲的信后一口气没上来，倒在炕上３天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托人代笔的信中说：“妈和你爹觉得天都塌了，只能感叹我们命苦。闺女，你还有孩子，还有老人……说什么也得挺住！”外祖父向来为我的母亲自豪，因为她在老孙家文化程度最高，是个科级干部，每月能往老家寄回４０元钱养活父母，着实令街坊邻居们羡慕不已。大伙都夸老孙家祖坟上冒了青烟，前世修来的福气养个好闺女！我的舅妈带着几个孩子，靠舅舅的一点抚恤金度日，外祖母的生活来源断了，舅妈只得担起重负。母亲总算盼来我小姨的回信，拆开一看又泪流不止。小姨和姨夫非但没有安慰姐姐，反倒批判了一番他们的姐夫，要求姐姐立即和姐夫划清界线，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钱，她家孩子多生活也不富裕，请姐姐自己想办法好自为之吧。
母亲还没从外祖父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又遭亲妹妹当头一棒。
我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母亲不挨斗时，整天神情恍惚地坐在炕边望着窗外，一直到深夜都一动不动，悲哀使她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之中，也只有深夜才能给她片刻的安宁。小姨的来信无异于雪上加霜，把母亲的心都快凉成冰坨，她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亲妹妹竟如此绝情，连一句同情的话都没有捎来！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小姨真不是个东西，做人不该这么缺德，没有钱还没有一句好话么！”母亲愤懑地撕碎小姨的信，陷入极度的绝望之中。“你们长大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一奶同胞的亲骨肉，一定要尽力互相帮助……我从此没有这个妹妹，你们也没有这个小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许再理他们！”
小姨一家伤透我们的心，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没人认。她怎么能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还是母亲的亲姊妹呢……生活越来越不好过，母亲每花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算来算去还是一筹莫展。３个孩子嗷嗷待哺，但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她只能自己拯救自己。借来的５元钱花光了，母亲采取的唯一措施是缩衣节食，从自己的肚子里省，我们由一日三餐变成两餐，后来只吃一顿饭了。我不懂事，没到吃饭时间就喊饿。母亲的脸盘憔悴了，眼睛凹陷进眼窝，眼角出现细密的鱼尾纹。她每日里只吃开水烫小白菜，好像是靠空气过日子，把自己的干粮省给我吃。姐姐看不下眼，要把她的大饼子分出一半，母亲总是推开她说：
“妈火大，吃不下去……多吃点蔬菜好，清清火。”
幸亏我在上海工作的表姐张秀兰危难之中鼎力相助，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了我们一把，寄来一封信和２０元钱。表姐和姐夫对舅舅的死非常悲痛，他们在信中说：“舅妈，为了表弟表妹，你一定要挺住，有我们一口饭就有你的……”表姐的信犹如雪中送炭，又让我们看到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全是冷酷，并非那么凄凉，还有割不断的亲情温暖失望的心灵。母亲的眼里噙满泪水，把目光从信上移开，久久地抬头望着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关键是表姐寄的钱解救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不管怎么样，使她在绝望之中看到一线生机，黑暗之中看到一丝光亮。
我们又恢复了一日三餐。毛泽东号召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母亲为我们活下去节省每一分钱，她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最高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粮食不够瓜菜代。”我们家每天至少有一顿饭“瓜菜代”，吃土豆和小白菜苞米面做的“小豆腐”。
母亲用这笔钱还过吕大姨５元钱，决定去街里买点副食品，补贴一下我们没有油水的肚子。
星期天，母亲领我乘上２路电车去买副食品。途中，她建议在群英楼下车，然后步行３站路去中市场副食品商店，这样，就可以省一角车票钱给我买根冰棍解解馋。我欣然同意，东张西望地扯着母亲的衣襟下了电车，看什么都新鲜。我觉得自己有好几年没上街了，高兴得仿佛不是在走，而是像麻雀那样双脚跳跃着前进，直到母亲兑现诺言，给我买了一根冰棍，这才跟在她的身后放慢脚步。我慢吞吞地走着，举着冰棍小心翼翼地吸吮，生怕它冻得不结实掉下一块。大中午头，热气蒸人，一阵干燥的风在追逐尘土，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我们路过市委大院，院墙上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经过风吹雨打，撕裂的纸张随风飘荡。我不想看大字报，无非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可转眼之间发现大字报中有一段漫画栏，画上的人物非常滑稽可笑，不由松开母亲的衣襟欣赏起来。头一张画的是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少奇，西葫芦脸上满是大麻子点，秃脑门顶竖立几根乱茅草，巨大的鼻头占据大半张脸，身子只有面孔的三分之一。第二张画上是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人，短短的布拉吉，脖子上挂着好几串项链，大波浪烫发披在肩头，两个乒乓球眼鼓出眼眶……我笑起来，好奇地问母亲：
“她是谁呀，这么难看？”
“王光美。”
“为什么要画她？”
“刘少奇的夫人。”
“她怎么了？”
“咱们不看……有什么好笑的，这是侮辱人格！”
“为什么侮辱她？”
“我怎么和你说呢，你还小……走吧走吧。”
母亲没法儿对一个孩子解释清楚，嘴唇悲哀地颤动一下，不耐烦地拉起我的手。她自己也是身受其害的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侮辱国家主席夫人？我不知不觉间吃光冰棍，奶汁流湿胸前的衣襟，母亲为我擦过嘴角，强行拉我离开漫画栏。我突然想到幸亏糖厂的造反派中没有漫画家，要有这么高的画技，还不知会把我的父母丑化成什么样子！
我回味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滑稽样，咬着冰棍筷子走进中市场。母亲让我扔掉冰棍筷子，不要再丢人显眼，领我直奔肉禽部。偌大的市场内货架上空空荡荡，物资十分匮乏，蛋禽部里的人排着长队，母亲要我排在后面，自己到柜台前看看买什么样的肉好。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什么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棉线票，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甚至买块豆腐也得要票。副食品每年发一次票，日用品每季度发一次票，家家户户的抽屉里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票证。肉很便宜，鲜肉９角钱一斤，冻肉８角钱一斤，排骨６角钱一斤。母亲用２斤肉票买下２斤冻肉膘，准备回家炼大油炒小白菜吃。我略觉失望，一点鲜肉没买怎么解馋，摇着她的胳膊不肯出去。“妈妈，买点肉么，我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了……妈妈，就买一点，好吗？妈妈，妈妈！”母亲被我嘟囔得心软了，走了几步停在门口，又返回来拿出２斤肉票买下４斤排骨（１斤肉票可买２斤排骨），我们满载而归了。一走出肉禽部，我看到理琨叔叔拎着菜篮子迎面走来。他穿着一身旧中山装，面色凝重，身体明显地削瘦了，一看就是靠边站的老干部。我惊喜地说：
“妈，理叔叔！”
“志刚同志，”理叔叔也发现我们，收住脚步。“你们进市里来了。”
“理局长……”母亲眼圈一红，喃喃道。
“渭生的事我听说了，我和茂琳都难过好些日子……我一直想去看看你们，老没抽出工夫。这回正好碰上……到家坐吧。”
“别连累你们。”
“我怕啥，说什么也得到家去坐坐。”理叔叔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再说也快该吃午饭了，按老规矩，到谁的地盘谁安排，你到了市里由我招待，哪能让你们娘俩饿着肚子回去。我家那口子见了你准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随便聊聊，你心里也会轻松些……”理叔叔说着拉起我的手就走，“走，艾平。”
好久了，没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我的心里充满着亲切感，非常愿意去理叔叔家玩。
“不，”母亲婉言拒绝，“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我做饭。”
“真的，你可别糊弄我。”
“你看我买的东西，”母亲稍稍举了举手里拎的排骨，“我不在家，她们吃什么。”
理叔叔知道母亲不是托词，家里确实还有两个女孩等着吃午饭，缓缓地说：
“那好吧，我送你们一段，咱们走着聊。”
“茂琳好么？”母亲打听起伊阿姨的状况。
“我们都被揪出来了！”理叔叔沉重地说，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市里和父亲一起从山东来的老同志全是老运动员，没一个能躲过这场运动的，要是大家把高帽摞起来能比糖厂的烟囱还高。“怎么办？咬紧牙关挺着呗，可惜渭生没挺过来……”
“理局长，我不相信于渭生会走绝路，是他们逼的……他死得不明不白……冤枉啊！”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是条地道的汉子，宁折不弯。运动一来我就替他捏把汗，还叫艾平捎酒给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现在却走了……”理叔叔的泪水突然涌上来，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他的声音颤抖了，音调哀伤亲切，扭过头去擤鼻涕掩饰自己，以免加剧母亲的伤心。理叔叔和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他告诉母亲，市里的老同志都相信我的父亲是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同志。他们都和母亲站在一起，要是有困难和想不开的问题请母亲只管说，大家会尽力帮助我们的。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早晚有一天会昭雪平反……理叔叔停下来咳嗽了一声，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又迈开脚步接着说下去。“志刚同志，大家都想让我转告你，为了孩子，你也要想想自己，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活下去，无论如何坚强地活下去。你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拉扯大３个孩子，这也是我们作为渭生的老战友对你的希望！”
“谢谢……我明白。”母亲的泪水流下脸颊。
“还是到家吧，吃过饭再走。”理叔叔再一次邀请我们。
“不啦，我得赶回去。”母亲拉起我准备走了。
理叔叔想了想，从上衣兜里掏出２０元钱。
“哎呀理局长，我们过得去。”母亲赶紧拦住他，“你孩子比我多，日子也不轻松。不，我不能……”
“我和茂琳两个人挣工资，总比你一个人多吧。大街上推来推去的好看么……这回由不得你，听我的，是命令。”理叔叔硬将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给孩子，这是我和茂琳的一点心意。”
母亲不好推辞了，示意我收下。理叔叔一直将我们送上电车，才与我们相互道别，临上车前又从菜篮里拿出几个西红柿要我带给姐姐妹妹。电车走出去老远，他还在风中向我们娘俩挥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人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即使息息相关的人也情比纸薄。因为政治问题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反目，形形色色的人竟相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台。锦上添花的人有之，丢卒保车的人有之，大义灭亲的人有之，落井下石的人有之，反戈一击的人有之，唯独拔刀相助、雪中送炭的人寥若晨星。有理叔叔的一席话鼓励，淹没了我们内心巨大的悲哀，母亲的心里踏实多了，我的心里也热呼呼的，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母亲也没再省一角钱，领我一直坐到终点站造纸厂才下车，路过糖厂东大门家属服务站卖菜点的时候，母亲又买些新下来的土豆捎回家。自从父亲死后，母亲总是长时间的沉默，郁郁寡欢，此刻苍白的脸上却泛起红晕。尽管她与理叔叔的谈话时间短暂，毕竟能稍稍摆脱开平日的忧虑和压抑，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我跟着她走在路上，欣喜地看到母亲第一次浮现出笑容。她笑了，笑得十分动人……母亲一进家门就扎起围裙忙着炼大油，像过节一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土豆炖排骨，西红柿拌白糖，油渣炒小白菜，全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母亲破例喝起一盅白酒，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
“你爸爸这辈子没白交你理叔叔。在这种时候，哪怕有人对我说句好话，有一点笑脸，我就知足了，何况他都说到我的心里……”
那顿饭我像只贪婪的饿狼，恨不能一口把好东西都吞进肚子里。我想我确实像母亲平常所说的那样：“看你那没出息的吃相，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现在家里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还是炼过大油的肉渣子。说句大实话，我半个多月没闻到肉的香味，怎么能不“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我连句话都顾不得上说，一个劲儿闷头吃排骨，先风卷残云吃掉排骨上的肉，肉没了连脆骨都嚼碎咽进肚里，撑得腰都直不起来。
真是怪了，吃肉的感觉怎么比吃冰棍还好？
二、
我该开学了，再也无法实现进实验中学读书的梦想。我的科学家、园艺家、作家以及其他异想天开的理想，都化作色彩缤纷的泡沫破灭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昨日世界天翻地覆，教育界开展的大批判如火如荼，校园一夜之间变成弥漫炮火硝烟的战场，孩子们的脸上都失去往常的欢乐和笑容，呈现着僵刻的严肃神情。学生的座右铭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变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大、中、小学的领导班子一律被冲垮砸烂，编成鬼队劳动改造收拾厕所打扫垃圾。这一切就好像冰川开了冻，洪水泛滥在大地，一切都被急流卷走了，一切都被扭曲了。昨天还在上课的教师，今天却被学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其实造反派用不着煞费苦心给老师扣这么多帽子，发动运动的决策者们早已认定当教育工作者本身就是错误，理由很简单，“臭老九”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必须在体力劳动中接受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能给你留下一条性命已是手下留情、大慈大悲了。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验中学是典型的培养白专苗子的贵族学校，当然不能再让它凭考分招生，各区县的学生只能就近入学。我稀里糊涂被分进糖厂子弟学校初中一年级一班，开始上学了。小学成立了红小兵，初中成立了红卫兵，同学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校园，走上街道破除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旧思想，凡认为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都必须砸烂和没收。我是被划入“另册”的走资派狗崽子，连红外围都算不上，理所当然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妹妹也不能加入红小兵组织。这些事，不管多么难以理解，却是不可变更的事实。没有孩子再戴红领巾了，尽管它是红旗的一角，由烈士的鲜血染成。只有我固执地戴在胸前，挑战似地昂起脑袋，像唐.吉珂德一样滑稽可笑。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其实我是在和他们对抗，坚持证明我的革命干部子弟身份。因为我只能回顾过去，却无法预见将来，不管怎么说它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我骄傲的资本。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完全不准备有什么事的时候，突然和过去的生活切断了，从此也永远失去了以往的平静。我大概在同学们眼里是被时代淘汰的古董，没有人理会我的小心眼。他们投来的眼神不断提醒我，关于系红领巾的光荣现在仅仅剩下回忆，已落后于迅猛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了。我只能看着同学们身穿草绿色的衣裤，腰间扎着皮带，胳膊上戴着毛主席亲笔提字的“红卫兵”袖章，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出来，
要是不革命，
就滚他妈的蛋！
红卫兵运动越演越烈，锣声鼓声日日夜夜响彻城市的大街小巷。我所理解的“破四旧”就是造反派大张旗鼓地贴出通告，以革命的名义勒令家家户户交出“封、资、修”物品。大到阶级敌人的“变天账”、电台、武器，中到地主资本家的黄金白银、古玩字画，小到普通人家的刘少奇画像甚至观音菩萨，都得按限期交出来，否则严惩不贷。不过谈论想法是一回事，把想法实施是另外一回事，旧的生活似乎已经没法忍受，人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来欢迎这场运动，早已燃烧起来的幻想，这会儿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人人都熔化在一种普遍的群众性的眩晕里面，激昂的情绪发了疯。如果他们觉得谁是嫌疑分子准会毫不留情地破门而入，挖地三尺搜查，搞得你家鸡犬不宁。红卫兵抄家的革命行动成就不小，有搜出地契房契的，这无疑是“变天账”。有搜出金砖金条的，当即没收了。有搜出美元英镑马克的，他们家肯定有海外关系属于里通外国分子。至于那些过去的书籍，除马、恩、列、斯、毛选之外统统是大毒草，勒令各家自行付之一炬。生活已陷入混乱，不见得有那桩事情和别的事情相比显得格外出奇。就是佛门清净之地也不能幸免，革命小将冲进寺院，揪斗长老住持砸毁佛像遣散徒子徒孙……人间的清浊又该如何评说！
我羡慕人家的孩子能加入红卫兵组织，非常想成为一名红卫兵。我问母亲，我也想保卫毛主席，他们为什么不准我革命？
母亲无言以对，长吁短叹。
我难过地解下脖子上的红领巾珍藏起来，坚信有一天它会重新飘扬在孩子们胸前……有意思的是没过几天，我有不少同学被勒令交出袖章开除出红卫兵队伍，因为他们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子女，不能让其混水摸鱼从内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老师教我们文化课。
全校学生都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投身进文化大革命中，挥笔上阵大鸣大放，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信口雌黄百般丑化走资派，对他们大肆进行人身攻击，不批得体无完肤决不收兵。身不由己，我只好左耳听愿听的，右耳听不愿听的，或者干脆权当耳旁风得过且过。所谓的上文化课就是集体背颂毛主席语录，我背得滚瓜烂熟的一段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说实话，我似懂非懂所学的毛主席著作，让一个毛头孩子搞明白一篇《论持久战》不啻像读一部天书。我想同学们也难以理解书中深奥的道理，全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比如我能把“老三篇”倒背如流，老师如果提问《纪念白求恩》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肯定回答不上来。在我的印象里地球上只有４个国家，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小日本，一个美帝，一个苏修。老师还没有给我们上过历史和地理课，我连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全名都不知道。我觉得莫名其妙，世界上怎么还有个国家叫加拿大？那个大额头、鹰钩鼻子的白求恩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抗日，是不是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没见过我们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民兵用长矛大刀、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照样打得日本侵略者望风而逃？还用他一个洋人凑什么热闹……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惶惑，奇怪的是父亲讲的亲身经历怎么跟电影上不一样？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抗日战场上我的亲人牺牲得怎么那么多？日本国人少，中国人多，用一条命换一条命小日本也该完蛋的呀？我不敢把心中的疑惑告诉别人，老师的教导对一个孩子跟圣旨一样不可违背。且我经常用老师的话对付父亲：“老师说了，家长不能用打的方式教育孩子，有问题以理服人。”你别说，这招儿还真灵，说得父亲“扑哧”一下笑起来……不过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可钦可佩，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解救他们。我长大一定要向白求恩学习，做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到他的国家去解放他的后代。虽然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还是深信不疑！
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的人越来越多。这期间，学校副校长赵关键，语文老师侯字典，历史老师马历史，体育老师刘小伙，俄语老师陈斯基都变成大批判靶子。无论中小学学生都要参加厂里的批斗大会，开会前必定和大人们一起高唱雄壮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母亲原来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大部分都摇身一变成为批判大会上的急先锋。孩子们不明白，老师殚精竭虑教你的只是基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需要几十年，毁掉一个老师却是须臾之间。成才太不容易，应该好好珍惜，这才是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从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学校一搞革命行动就自动退席灰溜溜走人。“老子反动儿混蛋”，我是糖厂学校头号双料走资派狗崽子，自然比常人矮半截，就该自觉“滚他妈的蛋”。尽管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管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不过腥风恶浪在心里卷过的滋味确实不好受，我也不愿意反戈一击，反击谁？反击我的母亲，这万万不可能，只能使我自己伤心，我永远坚信她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其他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子弟也与我一样，一遇到不该参加的活动都自动对号，溜之大吉。
市里面越来越热闹，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
大街上一天到晚鞭炮震天，红旗招展，游街的队伍络绎不绝，这帮去了那帮来，比过年正月十五踩高跷、扭秧歌还热闹。各工厂、学校、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似乎都显示在揪出多少走资派上了。有一次，老师带领我们集体去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批斗市长的大会，这也是我头一次参加市里的批斗大会。
那天是个大暑天，早晨晴空万里。母亲怕中暑，给我带上一瓶凉开水，叮嘱我路上别忘了喝。
糖厂游行的队伍４人一排顶着烈日出发了，浩浩荡荡地踏着白土地走向东大门。天气炎热而沉闷，连丝风都没有。从糖厂徒步走到工人文化宫有十多里路，工人举着大横幅，擎着毛主席像，扛着红旗走在前头。牛鬼蛇神带着高帽，脸上泼着墨汁，挂着牌子夹在队伍中间，子弟学校的老师和初中生握着语录本跟在后面。长长的队列从糖厂二楼办公室一直绵延至东大门，缓缓地向前移动着。我们一路贴着砸烂糖厂反革命黑帮的标语，散发油印的红卫兵战报，举起红语录本高呼口号。先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省长李范五，市长章林，再打倒厂党委书记冯燕川，最后打倒我的母亲孙志刚。我不敢不跟着喊打倒国家主席、省长和市长，但我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那打倒的字眼不是哽在喉咙里，就是变了调，喊打倒母亲时只举起语录本比划着应付，张开的口型根本没发出声音，然而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我左右看了看，冯叔叔的女儿也不谋而合，同样光举起语录本不喊口号，一脸麻木的表情。冯叔叔率领的鬼队共５０多人，母亲就走在学生队伍的前边，不知为什么她的脸上没泼墨水？母亲低头走着，一只手把胸前的大牌子，样子很痛苦。那胶皮牌子有１０多斤重，用一根细铁丝挂在母亲的脖子上，人不能让它摇晃，稍一摇晃铁丝就往脖颈的肉里勒，很快勒出一道深深的紫印子。母亲的另一只手扶着头顶的高帽，高帽扎得不合适，每走一段路就往一边倒去，人必须扶着它才掉不下来。我清楚地看到母亲脸上的汗水顺着下巴往下落，飞扬的尘土把她变成大花脸。路远，没走一半路程我就感到口干舌燥，身边的同学也汗水涔涔地喊不动口号了。我拿出酒瓶子喝下一半水，舍不得再多喝了，跑出队列赶到前面将另一半水送给母亲，她看看瓶子摇头说：
“我不渴，孩子。”
“你渴……喝吧，妈。”
“留着你回去的路上喝吧。”
“我喝够了，可以再找个地方灌凉水。”
“归队。”有个看押鬼队的红袖章喝道。
“妈快喝。”我着急了。
“好吧，我润润嘴唇。”母亲不再推托，可刚要喝水瓶子却被红袖章抢走了。
“还我的水。”我说。
“造反派还没水喝呢，走资派倒享受起来！”红袖章使劲儿将酒瓶摔在马路上，瓶子“哗啦”一下碎裂了。“我让你归队，听到没有？”
我狠狠地啐了一口。
母亲抹把额头上的汗水，望望红袖章又望望我，犹豫着安慰我说：
“回去吧，艾平……就算我喝过了。”
“赔我水，不讲道理，打倒不准我妈喝水的坏蛋！”
我嘟囔着返回队列，一路上心里喊的口号全是这几句话。
越接近会场，我们走得就越慢，游行的队伍向前移动几步，停下来，而后又向前移动。我们差不多用一个钟头才走几百步路。从各方面涌来的队伍越来越密集地聚在一起，从大街拐进工人文化宫广场，然后又四散到各处。我们好不容易捱到人山人海的广场，文化宫的楼顶挂着巨大的横幅：“齐齐哈尔市革命群众造反大会”。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宏亮的心”。
因为是批判市长的大会，全市县团级单位都来参加了。
工人文化宫是齐齐哈尔市最宏伟的建筑群，主席台设在在文化宫的大门前，门前有两层楼高的大理石台阶，似缓缓的山坡蔓延下来，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尊毛主席挥手的塑像，大理石台阶栏杆两旁搭起高台，市长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跪在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两旁依次撅着各委、办、局的头头以及各单位的走资派。我翘起脚尖，伸长脖子，想看得清楚些，很快就看到撅在市长身边的理琨叔叔，又在众多的走资派中寻找母亲，糖厂的鬼队排得很偏，差不多挤在最边上。母亲低头站着，身边是冯叔叔的妻子，造纸厂子弟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朱蕴池……这次大会可谓无比壮观，台上台下站满一两千名走资派，毛主席的塑像下挤满１０多万群众，广场周围建筑物的窗口都挤满一张张脸，四下的树上垂挂着标语横幅，到处都是飞来飞去的红旗，挥舞的风拂乱人们的头发。那情，那景，那人奇特地混杂在一起，既像一条高帽和大牌子的长龙，又似一片红旗和语录的海洋。如果没有走资派撅在主席台前，你还会以为是在举行盛大的国庆典礼呢！
主持人通过麦克风宣布大会开始了，浑厚的男中音和尖利的女高音在会场上空回荡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
首先，全体革命群众高唱《东方红》，然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眺望主席台上的走资派，他们只有撅着的份儿，没人敢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一个个造反派上台激昂高亢地批判起刘少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人群开始山呼海啸了，一片片拳头举起来又落下，一阵阵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等口号喊过之后，才轮到批判市长的发言开始。那几乎和糖厂批斗会上的内容如出一辙，无非是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批判他是刘少奇在齐齐哈尔最大的代理人。有人揪起市长的头发问他是不是走资派？他要是不回答，必定遭到一通拳打脚踢……我虽年龄小不懂政治，但作为一个人的天良，一看到被迫害的人内心就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悯的情绪。我不忍心看下去了，心想狗屁要文斗，不要武斗，所谓的斗争大会就是打人折磨人的大会，谁信这种鬼话！但我不敢流露这种感情，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不敢也不能说真话。天热，众多人挤在一起，热气冲天，我汗流浃背，衬衣已经湿透，嗓子渴得快冒烟了。会开个没完没了，我先是站得腰酸，后来脚趾头也疼了。于是活动一下手脚，趁人不注意时溜出会场，跑到文化宫后面的体育场里去找水喝。我找到一个水龙头，一气喝个够，又痛痛快快地洗把脸。突然间想起母亲，得给她也弄点水喝，否则会中暑的。文化宫的大喇叭里仍在叫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说明会议还在进行，要是老师问，我可以说上厕所了。我走出体育场，顺手捡起路边的一个空汽水瓶子，返回水龙头冲刷过几遍，灌进满满一瓶自来水……
我溜回会场，周围人都晒蔫了，口号声也没有先前那么响亮。
平心而论，台上的造反派们也挺辛苦，大热天上蹿下跳喊哑嗓子不说，一个劲儿挥拳也不是个好受的滋味，胳膊起码得酸痛好几天。
谢天谢地，再没人上台批判走资派了，可他们要干什么，怎么有一辆大客车开到主席台前，从大道上把人分开？那好像是辆长途汽车，后面带着货架梯子，车顶周围有一圈低低的铁栏杆。红卫兵将市长押上车顶，拧着胳膊强迫他跪在铁栏杆里，又有人拿出瓶墨汁朝他的脸上泼去。后面的走资派依次走下高台，４人一行列起长队等待出发，我明白了，大会是要进行最后一项全市走资派大游街。人群骚动起来，推推搡搡地闪向两边。一两千个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缓缓地走出会场，林立的高帽形成一道奇特的洪流，声势浩大，煞是壮观。走在最前面开道的是一辆大卡车，卡车驾驶室前支起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后面紧跟着两辆插着红旗架着大喇叭的宣传车，然后是跪着市长的大客车，最后才是浩浩荡荡的走资派队列。宣传车上撒出雪片般的传单，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发现捡传单的尽是些孩子，竟有点怀疑他们目的不纯，是不是想把传单捡回家当擦屁股纸用？要不怎么会捡那么多还没够！各单位的人就地解散，只留下一些红袖章跟在队列旁维持秩序。我随着游街的队伍向繁华区走去，人和车辆越来越稠密起来，迫使走资派们不得不走一阵停一阵，长长的队伍绵延一两里地远的距离。街上的公共汽车、电车一辆衔着一辆靠在路边，其他车辆也为给游街的队伍让路绕道通行。大街两边看热闹的群众人山人海，但很少有人跟着宣传车的大喇叭呼喊革命口号。在我看来，他们那眼神儿哪里是来受教育的，倒像在免费看走江湖的耍猴一般。
一开始游街的时候秩序井然，没有闲人敢靠近走资派队列。我一直拎着汽水瓶寻找机会，想等看押队伍的红袖章松懈时再给母亲送水喝。我跟着游街的队伍走向第一百货商店，转过联营商店，又掉头朝市委方向走去，那大概是游街的终点站吧？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这支奇怪的队伍如此不可思议毛主席被造反派押解着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率领着几千个脸上泼墨的牛鬼蛇神，这些人又是多么忠诚的部下：市长、局长、厂长、处长、科长。且全被他们的领袖一夜之间打成阶级敌人，但仍旧愚忠，仍旧跟在他老人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宣传车的大喇叭正说着什么“伟大导师毛主席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胜利啊？几千顶白色的高帽默默地摇来晃去，所有的人都一手扶着高帽，一手扶着大牌子，步履沉重地在历史征途上转着圈子。他们像一群残兵败将一样垂头丧气，任人摆布，任人侮辱，没有目的，没有希望，满眼迷惘，满腔悲怆，从起点出发又转回到起点……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么？
我挤在人群里，紧紧跟着游行的队伍后面移动，又跑到队伍前头，踮着脚尖观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向后退了几步，来到马路牙子上，站在那里看每一张经过的面孔。大客车顶上跪着的市长早已筋疲力尽，有身后的红卫兵架着他的胳膊才没倒下。我清楚地看到，太阳直照到老人的脸上，都快把人烤熟了，汗珠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掉着，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红卫兵还在往下压他花白的脑袋，不许动弹。我极端愤慨，真想大喊：“不要再折磨老人，放开他吧！”但我本能地意识到，要是胆敢喊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声音，周围的造反派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我。游街的队伍路过市广播局，维持秩序的人连热带累提不起精神了，我趁机跑到母亲身边递过汽水瓶子：
“妈，给你水。”
“你没回去……哪儿来的汽水？”母亲颇觉意外地问。
“我捡的空瓶……你快喝。”
下午的太阳无情地射向灼热的街道，母亲的汗水几乎流尽，嘴唇干裂得发白，她不再说什么，拿起瓶子喝下两口，又望着身边的人停下来。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周围尽是干渴的嘴唇和期待的目光，我明白了，那是期待水，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大家都渴望得到一口水润润嗓子。母亲把瓶子递给身边的叔叔，他喝一小口又传给另一个人，那人同样喝一小口再传给下一个人，我这小瓶水竟传过２０多人。遗憾的是大街旁没有水龙头再灌瓶水，我甚至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捡个大点的瓶子，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喝上一小口水！游行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得很低，游街的队伍走到市委大门口自行解散，糖厂开来一辆大卡车接横幅、旗帜等东西。司机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捎带鬼队中走不动的人回家，母亲将我也抱上车厢。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面对团团包围的高帽和大牌子，夹杂大人之中摇晃颠簸，不知为什么，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祥之感我也仿佛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变成牛鬼蛇神，刚刚跟市长游过街……这情形发生在瞬息之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神灵启示我，使我有了一种神秘的预感，而且越来越强烈，将来也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一年以后，我真的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成为糖厂鬼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三、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文革”中报纸、电台上常用的语言。
糖厂学校的红卫兵忙于参加市里的造反大会，揪斗更大的“漏网之鱼”，一时顾不上母亲了。这对我们无异于龙卷风滚过的中心，树也静了，风也止了。母亲照常上班劳动改造，下班给孩子做饭洗衣服，暂时获得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学校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有许多活动不能参加，有的是时间躲在家里侍弄母亲没有工夫整理的菜园。
因为父亲的死，我一听到小公鸡打鸣就心惊肉跳。
小公鸡长成大公鸡了，它支棱起鲜红的冠子，高高翘起尾巴，抖着一身色彩斑斓的羽毛，天一放亮就练嗓子，搅得左邻右舍都睡不好觉。大公鸡极不安分，经常率领小母鸡钻过木板障子来我家串门，威风凛凛地在菜地里转来转去。母亲说它们来找虫子吃，小孩子家别惹大公鸡，小心叨手。大概鸡嫌葱叶辣，叨过几口就不再动它，转而毫不客气地叨起白菜叶，啄得一些白菜只剩下光秃秃的帮子。为防止它们祸害菜地，我天天负责往外撵鸡群。一开始大公鸡还有点怯我，听到吆喝声就往木板障子那边逃，每次逃跑都非常仗义，非得等５只小母鸡钻过障子自己再走……
我怕鹅，不怕狗，更不怕鸡。
糖厂大院里有不少人家养狗。我央求母亲给我养一只玩，母亲一直不同意，因为买一条猎狗要花很多钱，我们买不起，也没有谁肯白送我一只小狗崽。我前趟房的邻居杨明利家养条苏联大猎狗，周身的皮毛如同黄缎子一般漂亮，整天耷拉着大耳朵，伸着红舌头，非常温顺可爱。孩子们一没事就揪它的耳朵，拽它的尾巴，捂它的嘴巴玩耍。狗通人性，别看它对大人不客气，却从不肯着惹小孩。若碰上个淘气鬼把狗闹烦了，它顶多呜呜警告一番，看吓不住你掉头就走……只要孩子拿出大饼子给苏联猎狗吃，它马上伸出舌头舔你的手掌，表示又和好如初了。鹅不是个东西，我吃过亏，无论你对它怎么好都翻脸不认人，小孩被大鹅拧哭后捂着屁股逃跑的事时常发生。春节家养了两只大白鹅，一只白色长毛狮子狗。狗记性好，向来欢迎熟悉的孩子串门，鹅却六亲不认，昂起长脖子“哦哦”乱叫，个头快有我高了。我曾拔了两棵小白菜收买大鹅，它们没良心，吃过贡品照样用铁钳一样的嘴巴拧人，撵得我抱头鼠窜，狼狈不堪。那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呢，我哑巴吃黄莲，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谁让我自找倒霉呢！吃一堑长一智，我再去春节家玩一定给鹅捎点“见面礼”进门就打它们几石子。
没想到大公鸡也软的欺负硬的怕，渐渐地，它只惧大人不怕小孩了。最使我不能容忍的是它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连撵它都不在乎了。有一次我撵大公鸡时，冷不防它回头叨了一口，疼得我“妈呀”一声甩起手掌，它却钻过木板障子屁事没有！从此我领教了大公鸡的厉害，专撵小母鸡，因为轰走小母鸡它也不会留在菜园里。这样一来二去惯得大公鸡都不知道姓什么，我一撵小母鸡，它就支起脖颈上的羽毛耷拉着翅膀护住它们。我和大公鸡大眼瞪小眼地兜起圈子，心里都知道迟早得进行一场分出高低的决斗。
我恨恨地对它啐了一口：
“别以为我怕你，你不就是只大公鸡吗？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好哇，小孩，那咱们试试看。”大公鸡伸长脖子，歪着脑袋反唇相讥。“可惜你还没我长得高呢！”
一天，我放学回来走进院门，和往常一样，又看到５只母鸡在吃白菜叶子，大公鸡守在一旁大模大样地洗着泥土澡。我怒火中烧，冲过去撵得母鸡“嘎嘎”叫着翻翅乱飞，一只小母鸡慌不择路夹在木板障子缝间不能动弹了。大公鸡立即扇着翅膀跳起叨我，凶狠地保护起小母鸡，我双手遮住脸颊朝大公鸡一通乱踢……孩子和鸡刚好打个平手，我踢掉它许多羽毛，它将我手臂啄破一块……幸亏母亲回来才打破相持不下的僵局。大公鸡极不情愿地飞过木板障子，仍在那边悻悻地叫着不肯离开小母鸡一步。母亲一见什么都明白了，走过去扒开障子缝放跑母鸡，可恨大公鸡得便宜卖乖，大白天昂首打起嘹亮的鸡啼向我示威。这回我说什么也得报复大公鸡了，况且它没脸没皮经常从木板障子缝中伸过脑袋觊觎菜园。看情况邻居不会杀大公鸡，据说有公鸡“踩蛋”小母鸡下蛋早且多。我想出个歪点子，从鱼竿上解下个鱼钩上好蚯蚓放在障子边，然后撅着屁股隐蔽在大葱地里等它上钩……可大公鸡探头探脑盯着蚯蚓就是不下口，我着急起来，不明白它为什么不上钩？这才发现自己的屁股还撅在外面。我放下屁股淹没在高高的葱叶之中，大公鸡才伸过脖子一口吞下蚯蚓。啊哈，它立即打起嗝来，怎么甩动脖子也吐不出鱼钩啦！
第二天，我睡个好觉，早晨起来听到大公鸡仍在不停地打嗝，母亲还奇怪它怎么不叫，搞得她差点起来晚了？我偷着乐，表面上却装得什么都没发生过。邻居发现大公鸡整天打蔫，喝醉酒似地连连摇晃脑袋，以为它患鸡瘟了，赶快挖个坑将它活埋掉，以免传染就要下蛋的小母鸡。我铲除掉仇敌，竟有些忐忑不安了，生活中听不到习惯的雄鸡啼声，又似乎缺少点什么……邻居家的小母鸡也没公鸡胆大，偶尔钻过木板障子串门，一见到我的影子就望风而逃。
我心里有鬼，再也不撵它们了。
文化大革命在迅猛发展，其势不可阻挡，糖厂的运动搞得十分惨烈。紧跟着我的父亲又有４名牛鬼蛇神走上绝路：一个被打死，一个自杀，一个自杀未遂，一个逃跑失踪。
第二个含冤而死的是糖厂甜菜站的农务员纪宝山。糖厂在安达、龙江、泰来、克山等外县驻有６个甜菜管理站，负责有计划地种植和收购甜菜。每到１０月份，站里便派人下乡到农民中间宣传、切削、埋堆等方法，然后统一收购进厂。切削工作主要是去掉甜菜的尾根、须子和青顶……文革期间收购上来的甜菜切削质量较差，很不利于加工，被工人们戏称为“万国旗”……造反派硬说纪宝山验收甜菜时贪污受贿，因此导致质量问题，蓄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变着花样施尽酷刑，用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的车轱辘战对纪宝山进行大会批斗，“小会帮助”，最后竟把他活活打死了！
第三个自杀身亡的是糖厂子弟学校的校长刘文利，他瘦瘦的身材，矮个子，住我们隔壁那趟房向西数的第二家。刘校长患有严重的肺病，不大管学生的事，主要由副校长赵关键抓教学工作，学生们都喜欢脾气温和的赵副校长，怕严厉的刘校长。我记得刘校长一吃完晚饭就和爱人出去散步，他爱人赵阿姨特别胖大，两个人走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赵阿姨的身躯能装下我们３个校长。赵阿姨特别能吃，一顿饭吃几个大饼子还不够，每月供应的粮食都吃不到月底，母亲常拿出些粮票接济他家。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刚刚揪出刘校长没几天，他就在家里用剃须刀片割断大腿动脉自杀了。可怜他留下一个寡妇和４个孩子，我不知他们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苦难岁月的。
另一个自杀未遂的是王厂长，就是母亲在大会上揭发的那个嫁祸于父亲的人。当天晚上他被揪出来后，立即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母亲说，糖厂一向分成矛盾尖锐的两大派，一派是师爷师叔师兄师弟的“老糖家”人，另一派是外来干部和装卸队的老工人。我体会到毛泽东有一点说得不错：“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左、中、右。”按照这种理论区分厂里人差不多都分成３派造反派是左派，保皇派是右派，逍遥派是中间派。王厂长是“老糖家”人的代表，倒霉就在于他的根基深厚，保皇派想保他，造反派要坚决打倒他，王厂长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保皇派看保不住他又立即反戈一击，两派都掀起批判王厂长的新高潮，你刚斗完我来揪，我刚斗完你来揪，竞相表示革命造反的彻底性。王厂长实在受不了走马灯般的批斗，回到家里吞下一大瓶安眠药。头天晚上，家里人以为他太疲乏了，都想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谁也没敢惊动他。第二天早晨，他的爱人喊他吃早饭，发现丈夫的嘴角流出白沫子，这才将人送进医院紧急抢救。此时王厂长的脉搏已十分微弱，医生只能割开他脚心的血管输液……据医生说，幸亏王厂长命大，要是再晚送来一步人早没命了！
关于那个逃跑失踪的人，我只知道他姓梁，是个仓库保管员。
王厂长自杀未遂后，造反派又掀起一轮新的揪斗狂潮，凡历史不清白和出身不好的人统统排队过筛子。梁师傅年轻时在老家当过国民党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成为解放战士。本来这段经历算不了什么，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都吸收大批俘虏加强部队，打击敌人。造反派找梁师傅谈过一次话，要他交代当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梁师傅看到接连自杀３个走资派，几乎吓破了胆，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离家出走了。梁师傅的逃跑引起造反派的高度警觉，认为他很可能是条漏网的“大鱼”，立即兴师动众四下搜捕。可几个月过去连人影都没找到，只得草草把他定为国民党特务开除厂籍。可悲的是梁师傅一走了之落个清静，却苦了留在家里的老婆和孩子。梁师傅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两个孩子小，厂里一停发工资，一家人立即断绝经济来源。妻子听说丈夫失踪的消息泪流成河，她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也曾经想到过死，但为孩子还是咬牙活了下去，每月只靠在家属服务站挣２０元钱糊口度日。又过两年，妻子的泪水都流干了，也没有打听到丈夫的消息。家里吃过上顿没下顿，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幸亏有一个丧妻的老工人经常帮助她一家人，万般无奈，梁师傅的妻子嫁给了那个老工人。两家的孩子合在一起，一家人姓三四个姓，连换户口本时都得跟人家解释半天……
２７年后，梁师傅竟奇迹般活着回来了！
原来，梁师傅当年逃到黑龙江和内蒙交界的一个大山沟里，装成闯关东的盲流，隐名埋姓给人家放羊混口饭吃。为了保护自己，梁师傅很少说话，以至人家都以为他是哑巴。那地方荒无人烟，很少有人知道山外的消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梁师傅年纪大了，非常思念老婆孩子，他想再看一眼家里的亲人，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师傅几经辗转返回糖厂，一直怕被造反派发现，见人就躲，迟豫着不敢走进厂区。饿了，偷点青菜吃，渴了，喝口泡子里的水……梁师傅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路旁，恰巧被一个糖厂下班路过的工人救起来……但梁师傅无家可归了，妻子早已嫁人，孩子也不认识父亲。现在反而由于他的出现妻子突然又有两个丈夫，糊里糊涂地犯了重婚罪，让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于是两家的孩子便有两个父亲，母亲要同时照顾两个丈夫，她２７年前没流完的泪水，２７年后又接着流了，一天到晚痛不欲生，以泪洗面……这样的即成事实又怎么能不令人心酸，不单是妻子和两个丈夫，连两家的孩子都极其痛苦地哭作一团。两家人好不容易凑成一家，２０多年的患难与共，大人孩子都难舍难分。怎么办？怎么办？梁师傅感激妻子现在的丈夫给他养大两个孩子，让他们管继父仍叫爸爸，自己则忍痛“让贤”过起寂寞的日子。白土地人听说之后，无不为之潸然泪下。糖厂的领导班子，迅速补发梁师傅的工资，又分给他一间房子帮他安家落户。但是，梁师傅终因积劳成疾，没过两年就郁郁去世，临死也没有再开口说过一句话……
我讨厌造反派，倒不是没有造反的资格，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它是酸的。关键在于他们不讲道理，也不讲怜悯，动辄盛气凌人地发造反派脾气，打倒砸烂一切。保皇派倒是些有正义感的好人，虽不得势却重感情，不管明里暗里一味帮助老领导，很得走资派赏识，“文革”结束后基本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我最喜欢的是逍遥派，他们总是宽待走资派，极富同情心，从不打人、侮辱人。比如在批斗大会上，逍遥派也随大流喊几句口号，他看到哪个走资派撅得受不了，就暗示你上厕所休息一下。看到有人用皮带打你，就主动接过皮带让打手歇会儿，自己却干咋唬不动手……再比如，造反派头头让他去勒令哪个走资派来“小会帮助”，他会说你正在患病……强迫你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会分配你干点轻活，对你的“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就干脆视而不见。我看糖厂有一半职工是逍遥派，他们逃避运动，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也不许孩子惹是生非。每当上学前，家长都叮咛孩子千万不能打老师，下课早早回来帮家干点活。因为彬子的父亲当过伪警察，铁南的祖母是俄国人，明利的祖父是地主，他们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唯有春节和朋久根红苗壮能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我的伙伴们大多继承父辈的秉性，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即使我是糖厂头号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也重哥们儿义气，从不歧视、嫌弃我，照样和我在一起玩耍。
我常去春节家串门，除讨厌那两只大鹅喜欢他家所有的人。
春节的父亲面黄肌瘦，和蔼可亲，是糖厂单身宿舍的管理员。他很少管家里的事，唯一的爱好是喝酒。夏天不当班时，我常见郭叔叔和朋友蹲在三楼旁的大杨树下喝酒，大家摆上碟咸菜，倒上大半茶缸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郭叔叔喝酒的手势很奇特，他从不握茶缸把端酒，而是张开拇指和无名指扒住茶缸的外沿，伸长食指抠住茶缸的内沿，探出中指抵死茶缸底，把那个用不上的小指翘成莲花指，捏起茶缸送到嘴边呷上一口，嘴里发出满意的“吧唧吧唧”声，再吃上一小口咸菜下酒，这便是他赛过活神仙的时候了……在我的印象里，春节的母亲郭婶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是典型的山东女人。尽管有一个贪酒的丈夫和６个孩子，生活窘迫，家徒四壁，郭婶却任劳任怨，乐天认命。她总是拿出水萝卜、西红柿给我吃，一边忙着家务活一边说：
“小艾平，咱们是老乡，操他奶奶的，我怕啥，一个没文化的老娘们儿，谁管得着……告诉你妈来串门，别老一个人在家里憋出病，说说话，心里痛快痛快。”
母亲让我捎话：
“谢谢你郭婶，我不想给她找麻烦。”
郭婶在家属服务站拉氧气瓶。每天天一亮，郭婶早早给家人做好饭，穿起一件深蓝色的大围裙，拉起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氧气供应站运回４瓶氧气，就算完工了。若在厂区碰到母亲，必旁若无人地唠一会嗑儿，逗得母亲笑逐颜开，她才乐呵呵地拉起手推车离去。
“郭婶和你唠嗑儿，看你劳动的造反派不管么？”我问母亲。
“女人家的事，他不好意思听。”母亲微笑着说。
“都说什么？”
“有一次你郭婶告诉我，她拉氧气走到黄沙滩，想小便，见前后左右都没有厕所，人憋急了，索性用围裙蒙住脸蹲在马路边上就尿。吓得行人都不敢走道了，一直等她尿完才过去……你猜她怎么跟我解释的？”
我猜不出来。
“她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管他呢，我一个大老婆子怕什么羞。我把脸一蒙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我了嘛，他认得我是谁。尿他奶奶的，谁要是怕看见，就绕着走！”
春节家的大院像动物园一样热闹，有一条狗、两口猪、两只鹅、几只鸭、一群鸡。晌午头，郭婶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家里就炸了锅，猪扒着圈嚎，狗围着她摇尾巴，鸡鸭鹅追着屁股叫，所有的家禽都伸着嘴巴管女主人要东西吃。事情一大堆，得忙着干起来，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郭婶顾不得休息，放下葫芦拿起瓢，手忙脚乱地喂饱它们，之后孩子们也喊饿了，她又马不停蹄地烧饭做菜，侍候一大家人吃午饭。按理说郭婶拉着４个氧气瓶子一个来回走２０多里路，吃完午饭该休息了吧，不能，她还要洗衣服、做鞋、买菜，准备做晚饭。一天到晚人像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用她自己的话说：“待着也是待着，干点活累不死人，省得锻炼身体了。我没见哪个干家务活的人累死，倒见过不少人闲出来病的！”
我虽常去春节家玩，却不敢吃他家的饭。
有一次，邻居家的猪身上长满痘子，邻居怕传染“米身子”病，将病猪拖到铁丝网外的菜地里挖个坑埋了。人家前脚走，郭婶后脚就赶去挖出猪来。她麻利地给死猪放过血，扒去内脏埋掉，扛起猪身回到家里，大卸八块用高温煮过，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母亲说咱不能吃，吃了“米身子”肉，２０年后人的身上也会长出猪痘来，从此我再也不吃他家的东西。其实母亲是偏见，大字不识的郭婶却英明无比。“文革”期间不管买什么肉都凭票供应，唯有“高温肉”不要票，排一次队每人允许买一斤。所谓的“高温肉”就是“米身子”肉，我们无一例外吃得很香，至今也没长出什么猪痘来！
吸引我去春节家玩的因素，还有那条卷毛狮子狗娃哩。
娃哩是条出身名贵的雌性狗，大脑袋、小短腿，玻璃球似的眼睛瞪得溜圆，一身白色的长卷毛连眼睛都遮住了。我真替娃哩委屈，明明是只地道的中国狗，不知为什么非给它起个外国名字？那年月人人都讲阶级出身，却忽视了狗的阶级出身，都认为它是只毫不起眼的赖皮狗。娃哩愿意讨好每一个人，可事与愿违，不管谁碰着都讨厌地踢它一脚，春节的家人也从不当回事。说句公道话，其实这一切都因为没人打扮娃哩造成的。主人家穷，娃哩只能吃点残羹剩饭，吃不饱便出去觅食，成天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身上的长毛脏乎乎的拧成疙瘩，所以样子非常丑陋。娃哩特别懂事，每次见到我都摇尾巴撒欢，吃了我带给它的大饼子，必定举起两只前腿作揖，伸出舌头舔我的手掌。然后陪我出去玩一圈，再一直把我送回家门口，等母亲赏它点剩饭吃，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去……娃哩的爱情很不幸，大狼狗和苏联猎狗都和主人一样不屑理睬它，搞得娃哩很自卑，无奈之下恋上一只农村的大笨狗，可就在新婚燕尔之际丈夫即以身殉情了。有一天傍晚，我去春节家玩，走到他家那趟房头，正碰上娃哩和那只野狗交配，一群淘气的孩子跑过来齐声喊打，捡起大砖头一顿乱砸。可怜交配中的爱侣因生殖器连在一起无法躲避追打，越是害怕就越脱不开身。小牛犊般的大笨狗急了，拖着娃哩向铁丝网外跑去，竟慌不择路逃进死胡同。前有铁丝网挡路，后有追兵，这下孩子们可真是“关起门来打狗”了，雨点般的石头劈头盖脑落下来，打得两条狗“嗷嗷”惨叫。我大声喊道：
“你们住手，要打死娃哩的！”
“去去，”一个大孩子一把推开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别打啦……娃哩快跑！”
哪里逃跑得了，娃哩仍和大笨狗紧紧连在一起。没人理睬我的呼吁，因为大笨狗是条没主的野狗，打死它可以拖回家吃肉，大家都打红了眼，谁也不肯手下留情。我怕打坏娃哩，又情知自己制止不住疯狂的孩子们，愤愤地跑向春节家报信，一边跑一边回头挥动拳头：
“你们等着，我叫郭圈子去！”
事也凑巧，偏偏春节没在家，只有郭婶跟我跑回来，她一见孩子们就骂道：
“我操你祖宗的，小王八羔子，滚开……它们还没完事呢！”
大笨狗被石头砸得脑浆迸裂，鲜血横流，奄奄一息，娃哩也被打得半死，伤痕累累。孩子们眼见煮熟的鸭子又要飞出锅里，不顾大人的斥骂仍旧砸狗。郭婶抡起巴掌朝下打去，连打带吼地驱赶孩子们：
“你奶奶个孙子，叫你们打狗……它们好好的，着你们惹你们啦！”
这工夫春节和彬子赶来，抱着砖头砸向恶作剧的孩子，众孩子这才觉得大事不好，抱着脑袋纷纷逃之夭夭。春节抱起娃哩，用脸蛋贴着它的脑袋，心疼得流下泪水，郭婶却乐得合不拢嘴巴，拍着儿子的脑袋说：
“哭个屁……儿子，这样倒更好，省得我忙活啦，乐才对！
“为什么？”春节问。
“你爸这回可有下酒菜啦！”
大笨狗死了，第二天变成春节家饭桌上的午餐，一家人美美地享用一顿辣椒炖
狗肉。我报信立了大功，作为奖赏得到狗腿上的一大块瘦肉，谁又能架住肉的诱惑呢，从此只要有肉吃我谁家的饭菜都来者不拒。我撕啃着狗肉，一口不罢一口地狼吞虎咽，长这么大头一次知道狗肉是蒜瓣状的，味道比猪肉还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辣椒放得太多，辣得我嘴唇发麻，“嘶嘶哈哈”摇头晃脑，我想我这会儿的模样一定跟吞下鱼钩的那只大公鸡差不多少……我走出屋门，来到狗窝前，见娃哩蜷缩成一团，头缩在怀里，浑身都在颤抖，它还久久不能控制自己。我把啃光的骨头扔过去，心想它一定会像以前那样欣喜若狂地吞下食物。可娃哩只是抬起脑袋，颤动着湿润的鼻头闻闻骨头，又郁郁地缩回去，将脑袋趴在前爪上不动了。我以为它跟我闹着玩，捡起骨头扒开它的嘴巴硬往里塞。娃哩还是痛苦地呜咽着不肯吃，它抬起玻璃球般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目光在说：“对不起，我吃不下去……”它的眼角里涌出一种亮晶晶的东西，越涌越大，不断地滚落在我的脚面上，我低头一看，竟是泪珠！
我顿感无比震惊，畜生也思念它的配偶，也伤心流泪！
仅仅那么一次不幸的同房，娃哩就怀孕了。
四、
８月中旬，报纸上刊登出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联好得很。”
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齐齐哈尔的学生闻风而动，展开革命大串联。糖厂初中的学生，３个一帮、５个一伙成立起什么“红万代”、“千钧棒”、“鬼见愁”战斗队，也到全国各地进行新长征了。有胆大的同学一到北京就收不住脚，趁机逛遍祖国的天南地北，名山大川。偶尔回来的人讲起外面的世界，眉飞色舞，精彩纷呈。什么免费乘车，免费乘船，免费住宿，免费吃饭……总而言之不管到什么地方，当地政府一律包你吃好睡好玩好。这令所有没机会出去的低年级孩子羡慕不已，我当然毫不例外。家里管得严的孩子一般都不敢出去，怕大串联的路上出意外，只得留在家里做逍遥派。而那些串出经验的孩子则继续骑马挎枪走天下，进行真正的免费旅游。逛完北京去上海，逛过上海奔广州，最后一站大抵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那标志着他或她已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没什么感兴趣的地方游逛了。
高年级的学生每次回来都拿出一大沓子照片，向我们这些没串联过的孩子炫耀去过的地方，以此证明他们每到一处串联的革命业绩：打倒过多少牛鬼蛇神，冲击过多少党政机构，砸烂过多少历史文物……常常是出去没带一分钱，归来还带回一大笔补助费，简直成了串联爆发户！我恨不得也能出去一试身手，可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谁也不许我加入他们的战斗队。我心里不服气，坐火车算什么新长征，有本事像北京的红卫兵那样走着去韶山呀！我听说市里的学校组织过长征队，出发前曾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参加长征的红卫兵都信誓旦旦一定要徒步走过千山万水，将韶山的革命火种带回齐齐哈尔，把长征的接力赛永远传递下去。可他们出发后没走到大庆就灰溜溜地解散了，为什么？长征队在荒野里遇到一只狼，谁也不敢再拿性命冒险了。“哼，那么多人碰到一只狼就吓退了，真上战场冲锋打仗，枪声一响还不吓尿裤子。要是允许我长征，绝对一往无前！”我安慰自己道，心里平衡许多，随即将烦恼置之脑后。马上又有点不平衡的是，和姐姐要好的几个同学成立一个“花枝俏”战斗队，吸收姐姐加入他们的革命组织，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姐姐终于幸福地向母亲要了１０元钱作路费，和同学们一起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北京革命大串联了。
对我来说，去北京绝对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糖厂“文革”的主力、化工学校的实习生，也加入大串联的洪流之中。糖厂的造反派仿佛一下子失去主心骨，掀不起大批判的新高潮了。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转播起实况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喊声充斥于天地之间。
学校停课闹革命，母亲不用打扫教室卫生了。造反派唯恐学校的鬼队闲着，将他们并入厂里的鬼队一起劳动改造。要说糖厂“文革”真有什么胜利成果，我看百分之百是体现家属区的卫生环境改观上。近几个月来，清洁工也戴上红袖章造反了，全都大批特批起全国掏粪模范石川祥，大院里再没有人愿为资产阶级打扫卫生，清除粪便。问题是无产阶级也得吃喝拉撒睡，也要不断制造垃圾，家属区有几十趟平房，每天要倒出多少垃圾，谁又能分清那些废物究竟姓“资”还姓“无”？狭窄的街道垃圾成山，污水横流，苍蝇蚊子乱飞，下过雨后全是黏糊糊的泥浆，骚臭难闻，无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上下班都像逃离垃圾场似的一溜小跑。公共厕所就更没法儿进了，毛坑边遍布粪便，过道上尿水成河，肥大的白蛆爬满墙壁，苍蝇在周围成群飞舞，叫上厕所的人无处下脚。那也不能不上厕所呀，人憋极了只得捂着鼻子硬着头皮方便，那你必须得十二分留神儿，时刻提防墙壁上的白蛆别掉在自己的脑袋上……造反派头头们头疼了，调来鬼队顶替造反的清洁工。走资派们推着铁架子手推车，扛起扫帚打扫起家属区的环境卫生。我的母亲是糖厂鬼队里唯一的女鬼，理所当然地负责起女厕卫生，男鬼们则负责清除垃圾，平整街道。他们上午扫过来，下午扫过去，一早一晚从不耽误。这一措施立竿见影，泥泞的街道铺上一层炉渣，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道两旁还挖起排水沟。厕所里也焕然一新，屎尿被铲除干净，过道铺上一层石灰，蛆和苍蝇都被石灰杀死，臭气也荡然无存了。我最佩服的是我们的副校长赵关键，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生活一向持“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过去当校长时，总是戴着副金丝眼镜，发型梳理得一丝不乱，裤线笔挺，皮鞋擦得能晃出人影。现在却斯文扫地，金丝眼镜换作黑框眼睛，怕别人认出来似地匆匆走过。你看他穿双高统雨靴，挽着脏兮兮的工作服袖口，拉着粪车逐个厕所掏粪池子，干什么事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说“臭老九”拈轻怕重，我看着实有点冤枉。
赵关键几近完美的敬业精神值得每个有良心的人效仿。他扛起掏粪勺，每走到一处厕所便清清嗓子朝里面轻声喊道：“厕所里有人吗，我要掏粪啦！”若是女厕所有人，里面必定咳嗽一声示意有人。男厕所里面有人，则不耐烦地答应一声：“急个鸟！”此时赵关键决不敢贸然动手，定诚惶诚恐守在外面，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吸起来恭候。若碰上女的不耐烦，会骂他一句“流氓”，出来后红着脸吃吃地笑着什么也不说，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赵关键则害羞似地背过身子，深深地低下自己的头，大气都不敢喘。因为高度近视，他怕自己没看清楚，里面的男男女女提上裤子走人以后，他还要接上一支烟等待一会儿，确信没有动静再行工作。唯恐掏粪时若不小心，让粪便迸溅到哪个造反派尊贵的屁股上，说他故意进行阶级报复，那可是罪上加罪。若是碰上哪个好事的人，提着裤子走出厕所问他一句：
“赵关键，现在关键是什么？”
赵关键肯定一付卑顺的样子回答：
“关键是态度老实！”
不单单赵关键，所有的走资派对劳动改造都显示出极度的虔诚，都认为自己有罪，想通过汗水洗刷罪过，由鬼变人，重见天日。即使是党委书记冯叔叔也幼稚得可笑，看上去他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严寒冻成冰坨，仍保持乐观，准备接受命运的打击。冯叔叔坚持认为“文革”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情，相信明天早晨一觉醒来，境遇就会有所改善。他经常悄悄地鼓励周围的牛鬼蛇神：“再挺一阵子吧，等待不会久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必定拉清单’。”后两句是冯叔叔从电影《小兵张嘎》中借用的台词，意味特别深长。尽管说不上是自欺欺人，看起来也不无道理。但他们还不懂得当时正在形成的历史，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整整１０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熬到出头之日。岁月蹉跎，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宝贵的１０年，这笔账又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母亲打扫厕所归来，我吸着鼻孔说：
“妈，真臭！”
“你这孩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倒嫌起妈来……”母亲一边洗手，一边笑嗔道。“出去换换空气，玩会儿再回来吃饭。”
其实我是变着法儿想出去玩，没等她的话音落下，早一蹦一跳地跑出院门。
我想，那时候孩子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能随心所欲地大玩特玩。以一个不懂事孩子的眼光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好极了，真是彻底砸烂了旧十七年教育路线，再不让我们有学习的压力，一到考试前就紧张得废寝忘食，考来考去人都考糊了。假如母亲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有人怂恿我造反，我也会革老师命的，凭什么整天填鸭式地灌输我们知识？没文化的工人农民多着呢，不一样有活干、有饭吃么？像现在不上课光疯玩多好。要是民主举手表决停不停课闹革命，我肯定举双手赞成：“停吧停吧快停吧，我打心眼里不愿背着双手，目不斜视的一坐就是一天，纯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该砸烂！”可是我不敢跟母亲表露这种“活思想”，这些想法和其他的想法一样都被深深地藏在心底，否则她肯定会板起面孔批评我的。
天气很热的时候，院子里根本没法儿待，因为那里整个下午晒着太阳，像着了火，傍晚时分仍旧闷热。只有临街的一边还能让人觉得舒服，坐在那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明利家的后窗飘出一股炖肉的香味，一定是他的父亲打猎归来了。我转过房头，来到明利家的院门前，又收住脚步踟躇着进还是不进？那只大耳朵的苏联猎狗趴在院子里，正用前爪抱着水禽的内脏大口小口地吃着美餐，顾不上再理我这个小朋友了。“狼心狗肺，有好吃的就不理人家，我给你东西吃的时候怎么不这样！”我数落着苏联猎狗，猜想杨叔叔这次打的是什么野味，是大雁？还是野鸭？真想进去看一眼他的双筒猎枪，顺便捡几根水禽的羽毛留着扎毽子用。杨叔叔平常绝对不许孩子动枪，总是将枪装入枪套挂在墙上，仿佛孩子一动猎枪就会自动走火似的。我要看枪，必须趁大人不在家时给明利进贡几张“啪唧”，他才神秘兮兮地打开枪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我知道这时候杨叔叔正在擦着猎枪休息，身边还摆着不少黄铜空子弹壳。如果我进去帮点小忙，比如擦擦空子弹壳什么的，杨叔叔就会笑眯眯地对我夸奖起苏联猎狗，说它如何懂事，一旦枪响就会叼回掉进苇丛的野禽……往往我一边附合着杨叔叔，一边嗅着从外屋大锅里飘来的香味儿，而此时明利的母亲一定正往一个大盆里盛肉，她就要端进屋里招呼一大家人开饭了。
白土地人有个惯例，从不拒绝孩子串门，赶上吃饭，必定给孩子们分点好吃的东西尝尝。有极个别的小气鬼吃点好东西捂着盖着见不得人，一到吃饭时就往外撵串门的孩子。久而久之，他家的人缘就臭不可闻，东邻西舍都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敬而远之，或断绝来往……一大盆煮熟的野味端上炕桌，杨叔叔会分给每一个来“串门”的孩子一大块野味尝尝鲜，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准能得到一只野禽的大腿吃。一来二去，明利洞察我的企图撵我走了，我也不能不走了，但是我的脚却不肯动地方，除非我答应再进贡几个玻璃球……我现在可不能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去串门了，因为母亲警告过我：“咱人穷志不短，你要是再敢去等东西吃，我就揍你！”站在太阳底下实在太热，我的鼻尖已布满汗珠，但我实在舍不得走开，本能也鼓励我这样做，又绕到明利家的后窗下蹲在墙根下乘起凉来。其实你要是坐着一动不动，天气热得也不算厉害。我家的外屋门大敞着，母亲正在做晚饭，我虽饥肠辘辘却对炒小白菜没有胃口。话说回来，吃不到肉闻闻香味儿总可以吧，那母亲你就管不着我了。我抽动鼻孔吸着香味，不由涌起一阵渴望之情，狠狠地咽下流出嘴角的涎水，心里怨恨起父亲：“他还当兵的出身呢，为什么不买杆猎枪打猎……光喜欢喝酒吹大牛，死的活该！”
“于瘦子”
明利手上拿着个大雁腿，从后窗口探出身子，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满嘴油光光地喊道。
我仰脖朝上望着大雁腿，没吭气。
他心情很好，又喊了一遍。
“干什么？”我没好气地站起身，像条鱼从水里跳出似的，吓他一大跳。
“你在这儿，”他说，“我和郭圈子、猫眼说好，明天去养鱼池钓鱼，去不去？”
我什么都没听到，眼睛死死盯住他手中的野味，鼻孔还在鼓动。
他可能吃腻了，顺手将雁腿塞向我的嘴巴，我张开大嘴一下撕掉少半条腿。明利心疼地收回雁腿，埋怨我嘴太黑，不敢再让我再尝第二口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对自己如此的没志气感到很是惭愧，笑得足以让他想哭。但我已经心满意足，足足喷喷香了一个晚上。
我走出白土地，走向荒野了。
母亲允许我和小伙伴们去钓鱼了，以免她打扫厕所碰上我和孩子们玩时尴尬。
在距白土地西南５里路的地方，有一条头道大坝截断的江汊子，两岸长满密集的菖蒲、水葱与水草。在大坝的西面，形成一个十几亩水面的泡子，像条横卧在稻田地旁的大鲤鱼。有家企业投放出鱼苗，把它开发成天然的养鱼池。在大坝的东面，是一片曲曲弯弯的绵延七八里的芦苇荡，直至糖厂大院前的西下洼才是尽头。芦苇荡里盛产老头鱼，比西下洼的老头鱼大多了，西下洼钓上来一条至多一两重，这儿钓上一条就有半斤重。我经常扛着鱼竿拎着蚯蚓罐，和彬子、春节等小伙伴穿过爱国菜社的菜地，到大坝东面的芦苇荡里钓老头鱼。其实我们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来芦苇荡钓老头鱼，暗里想到养鱼池偷钓鲫鱼。
我们的鱼具非常原始，甚至连根普通的竹竿都买不起。鱼竿是用柳棍绑上根扫帚条子做成的，鱼漂是个一指长的高粱秆，鱼坠是颗小小的螺丝。可想而知，这样的鱼竿有多好笑，甩到空中挟起一阵呼呼作响的风，比赶车老板挥舞的长鞭子还要笨重。只有鱼钩没法儿自制，是去市里的鱼具商店买回来的。我曾别出心裁找出几根母亲的缝衣针烧红弯成鱼钩，但没法做出倒枪刺，好不容易钓上条鱼儿没等拽出水面就脱钩了，让你白白欢喜一场。我不喜欢钓老头鱼，它从不逗钩，发现鱼饵就一口吞下拽沉鱼漂，傻瓜都能轻易地把老头鱼提到空中，看它在鱼竿下挣扎，还得撕开它的大肚皮取出宝贵的鱼钩。钓鲫鱼可没那么容易，你必须时时刻刻举着鱼竿，眼睛盯住碧波里上下蹿动的鱼漂，焦急地等待逗钩的鲫鱼含住鱼钩。然后猛地一拉鱼线，用左胳膊肘夹住鱼竿，把右手伸进水里抓住那条始终扭动着身子的鱼儿，摘下它嘴里的鱼钩……
整整一上午，我们都不耐烦地看着太阳，嘴里嚼着酸模浆，盼望它快点爬上中天。一到晌午头，那个看养鱼池的人都喝点酒钻进马架子睡一觉，我们就可以越过大坝偷钓鲫鱼了。我放下鱼竿，躺在绿草如茵的坝坡上，头枕着双手，心里洋溢着幽静的喜悦，仰面朝天晒起太阳。身旁的花草散发着浸人心肺的馨香，天空中飘荡着大朵大朵的白云，一根柔软纤细的蛛丝被风吹得左右摆动，从地上飞快地向白云边上荡去。只要孩子心里想什么，云彩就会变幻出他想的东西：坦克、军舰、飞机、骆驼、山峰……应有尽有。有一只蚂蚱跳在脸颊上，爬得人痒痒的，我翻身抖掉蚂蚱，眯缝起眼睛眺望芦苇荡。东北人素以“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来形容北大荒的美丽和富饶。我从没见过狍子，倒经常能看见芦苇丛里有小野鸭子出没，三三俩俩游到开阔的水面戏弄鱼漂，发出“呷呷”的叫声。在芦苇深处，母鸭子呱呱呱地叫个不停，相互传递着感情。时而，小野鸭子们也会尾巴朝天倒竖起身体，脑袋扎在水中寻觅小鱼，荡起一圈圈扩展的水纹。小伙伴们扒下衣服跳进水里，光着屁股钻进芦苇荡追逐小野鸭子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看鱼竿。他们都比我水性好，我只会点干扑腾不动地方的“狗刨”，怕乱草缠住手脚，不敢跟他们一起去追野鸭子玩。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水面上“哗啦”扬起一股波浪，一根鱼竿被大鱼拽离岸边，摇摇摆摆地穿过水面的枯叶向深处冲去。我慌忙爬起来去够那根鱼竿，没想到水底的大鱼力气不小，一下子将我拖下岸去，连鞋带衣服都湿透了。我懊恼地想：“要是逮到这家伙，非摔它个稀巴烂不可！”我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双手把住鱼竿往岸上拉去，大鱼竟跟我玩起“拔河”的游戏，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游动。它“呼隆”一声蹿出水面，吓了我一跳，天啊，这哪里是鱼，分明是一只硕大的老鼠！我大叫起来：
“来人啊！你们快回来……来人啊！”
彬子怀里抱着什么钻出苇丛，一只手划着水游来。春节和明利也随后钻出，沾满水藻的头发从额头上垂下来，一边游一边问：
“怎么啦……于瘦子，大惊小怪？”
“快来看呀，我钓着个怪物。”
彬子没逮着小野鸭子，却意外地发现一个鸟窝，抱回来４个野鸭蛋。他问：
“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快来呀。”
那只大老鼠又跳出水面，落下去溅起一片白花花水浪。大家跟着欢呼：
“水耗子别松手，于瘦子！”
“快点，”我被拖进深水里，一只手仍死死攥住鱼竿不放，两只脚蹬动着浮上水面，呼哧呼哧吐着水花喊。“我不……行啦！”
３人迅速游到我的跟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又掐住大老鼠钻出水面，顺手将它扔到岸上摔死了。我们逮的水耗子像个半大的兔子，老鼠脑袋，尖利的牙齿，深灰色的皮毛油光锃亮，你随便用手一捋，皮毛上的水珠都随之滚落得干干净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只皮毛十分珍贵的野生水獭一条老头鱼吞下鱼钩，水獭吞下老头鱼，不幸叫几个不识货的孩子逮住了。中午，彬子和春节到附近的地里偷来些土豆，让我搜集柴草点燃篝火。我来回在树丛里收罗好一阵子，才弄到一抱枯枝杂草，回来后放在坝下避风的地方，有点发愁了，我不抽烟没有火柴怎么点火？彬子一笑，像野外生活的行家似地拿出个放大镜，又掏出一张“啪唧”打开放在干草堆下，趴在一边对着太阳聚起光。放大镜下射出一道耀眼的强光，慢慢在纸上聚成焦点冒起烟来。春节鼓起腮帮吹出几口气，青烟变成神奇的蓝色火苗，干草堆燃烧起来，火焰不断拔高，火星子乱蹿。
“真是好样的，快放土豆！”我由衷地赞叹道。
“这算什么，”彬子往篝火里填着干树枝，不屑地说。“等领你去大江蹲宿儿，那才叫过瘾呢。”
东北人说的蹲宿儿就是钓夜鱼。去年暑假，我趁父亲出差的时候偷着和明利去江边摸蛤蜊，正碰上春节和小伙伴们在朝鲜族人抽水灌稻田的水泵站旁蹲宿儿。春节鼓动我们留下来，说白天用甩线净钓带鳞鱼，晚上下撅达钩能钓到大鲶鱼。我鼓足勇气留了下来，没想到母亲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家吃晚饭，找到明利家打听到我的下落，央求他的父亲找我来了。杨叔叔背着猎枪带着苏联猎狗打着手电筒找到水泵站，将我强行押解回家，搞得我非常没面子。伙伴们都讥笑我是妈妈的宝贝，一点都没有男子汉的野性！
“你都变成野孩子啦，”母亲也不原谅我，生气地训斥道。“连家都不回，太不像话！”
“人家的孩子怎么有自由，偏偏我骄气，”我反驳道，“不要你管。”
“你爸爸不在家就反啦！”
“你今天把我逮回来……明天还去。”
母亲打我了，巴掌落在头上一点不疼，我笑着不改口气：
“我就反啦……”
“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你还敢去大江……”母亲用手拧起我的屁股，“敢反。”
“妈……我的屁股……”我由笑转哭，咧开嘴巴大喊。“你真拧呀？”
“你听不听话？”
“听、听，饶了我吧……我不敢去啦！”
一想起屁股蛋子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我就有点胆秃，任伙伴们诱惑也不敢去蹲宿儿。可是我的内心非常神往那滚滚滔滔的嫩江，我又长大一岁了，希望母亲能还我点野性，同意去蹲宿儿……彬子烤土豆很内行，他等火堆烧成暗红色的灰烬，才把土豆埋进灰堆里，烧出的土豆既香又没糊味。吃过野餐，他们派我去侦察“敌情”，看看鱼人进马架子睡觉没有？我翻过大坝仔细观察一圈，想必看鱼人已喝多睡过去，偌大的养鱼池阒无人影，连青蛙都头痛烈日的爆晒，悄无声息。我把两手握在一起做成螺号，嘴巴含住大拇指间的缝隙，吹出“呜啊呜啊”的螺号声通知大家可以行动了。春节仍不放心，他决定借游泳做掩护声东击西，留彬子一个人躲在蒲草丛中的“鱼窝子”偷钓鲫鱼。
我们抱着衣服移师养鱼池，光着屁股跳进“锅底坑”游泳，转移看鱼人的视线。
一提起“锅底坑”，我的心中就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哦，锅底坑，我终生梦绕情牵的地方，童年时代的乐园！那是鲤鱼状泡子尾部的一个水湾，有４０多米宽，池水深邃清澈，人走下去几步就没及头顶。明镜般的水面闪烁着粼粼波光，水草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淡绿。一堆堆黑色的小蝌蚪摆动着扁平的尾巴嬉戏着，水蜘蛛不停地打旋，小虾活泼地跳跃着划出一道道水纹。有条大黑鱼箭一样的射过来追逐小鱼小虾，头顶的水面冒出一串串白色的气泡……我一步步试探着下到锅底坑里游泳，小鱼苗围拢过来啃咬起我的小腿，搞得腿肚子痒酥酥的。我想抓一条小鱼看看，谁知刚一伸出手指，它们就掀起一片涟漪跑得无影无踪。春节和明利轻松地渡着锅底坑，深色的绿波在他们身后合拢后，又分成两道水波扩散开去。我游一个来回就气喘吁吁了，他们嫌我太笨，留下我看衣服望风，用手掌愉快地击打着水面，慢腾腾地划动着肩膀游向泡子中间采青菱角吃去了。我望望对岸，发现一个骑自行车、戴军帽的人驶向马架子，看他胳膊上的红袖章好像是个造反派。不经意地想：“反正看鱼人睡得好死……‘军帽’是铁路警察管不着这一段！”我麻痹大意地跑到“鱼窝子”，双手撑着膝盖半弯着身子看彬子钓鱼。
“鱼窝子”是钓鱼人在蒲草丛中开出的一小块水面，这样便可从容甩钩而不刮线。养鱼池里甩的是胖头鱼、鲫鱼和鲤鱼苗，大脑袋的胖头鱼生长得非常快，一年就长两三斤重，但它们不咬钩，只吃水底的菖蒲根和芦苇根。孩子们对养鱼池里的胖头鱼不感兴趣，专爱钓鲫鱼。彬子无愧于钓鱼高手，他一手举着鱼竿聚精会神地盯着鱼漂，一手捏着块大饼子攥成的面食，连连将银光闪闪的鲫鱼甩上岸来，不一会儿脚下的鱼网兜就快装满了。养鱼池里的鲫鱼特别傻，彬子两条一对地往上拽鱼，它们还优哉游哉地翻上水面逗弄鱼漂。猛然间，彬子的鱼漂扎进水面又浮上来，急速地向水草深处驶去。他回手一拽鱼竿，竿梢几乎拉成弓形，鱼线绷紧了，拉力越来越大，一条大鱼随之浮出水面，扇翅亮尾地击起一圈波浪。
“大个的！”我欢呼起来。
彬子怕大鱼脱钩，任那条大鱼在水里活动着，时而放出鱼线跟着鱼走，时而举起鱼竿向后退去。连春节在泡子中心喊我们都没在意。
“快跑，于瘦子，猫眼……他抓你们来了！”明利也用手比划着喊道，“就那个军帽！”
我抬头一看，那个骑自行车来的军帽正猫着腰奔向我们，叫道：
“猫眼，快跑呀！”
彬子用力一拽鱼线，大鱼脱钩了，他拿起网兜扛着鱼竿迅速逃去。军帽大声吆喝两个孩子站住，跟在后面穷追不舍。我和彬子仓皇地翻过大坝，猫腰钻进一片茂密的苞米地里隐藏起来，那军帽爬上大坝就不再追赶了。我们瘫倒在垄沟里，四仰八叉地喘息着，并不担心春节和明利此时的处境，养鱼池大，他们完全可以从安全的地方上岸溜之大吉。一个大马蚊子叮在我的脊背上，我伸手打去，突然想到糟糕透顶，我们都还光着屁股哪……这下我可闭了气，差点没昏厥过去，由于我的失职着急逃跑，衣服竟成军帽的战利品，大家谁也回不了家啦！我坐起来，嗑嗑巴巴说：
“衣服……我们的……衣服……”
“衣服……你弄哪去了。”彬子也光穿条小裤衩，转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没抱过来？”
“没……对不起……我忘了。”我浑身发软，急得几乎流出眼泪。
“对不起就完啦，你真没用，连衣服都看不住……”彬子气呼呼跳起来，大声嚷道。“还对不起什么，找去！”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尴尬地提醒他道。
“穿我的。”
彬子这才似有所悟，脱下裤衩递过来，他自己也变成光屁股猴，只能蹲在草丛里等待我归来了！
五、
我犯下弥天大罪，无话可说，只得穿上彬子的裤衩硬着头皮去找衣服。因为我懂得错误的严重性，即使大家真的光着屁股走回家去，一顿臭揍也在所难免。
翻过大坝时，我发现草丛里的那只水耗子，漫不经心地拎起来，磨磨蹭蹭奔向“锅底坑”。太阳躲进云层里，暗影迅速地扩大，把整个养鱼池都遮掩住了。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衣服不见了，但再难也得迈出第一步，为了大家和我自己必须找回衣服。“我现在不去想它。”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同时加快了脚步。我鼓足勇气转向对岸，绕过一道小桥，沿着一片苞米地接近马架子，看鱼人的窝棚就座落在泡子边的几棵大榆树下。我拨开茂密的苞米叶，一边走一边琢磨着怎么跟看鱼人说能要回衣服……离马架子越近心就跳得越发厉害，人一紧张就想撒尿。为了振作精神，我掏出小鸡鸡一路撒尿一路走着，抬眼之间竟愣住了马架子前正在准备召开现场批斗会！
看鱼人缩着双肩肃立在军帽身后，穿一身脏拉巴几的中山服，脚下趿拉着没系带的解放鞋，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高高地挽着袖口和裤腿。他大约４０多岁，嘴唇厚厚的，眼睛细长，满脸胡子拉碴，显然是个落魄的干部。马架子门口摆着几个空白酒瓶，瓶子旁胡乱堆放着我们的衣服。军帽正在往自行车把和货架上拉出一条横幅，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现场批判会。他转过身来，用竭力变粗的嗓门喝令：“还愣着干啥，都拿出来戴上。”听上去像是故意装出来的男声，有点别扭，又有点怪。看鱼人钻进窝棚，拿出高帽和牌子戴上挂好，劈开双腿撅了下来。我看到那牌子上写着：“漏网走资派周ＸＸ”。军帽抬脚踢了踢看鱼人的两只脚，让他撅得更标准些，一脸严肃地说：“我宣布，现场批判会开始。”我见过市里、厂里、学校里的各种批斗大会，那都是走资派少，造反派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场合，无论氛围与气势上都能震摄住被打倒的人。从没见过一个走资派和一个造反派，在这个荒凉的泡子边，在这种马架子、自行车和大榆树布置起的会场上，一对一面对面地批斗，这无疑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空前绝后！
“你交代一下罪行吧。”军帽坐在一个小马扎子上，摘下头顶的帽子，不由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是个剔平头的女人！她中等个头，皮肤白皙，没有喉结，胸部鼓鼓的，和看鱼人的岁数差不多大，怨不得她的嗓门有点怪！
“我是走资派，没好好劳动改造，罪上加罪，中午喝酒睡大觉……”
“早就有人揭发你喝酒，我们不来检查你还接着睡，”军帽抬起手臂挥个大圆圈，似乎概括下整个养鱼池。“这么大池子里的鱼，不都叫人偷光啦！”
“看池子主要是夜里，昨晚有人想偷着下网，我一夜没睡觉，困得不行了。”
“那我眼瞎……光天化日不一样有人偷？”
“我看到那几个孩子玩水，没在意……”
“你什么都不在意，是吧？”军帽的大眼珠子弹一样射向对方，闪着凶光，,她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揉了揉，点着吸上一口，提高嗓门道。“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派我来吗？
看鱼人微微摇头，沉默不语。
“你不吱声是吧……那么我告诉你，你老婆已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跟你彻底划清界线，决定离婚啦！”
看鱼人摇晃一下，差点没摔倒，看得出这句话对他打击巨大，如五雷轰顶，头皮都炸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面如死灰地低低说：
“孩子呢……她现在住哪儿……以后跟谁过？你们知道，我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这个嘛，不用你操心，我也不想跟你罗嗦。”军帽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公文扔在对方脚下，腔调和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你老婆不愿再见你，协议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不能再等等么？”
“不能。”
看鱼人垂下慌乱的眼神捡起协议书，慢慢直起身子，久久地看着。他捧着协议书的双手微微抖动，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头上的高帽都抖落下来，花白的头发像秋风中的茅草。
“你不想签，这可由不得你，”军帽站起来冷冷道，“签字。”
一阵沉默。
“让你签你就签，”军帽猛吸一口烟，掐死烟头步步威逼，她玩味着每一个字，醉心于产生的效果。“你想尝尝抗拒的滋味……”不过她还没把话说完，看鱼人就早已理解她的意思，签也得签，不签更得签。他从上衣兜里拿出钢笔，一点点拔出笔帽，嘴唇痉挛着，眯起眼睛死死地盯住笔尖，每写出一个字都千斤沉重。签完字，军帽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她一把抢过协议书塞进衣兜里，宣布散会。
看鱼人摘下胸前的牌子，哆哆嗦嗦放下，他的手颤动着，大颗的泪珠从腮边一滴滴流下……他猛然用脚勾起酒瓶，双手接住仰面朝天大口喝着，酒顺着嘴角往下流淌，流满剧烈起伏的胸口……
“还喝，喝死……酗酒失职，抵制改造，扣你半个月工资！”军帽收起横幅，厌恶地皱起眉头，转眼之间发现我。“干什么的？又来个偷鱼的小疙瘩！”
“阿姨，我淘气了……来认错。”
我怯怯地走近他们，头低得挨近胸脯。对我来说没别的办法，只好实话实说，有什么说什么。但我知道造反派的脾气，特别是碰到如此气冲霄汉的女人，甚至准备挨耳光了。这一时刻够紧张的，我的脸色发白，开始冒汗，军帽却盯住我手中的水耗子，露出惊讶的神情问道：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白土地的。”
“老师怎么教育的？”
“老师靠边站了……没人管我们。”
我僵立在她的面前，脊背一阵发凉，心想这下可完了，她要到学校去告状，更糟糕！
“这倒是个理由，你挺会说话，嘿嘿。”军帽的脸上浮出笑容，怒气已经平息了，笑成一朵昨日黄花。“光着回去吧。”
“不，家长揍我们。”
“交了罚款再拿衣服。”
“我没钱。”
“你手里的东西哪来的？”
“在那边泡子里钓的。”
“扯, , 淡？”,
“骗你是小狗。”
“抵罚款怎么样？”
一只水耗子能换回衣服，我生怕她改变主意，忙不迭点头。同时又灵机一动，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看鱼人解脱，说：
“阿姨，我已交过罚款，你就别再扣他的工资……行吗？”
“算了，有红小将说情，不扣啦。”
军帽错把我当成一个战壕里造反的同盟军，饶了看鱼人。她接过水耗子挂在车把上，然后戴上军帽，吹起口哨扬长而去。站在一旁的看鱼人还没有从惊恐中摆脱出来，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整个人显得神情可怜，萎靡不振。我不好意思再面对他，不知该怎么办，想多说一点，又实在没什么可说的，抱起衣服向大坝跑去，刚跑出十几步就听身后喊道：“别跑……站住！”我收住脚步，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认为对方没什么恶意才放心地等他。看鱼人追上来，默默递给我１０元钱。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什么也不要，他却硬硬地塞过来说：
“小家伙，那是一只水獭……用这点钱收恐怕都不够！”
一早一晚的风有些凉意了，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姐姐出去串联半个月还没回来，母亲不放心地磨叨着，你看你姐姐也不往家里寄封信，是不是生病了？路上出什么事了？我说她是和同学一起去的，人家没回来她怎么能独自行动，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母亲说我没心没肝，一点都不懂得她的心。我才不盼姐姐他们的红卫兵战斗队回来呢，一回来又要复课闹革命，害得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疯玩了。姐姐来信了，说她早已安全抵达首都北京，住的吃的都很好。为什么没有尽快回家？主要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母亲立即写出回信，要她见过毛主席马上返回齐齐哈尔，不要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我心想姐姐你千万别听母亲的话，好不容易逮着个免费旅游的机会，不玩白不玩，着哪门子急，换做我不把全中国逛遍才怪呢！
没料到一只水耗子如此值钱，我发了一笔小财。别小看一个孩子兜里有１０元钱，这意味着能买２００支奶油冰棍、４００个鱼钩。水耗子是大家逮住的，我没独吞，按春节的建议跑到造纸厂下起饭馆，搞得小伙伴们都喜出望外。我们从没有如此阔气过，都摆出副有钱人的毫不在乎的派头，随便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喝罐头瓶子装的散啤酒。我还给春节买了一盒“哈尔滨”牌香烟，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才挥霍掉５元钱。搞得服务员不断打量我们，心想这几个孩子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偷家长的钱摆谱大吃大喝。我不敢把余下的钱交给母亲，她也不会相信有什么水耗子，索性分给小伙伴们一人一份，让他们留着买冰棍和鱼钩吧。
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我天天和春节、彬子去养鱼池，到大坝西面的泡子里钓老头鱼，竟对偷钓养鱼池里的鲫鱼不感兴趣了。其实大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在守株待兔想碰大运再钓个水耗子，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天底下只有一只傻兔子撞过大树……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无处不在，无论走到哪里都使人摆脱不掉，这种心绪一直都存在。看鱼人已摸透孩子们的鬼把戏，我们也不能轻易偷钓鲫鱼了，因为他一发现我们到“锅底坑”玩水就赶过来，抱着脑袋躺在坝坡上晒太阳……失去家庭和孩子的痛苦，精神上致命的打击，使他头上花白的头发更加密集，连下巴的胡茬都变白了。他的头垂向前方，闭上眼睛，似乎要打盹，随即提起精神怔怔地盯着戏水的孩子们，像在想自己的孩子，思绪万千……看样子，我们不走他决不会动地方，我们也不用再耍花招儿转移他的视线，纯粹来游泳玩了。久而久之，我学会蛙泳、潜泳、仰泳、侧泳、自由泳、踩水，也精通水性了。开始跟彬子学扎猛子的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着实吃过不少苦头。彬子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老想变成一条鱼游得远远的，他要我一定睁着眼睛潜水，因为鱼儿睁着眼睛在水里游动。我睁开双眼捏住鼻子，两腿扑腾着大头朝下钻进水里，白花花的屁股却撅在水面，无论怎么蹬动就是沉不下去。彬子失去耐心，照我的屁股打过两巴掌。我“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浑水沉进水底，彬子以为淹着了，吓得赶快拽起我的脑袋。我却茅塞顿开，再次喝下口水扎进水里，竟鱼一般地潜进水底自如游动了……
我们玩水，采青菱角吃，比吐唾沫，看谁尿撒得远，其乐融融。
我经常纳闷，为什么菱角秧一堆堆一片片地聚集在池水深处，从不在水边生长？它们总是举着一簇簇圆叶子等待着风来，风一往哪边吹，就随波逐流漂向哪边。要是一下起大雨，它们就慌慌张张地不知道往哪里躲了，一个劲儿跌跌撞撞朝水底钻去，仿佛是个必然的结果。我看这一切全是装出来的，等风雨一过，它们又怡然自得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波浪间轻轻摇呀摇……但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吹不断它们细长柔软的茎部？孩子们要采集青菱角吃，必须游到泡子中间将菱角秧收集在一起，拉断它们长长的根须，才能把成堆的青菱角拖上岸去。可是你得当心，千万别踩上漂在岸边的黑色老菱角，那都是些去年烂空心的成熟果实，一脚踩上去准扎一个大窟窿。我的脚心就被老菱角扎过一次，拔出后疼得满地单腿蹦高。春节叫我赶快用鞋底敲击脚板打出积血，经我一拍，脚心麻木了，疼痛也减轻许多，他抓把淤泥堵住我的脚心，几天以后伤口竟不治自愈。没成熟的菱角壳很嫩，用牙齿一咬就破，里面的瓤是一层皮包的甜水，吃多也没什么意思，不顶饿，跟没吃东西差不离。吃腻青菱角，我们开始比赛吐唾沫，看谁能聚一口浓痰吐得最远。小伙伴们谁也比不过春节，他什么时候都能聚出浓痰，“呸”的一口吐出几米远。我甘拜下风，怎么咳嗽也聚不出浓痰，只能在撒尿的项目上和大家比试一下。你看吧，几个孩子一丝不挂地并排站在大坝上，把着小鸡鸡比赛谁的尿泡最长射程最远。彬子数起“一、二、三”，我们便一起顺风开炮，几道尿流飞上半空划出长长的弧线，“飞流直下三千尺”般冲下坝底，孩子们全抖着小鸡鸡欢呼：
“老天爷，快下雨，包子馒头全给你。嗷都来看，都来瞧，下雨喽！下大雨喽！”
我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开赛时尿泡最长。其实我耍的小聪明并不完美，尽管总在比赛之前喝一肚子水，尿泡虽长但力度不够，射程还不算最远，发挥好的时候也顶多只获第二、三名，从没登上过冠军的宝座。真不知道彬子是怎么练出的绝招儿，不喝水照样尿得老远老远……我这才理解东北人为什么赞许谁时，都说这家伙够“尿性”，原来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意思。
姐姐串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的新鲜事。
她变得很神气，胸前别着毛主席纪念章，肩上挎着黄书包，像个英姿飒爽的冒牌女兵。母亲临出门前给她带１０元钱，她近一个月时间只花几角钱，并买回２枚小小圆圆的毛主席纪念章送给我和妹妹。姐姐说要把像章戴在胸前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样才表示自己最最虔诚。我将姐姐的礼物别在胸前，挺着胸脯欢天喜地转了一圈，还专门拐到春节家去炫耀一番。但很快就像泄气的皮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发现除个别比我小的孩子流着鼻涕投来羡慕的一瞥，没任何人注意我的煞费苦心。人家春节早有纪念章了，且比我的大，背景也好看。哪像我的纪念章里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头像。再说春节有军帽、皮带和红卫兵袖标配套，人显得既神气活现又威风凛凛，威武得很。我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内心里却嫉妒得不行，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憋气加窝火地走人！
母亲问起姐姐路上的情况，姐姐说你不写信叫我回来，我也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
为什么？
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一路上的罪遭不起。
火车上实在是太挤了，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一条挤着一条。每节车厢都超载一倍以上的人，两人的车座上挤３个人，３人的车座上挤５个人，车厢过道上、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人，连厕所和餐车里都挤得满满的。更要命的是列车还不停地误点，一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本来从齐齐哈尔驶抵北京的快车正点时间是２４小时，她一来一回都走４８小时。车上没吃没喝，车误在大站还能买点东西对付一顿，误在小站就只能自认倒霉了。最叫女孩子难堪的是列车行驶途中无法大小便。男孩子憋不住还好说，拉开车窗就往外尿，女孩子们难为情，说什么也得憋到列车进站才能方便一下。好不容易下车时也提心吊胆怕火车随时开走。女孩子们不敢远离月台去找厕所，只能围成一圈轮番蹲下来解手。人多，列车上热得蒸笼一般，姐姐无论白天晚上都汗水涔涔，人渴得嘴上冒起大泡也不敢喝水，唯恐喝过水后又上厕所……看来免费旅游的滋味并不见得多么好受！
姐姐告诉我们，她串联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亲眼见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当她谈到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起“毛主席万岁！”姐姐说，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毛主席决定接见的那天下午，红卫兵小将们都激动得夜不能寐，坐在大地铺上唱起革命歌曲。这个战斗队唱完那个战斗队接上，谁也不听工作人员的劝告，抓紧时间休息别错过接见的时间。没想到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乘大客车出发，到长安街即下车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被接见的红卫兵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分几路缓缓接近天安门广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王府井到天安门只有一站路，姐姐他们却走了近４个小时。折腾一夜，大家都后悔没听工作人员劝告，早早休息养精蓄锐，人人都困得眼皮子打架，哈欠连天。姐姐困得睁不开眼睛，队伍一停就站着睡过去，前面的人走动了，后面的人推起她机械地朝前走去，她的脚在走着，脑袋仍在昏睡不醒。等她一步一个盹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绝大部分同学都一屁股坐下就睡过去。下午１点，姐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广场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纪念碑上，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金水桥上，天安门观礼台上，人山人海。所有的人头都攒动着，脖子伸得比鹅还长，竖起森林般的手臂朝天安门上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姐姐隐约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下，站着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他正在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挥手。姐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也跟同学们蹦着高欢呼，都喊哑了嗓子！
我想象着姐姐描述的激动场面，不知为什么，很像我参加过的文化宫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广场上一片红旗的海洋，人人都举着红语录本，声嘶力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只不过毛主席是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小将挥手，而包括母亲和一大批走资派是撅在主席台上向造反派低头认罪的。我不明白毛泽东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煽动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几百万各级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全部沦为阶下囚？
我无从得到答案，也没有谁告诉我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学校里又开始不平静了，一部分红卫兵继续进行革命大串联，一部分红卫兵带着学回来的经验就地闹革命。
头一批就地闹革命的红卫兵，不准男人留大胡子、长鬓角、穿瘦腿裤子；不准女人穿布拉吉、烫头发、抹雪花膏。张嘴闭嘴要大家背一句毛主席语录，时刻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一经发现照相馆有“封、资、修”的照片，“喀嚓”一剪子剪掉头部，有如刽子手斩去首级。来取照片的顾客哭笑不得，当面说革命小将的行动“好得很”，出门就大骂他们“缺德带冒烟，将来养个孩子准没屁眼！”遭殃的是那些头发天生卷曲的人，理发店不敢给理发，照相馆不敢给照相，若遇到哪支战斗队看你的头发不顺眼，必定摁住脑袋剪成“电灯泡”……革命小将贴出大字报，不管什么人，一律勒令你剃成军人式的“小平头”。据说这种发型有利于作战时徒手搏斗，令敌人无法揪住你的头发……男人剃小平头倒没什么，顶多大家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像外国人看我们一律是黑眼珠、塌鼻粱、扁面孔，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中国人看外国人也一律是黄眼珠、大鼻子、金头发，照样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可我们能分出外国人是男是女，外国人却无从分辨我们是女是男。学校有不少女同学剪了“小平头”，连糖厂的青年女工也模仿起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摇身一变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假小子。那时候全国人民效仿解放军，能有套盖军戳的军装是最时髦的事情。即使老式军装也颇受青睐，当过兵的人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旧军装，穿在身上神气的不得了。我的父母是老兵出身，家里却没保存下一件旧军装，令混进红卫兵文艺队的姐姐十分沮丧。我问母亲为什么没有老底？母亲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你大舅家孩子多，我和你爸爸来东北前将旧军装都寄给孩子们穿了。我遗憾的是这么时髦的衣服都没留给姐姐，要能换回来一件该多好！母亲说你大舅家的孩子早把旧军装穿烂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们还不断来信要你们换下的衣服……
“没有啦，也不能给啦。”我生气地说，连我都没新衣服穿，身上补丁摞补丁还支援人家。
问题是女孩子剪成“革命头”麻烦不断，“文革”中女性的特征一点都不能显露，否则会有革命动机不纯的倾向。女人不能臀部过大，腰太细，穿高跟鞋，连乳房大了都是罪过，最好让胸脯平坦得能跑大卡车才算真正的美丽。女孩子们都煞费苦心地束胸、收臀、穿解放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变得和男孩一样虎虎有生气。总而言之要变得雄性十足，即战斗性革命性十足。可是她们在街上一走，擦肩而过，就使不少无产阶级男性险些犯了流氓错误。有时候男人们逛街急于上厕所，见有假小子进去便毫不犹豫地跟进去，没等解开裤腰带就听里面吱哇尖叫：“来人啊，抓流氓！”搞得出身好的男性造反派也措手不急，反而把自己也弄糊涂了，急忙提着裤子仓皇逃离是非之地，宁肯随地大小便也不敢轻易进厕所，从而大大破坏了公共卫生。
我的伙伴彬子天生就像混血儿，黄眼珠，大波浪卷毛头发，要不怎么给他起个绰号叫“猫眼”呢。后来郭春节当兵临走之前，小伙伴们决定到街里的“雪原”照相馆拍张合影留念。那一天有我、春节、彬子、朋久，还有一个绰号叫赵和尚的同学。彬子倒是挺幸运，没碰到街上巡逻的红卫兵被剃成秃子。可一走进“雪原”照相馆就碰了一鼻子灰，照相馆经理指着彬子脑袋上的卷毛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给拍照片。彬子一再辩解说：“我生下来头发就这样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经理毫不客气地轰我们出去，嘴里还磨磨叨叨地牢骚不断：“谁管你天不天生的，我要真照，红卫兵还不把照相馆给砸啦，你们也不替我想想！”５个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外，彬子更是一脸惭愧，埋怨自己的头发长得不好，害得大家连个合影都没照上！春节突然似有醒悟地一拍大腿：“什么他妈这个那个不给照，老子不正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吗，回去造他的反！”春节的一句话提醒小伙伴们，真是人肩膀上长出猪脑袋，晕了头，于是决定立即杀他个回马枪。可我的蓝裤子白衬衣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胳膊上也没有红袖章，一看就是个“响当当”的走资派狗崽子，根本就没法充当冒牌的红小将？
“那好办，你把裤腰带解下来，扎在腰间。”彬子帮我出个主意。
“裤子怎么办……”这意味着要撒谎，我为难地说。
“你不会用手提着。”
我一手提着裤子跟在他们后面，雄赳赳地排成一列再次杀回“雪原”照相馆。经理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怎么又来捣乱，还有完没完！”话音未落，春节、朋久和赵和尚抄起椅子板凳砸向橱窗，玻璃“哗啦啦”地碎裂开来，飞迸四溅。原来造反只是一念之差，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胡闹一通就是了。
“我要喊红卫兵……”经理急了，倒退两步大叫。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春节抬起胳膊，把红袖章送到他鼻子尖前。“不用你请，我们就到了。”
看样经理也是个碴子，他不甘示弱地问出一连串为什么？其间特别扫了我一眼，分明在暗示我们是一支杂牌军：
“你们是哪的红卫兵？”
“白土地的。”春节回答。
“什么组织？”
“‘横扫千军如卷席’战斗队！”
“刚才还没有……”
“就是现在成立的，专造你们的反，”赵和尚解下腰间的皮带抡向空中威胁道，“怎么，不服吗？”
“我们可是‘雪原’照相馆……你们凭啥破坏公家财产？”
经理的眼里闪着恐惧，心里却不服气地加重“雪原”两个字。据说写《林海雪原》的作家夫人“小白鸽”，曾在这儿照过相，他们的业务才如此红火！
“这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林海雪原》是株大毒草，早就被打倒批臭了，你还抱着‘小白鸽’的臭脚不放，摆她的相片招揽顾客，想替她翻案……”春节越说越气，又举起椅子砸向柜台。“仅凭这一条你就罪该万死！”
我不得不佩服春节联想丰富，这明明是八杆子也扯不到的事，他却双手掐腰理直气壮。直到彬子暗暗地从后面捅了下我的腰眼，我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来。
“别砸，别砸啦……不就照张相吗，我们照，照！”经理慌忙把住春节的胳膊，眼珠一转接着又问。“红卫兵小将们，明明是你们贴的布告，不许拍卷头发的相片，现在为什么又允许啦？”
这个为什么终于问住春节，他转向大家以目光求援，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小眼眨巴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北京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最近要拍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在全国范围内选演员，你还不知道吧？”还是朋久来得快，煞有介事道。“我们这位小将要去扮演美国兵，所以才留卷毛……你耽误演出是要负责的，就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提起革命样板戏，经理再不问什么了，这可是江青亲自抓的成果，借他个胆子也不敢耽误。况且朋久编的瞎话极妙，不由对方不相信。于是乎，经理当即表示坚决支持红小将的革命行动，马上将“雪原”改成“奇袭”照相馆。他分文不收地给我们照过合影，还给彬子单独拍两张照片，说这是“奇袭”照相馆的极大光荣，要摆在橱窗里做永远的留念！
一走出照相馆的大门，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没笑破肚子。我乐得喘不上气，连裤子都掉了下来……
六、
齐齐哈尔的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红卫兵战斗队走上街头，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某某战斗队的大旗往交通岗旁一插，即表示他们建起一道新的卡子，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盘查过往的行人。红卫兵逢人必对一段语录，对不上来的行人绝对不能通行，只得上一边待着想去，什么时候对上什么时候再走。荒唐多了也就不觉得荒唐，有些实在对不上语录的人只能忍气吞声绕道通行。革命小将对公共汽车也不放过，司机照样得对过语录才能通行，车上的乘客不敢惹麻烦，都鸦雀无声地等待司机通过“考试”。司机早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一般都能对得上来，若个别红卫兵出难题，售票员准会如数家珍般对出一串语录出面解围，使车上的乘客全都如释重负，皆大欢喜。
爱打扮的女人成为重点盘查的对象。
造反派审查的标准极其严格，看到女人脸上涂脂抹粉，身穿布拉吉，手戴戒指，准给你扣上一顶资本家后代的帽子，说你身上有资产阶级倾向，勒令你回家洗心革面换过衣服才能出门。我百思不解的是红卫兵为什么不许人家穿高跟鞋和瘦腿裤？一经发现有人穿高跟鞋立马扒下鞋子，用钳子卸下后跟才放人家过关。红卫兵对付瘦腿裤的办法更简单，拿起空酒瓶往人家的裤腿里一塞，塞不进去即把裤管撕成拖布条条。我在群英楼商店门口亲眼见到一支红卫兵战斗队截住一个穿瘦腿裤的姑娘，将她的裤子从裤角一直撕裂到胯部，搞得姑娘裸露出两条白皙的大腿捂着脸颊哭着跑去。围观的孩子们哈哈大笑，大人们则敢怒不敢言。我岁数小，没见过真正的资本家，也没见过资产阶级的阔小姐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些资产阶级一定穿戴得非常可笑。男人留大胡子，长头发，穿瘦腿裤，屁股蛋绷得紧紧的。女人涂脂抹粉，穿大花布拉吉，高跟鞋，都像漫画上的刘少奇夫人一个模样。我恍然大悟，原来分辨敌我矛盾的办法易如反掌，只要看一眼对方的穿戴，就能准确地判断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否则为什么不许老百姓学他们的装束，一经发现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反过头一想又有些糊涂，我的母亲和理叔叔他们这代人从没穿过瘦腿裤和布拉吉，怎么也成了阶级敌人呢？
造反派时兴“小平头”，当然要区别于走资派。
糖厂的大批判会上又有个新内容，牛鬼蛇神不老实就给他剃“鬼头”。
所谓剃“鬼头”，就是当场拿出剪子摁住批判对象的脑袋，在头发上隔一指宽剪去一溜，剃出白一道黑一道的垄沟。搞得脑袋像被狗啃过似的，人不人鬼不鬼，使你时刻处于灵魂的惊颤之中。你要是不服气，人家有的是惩罚的办法，立即剪去你的另一半头发，美其名曰“阴阳”头。党委书记冯燕川头回被剃“鬼头”，自己赌气回家干脆剪成秃头。造反派火了，认为冯叔叔有意抵抗文化大革命，打得他一个星期下不了床。并警告其他走资派再敢擅自剃头，冯燕川就是“好榜样”！牛鬼蛇神无不处于恐怖之中，都在祈求自己能幸免于难。但他们在造反派的眼里没有一个老老实实地认过罪，没多少日子，鬼队的人几乎全被剃成“鬼头”。我的母亲也没能幸免，齐耳的短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害得她每次出门都低着脑袋贴着胡同的墙壁匆匆来去，以避开人们的目光。后来母亲找把剪子对着镜子修理半天头发，无奈地自嘲道：“剪成‘鬼头’不要紧，没挨打比什么都强！”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弄到一顶女工的工作帽，无论上班下班都把头发塞进帽子里，我都快忘记她原来的发型是什么样子。好在牛鬼蛇神无一例外都被剔成鬼头，在群丑当中她也不觉得自己丑了。
我迫不得已，开始适应新的形势，认真背诵毛主席语录。
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开口说话就得先背一段语录，否则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要是背不出语录，连商店的售货员都不肯卖给你东西。可怜的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也得由儿孙教几条语录背来背去，要不然连青菜都买不回来。那时候糖厂大院里还没有副食品商店，要买什么肉呀蛋呀，非得去５里路之遥的黄沙滩副食品商店。我后院邻居吕大姨老两口没儿没女，吕大姨夫又整天上班抽不出时间去买东西，所以吕大姨每月必须去黄沙滩商店买凭票供应的４两肉。
卖肉的售货员问她：
“要斗私批修。买多少？”
吕大姨也只会背这一句：
“要斗私批修。割２斤，要肥点的。”
“兴无灭资。你不能重复。”
“要斗私批修。我就会这一条。”
“为人民服务。有规定，对不出来不能卖给你。”
“要斗私批修。”吕大姨急了，央求道。“别的我忘了，你就行行好，卖给我吧。”
“继续革命。不行，这是原则……老太太，想起来再来买吧。”
“要斗私批修。家离这儿远，我这么大岁数跑一趟不容易……”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一位，买多少？”
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事情，售货员不再理睬她，看来极为自然。吕大姨碰一鼻子灰，只得回家了。但那点凭票供应的肉也不能不买呀，老伴又会骂她屁大的事都办不好，待在家里白吃饭。吕大姨让邻居蒋姨家上小学的柱子教她背一段新语录，再重新返回黄沙滩商店去买肉。可是她老人家没等走到商店门口，心情一紧张，又把准备好的语录忘得干干净净。后来吕大姨想买菜时就带着柱子，等他对完语录自己再说买什么东西……
能背几段语录就是通行证，你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兜里还有用水耗子挣来的一元钱，我和彬子想去市里买点鱼钩，于是乘２路无轨电车从造纸厂一直坐到第一百货商店，买过鱼钩又乘车转回家来，竟然一分钱都没有花！我俩白乘车的办法非常简单上车后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背诵一段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售票员和司机都不敢让我们买票，怕扣上一顶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破和立，车上的乘客也搞不清如此深奥的哲理。汽车走过一站又一站，我们背过一段又一段，唯恐一没动静售票员就撵我们下车。快到终点站的时候，我和彬子终于都没词了，想得脑袋疼也背不出哪怕任何一条语录，眼瞅着那个女售票员一脸讥笑地走向我们，扬起手来准备撵我们下车。彬子急得挠起后脑勺，关键时刻放开嗓门唱起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尽管我们只会唱两三句歌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女售票员却闻声收住脚步，回到座位上不敢惹我们了。一直到终点站造纸厂，我们还在反复“就是好，就是好……”我看那女售票员差点气歪了鼻子，她肯定心里鄙夷我们：
“好什么……小混子，早就该滚蛋啦！”
姐姐的归来着实令我新鲜一阵，日子又流水一样趋于平淡了。
学校仍旧在停课闹革命，母亲仍旧打扫厕所，糖厂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仍旧转播着北京的实况，毛主席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第五次、第六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全中国人仍旧在一百遍一千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家菜园里的小白菜转眼长成大白菜，大葱的绿叶也变黄了。原先种向日葵的地方，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杆子挺立着，从窗子里望去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只能看见几只麻雀停在木板障子上，悠闲地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人一出去它们就扑棱棱地飞上房顶。我们一日三餐照样吃大饼子炒小白菜，大葱蘸酱油。母亲说天气逐渐变凉，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姐姐的个儿长得快，棉衣棉裤都越来越小，本来是准备秋天给她买新装的。表姐一连３个月都按时给我们寄钱，１０月份突然不再汇款了。母亲盼望我的表姐能再帮她一下，好有点买秋菜、煤和木柴的钱，我们盼来的却是一封不祥的信。表姐说，我的表姐夫晨波他当时是华东局的一个处长，也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她再也无力支援我们了。母亲拿着来信半晌不语，刚刚得到的一点点支援又断了，她拿出一盒“经济”烟，点着一支大口地吸起来。
北大荒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不觉得窗户纸贴在外有什么新奇，贴在屋里的纸很容易碎裂，起不到挡风遮寒的作用。贴在外面的纸就不同了，它会和窗缝冻结在一起，风吹雪打一冬都不坏。养个孩子吊起来倒是一道东北特有的风景。糖厂凡有婴儿的家庭，炕中间的屋顶上必定钉着两个小铁环，环下用绳子挂个小船似的摇篮，婴儿躺在里面摇来晃去，大人抽空儿推一下摇篮，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有时候，我也好奇地跑到邻居家去推推摇篮，幻想着要是能躺在里面该多有意思，那感觉一定和坐在小船里差不多，只可惜没有我这么大个的摇篮！糖厂大院的老娘们儿大都抽烟，除了老头、老太太抽烟袋锅外，中年的女人一般都抽自卷的旱烟。你要到人家去串门，主人家的炕沿上必定有个烟笸箩，里面盛满蛤蟆头或烤烟叶，烟叶上放着一沓薄薄的卷烟纸。那是可以随便抽的（三九严寒也不例外），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乐呵呵地盘腿坐在热炕头上，一齐叼着旱烟喷云吐雾，直至满屋的烟雾浓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才打开气窗稍稍透口气。若从外面看那小小的气窗，简直比烟囱冒出的烟雾还要猛烈……我最佩服大人的卷烟技术，觉得那几乎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先用指尖搓碎干干的烟叶，斜斜地撒在一小条卷烟纸上，卷成一支头粗尾尖的烟卷，然后放在手心里向上顿顿，轻轻拧紧里面的烟叶，再伸出舌尖舔湿纸头，拽掉烟头上的小纸阄阄，即可放在嘴角擦亮火柴叼着抽了。
唯一的区别在于男人卷的像大炮，女人卷的像铅笔。
我羡慕会卷烟和抽烟的人，那派头在我眼里极其优雅，盼着自己赶快长大也有喷云吐雾的权利。我曾偷着卷过几次烟卷，但怎么都卷不好，也分辨不出哪种是蛤蟆头哪种是烤烟。据说蛤蟆头烟劲凶猛，烤烟柔和。有一次我到彬子家玩，趁他家大人不在时偷偷卷成一支“大炮”，模仿着大人的姿态美美地抽了一口，使劲儿将烟雾咽进肚子。这烟的味道很不对头，苦涩涩辣乎乎呛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烟都进了眼睛，没抽第二口就散了架子，搞得红火星子到处乱飞。更糟糕的是一下被彬子的母亲碰上了，她踩灭火星，大声训斥我说小孩子家不能玩火，不听话就告你妈去。其实彬子的母亲是吓唬我，她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根本没找我的母亲告状。我和小伙伴们那次下馆子，也抽过一支真正的“哈尔滨”牌香烟，我仍没学会抽烟，吸着也体现不出大男人的神气。春节说我是“老笨”，我把那盒香烟送给他了……糖厂经济宽裕点的工人家属，则能买条一角五的“握手”牌香烟，或两角钱的“蝶花”牌香烟抽抽，这样一来省得费事卷了，拿着手里也潇洒。再贵点的香烟是科级以上干部们抽的，那大多是“迎春”或“哈尔滨”牌香烟。夏天傍晚，女人抱着孩子叼着烟卷走出门外，３个一堆５个一伙聚在一起乘凉聊天，跟男人抽烟一样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父亲不抽烟，我过去也从没看过母亲抽烟，我想她大概嫌打扫厕所身上有味儿，想用烟气冲冲，所以才学会抽烟的吧。我看到过大人蹲在厕所里大便，嫌茅坑里的臭味刺鼻，点起一支香烟“去去味儿”。有许多孩子不敢在家抽烟，却偷偷蹲在茅坑里吸烟，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少见多怪。那个打扫厕所的赵校长每天都在外面抽烟恭候，是不是也要“去去味儿”？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因为孤独、愁苦才学会抽烟的。我们家在齐齐哈尔没有亲戚，３个孩子年龄小，她既当爹又当妈，碰上难事无处商量，只能闷在家里自己寻思解决的办法。日子不好过，母亲的工资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连一家４口买青菜吃都成问题……母亲抽了一支香烟又接上一支，苦苦琢磨出救急的点子，她找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两件羊皮大衣，一件新帆布雨衣，一块苏联“波浪”牌手表，还有父亲视为宝贝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反复打量着衣物，完全沉溺于回忆之中。这都是些陪伴着母亲的遗物，样样东西都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着联系，看到它们就想起以前的生活与父亲共同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一再呈现在眼前，那是母亲多么渴求的生活啊。为了这个，她在孤寂的思念中忍受多少折磨和痛苦。这种思念埋藏在心底深处，长时间沉默着，却永远存在，永远抑制不住……如今，往昔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一场杳然而逝的梦幻，只有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望，她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孩子。我们就是她苦难的回报，是她一生坎坷的回报，她的血与肉，她最后的安慰……母亲从往事的回忆中醒来，把脸转向窗口，尚觉要卖的东西不够多。她回过头，狠狠心，又摘下自己腕上的“罗马”牌手表包进包袱里。
“妈，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能干啥……去卖。”母亲闷闷道。
“工资又花完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孩子家哪懂这些……唉，要是有一点别的办法，妈还能去寄卖商店，这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纪念……看着它就想起你爸爸活着时候！”
“我也去寄卖商店，带我上街玩玩。”
“别瞎搀和了，省张车票吧。”
母亲没带我去，她自己去了市里的寄卖商店，结果卖掉羊皮大衣、雨衣和她的“罗马”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属奢侈品，寄卖商店不收。母亲最后还是犹豫了，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卖掉父亲的“波浪”牌手表，想将来留给我作纪念。我们再次渡过经济危机，母亲计划着用这笔钱给姐姐买一身新棉衣，交买秋菜的预付款。她预定５００公斤土豆，４００公斤萝卜，一吨煤，１００公斤木柴，这些是过冬必不可少的，再省也省不到哪里去了。
快过国庆节了，母亲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我抢着说想吃顿大米饭，要吃朝鲜族人种的那种大米。那时候能吃顿馒头或大米饭绝对是享受，因为供应限制细粮极少，且白面是那种不去麸子的“全面粉”，蒸出的馒头跟荞麦面的颜色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吃那点细粮，一般都攒下来过年过节或来客人吃。我们上顿是大饼子，下顿是高粱米饭，顿顿都是粗粮当家，孩子们早就吃够了。有什么办法呢，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够不够也得捏着鼻子往嗓眼里咽，不吃你就得饿肚子！朝鲜屯的新稻子成熟了，每天都有朝鲜族妇女顶着米袋，挨家挨户敲门暗地里推销自产的大米。为了过节，母亲只好买黑市的高价大米。她像做贼一样偷偷将朝鲜族妇女让进家里，蹲下身子，抓起一把雪白的大米仔细看着成色。孩子们也蹲下身子围在大人身旁，眼巴巴地看着大米口袋，屏息敛气地听着两个女人讨价还价。
“……４角钱一斤，太贵了，便宜点么。”母亲说。
“她大婶，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卖口粮换点粗粮过日子。”朝鲜族女人婉转地说。
“我知道，谁都紧，要不能跟你讲价……三角七怎么样？”
我们都仰起小脸，瞪大眼睛盯着朝鲜族女人的嘴巴，心里默默祈祷着：“快答应吧，快答应吧，我们就要吃到喷香的大米干饭了！”
“不吧……”朝鲜族女人说。
“三角八呢……你让两分钱？”
我们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脸涨得通红，紧张到垂下眼睛不敢看大人的程度。妹妹抓起一把大米攥在手里不再松开，暗暗地伸到背后，那只小小的拳头都微微颤动起来。
朝鲜族女人摇摇头。
“那我们就买不起了。”母亲抓过妹妹的拳头，把她手里的大米抠出来，表示歉意道。“实在不好意思，你再到别家试试，看能卖点不……”大米从母亲的手指缝里流下来，流进口袋里，我们的心跟着往下沉，难过地闭上眼睛，满腔的希望也随母亲的指缝流走了。
朝鲜族女人一脸失望地收起口袋，顶在头上走出院门，走出几步，她又回过头来说：
“我让一分，三角九，要么？”
“不再缓口了？”
朝鲜族女人坚决地迈开脚步。
“可以……你秤吧。”母亲咬咬牙叫住她，下决心买了。
“要多少？”
“一斤。”
两个女人为一分钱争了半天，总算成交。经过一场艰难的谈判，我们终于欢天喜地秤到一斤大米。“啊，过节啦，有好吃的喽！”孩子们欢呼起来。妹妹高兴得又蹦又跳，姐姐笑着拍起巴掌。我偷着乐，尽量板着面孔让她们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不像狗，给点好吃得就摇尾巴……中国人过节，再穷也要做点好东西吃以示庆祝，人家吃鱼吃肉，我们却用一斤大米庆祝国庆节。粮店供应的籼米和朝鲜大米没法比，公家供应的籼米口感不好不说，且没有油性。朝鲜大米质量好，一蒸出来上面好像浮着一层油汪汪的水晶，雪白耀眼。再拌上一勺猪油，一勺白糖，我绝对心满意足，干吃米饭不用就菜比吃点心还香甜，口感好极啦！
北大荒的１０月上旬，大片大片的杨树叶子已变成金黄金黄的颜色，那正是嫩江秋高气爽、水阔鱼肥的时节。
滚滚滔滔的嫩江紧贴齐齐哈尔市区，经葫芦头甩个大弯，从朝鲜屯流向富饶的三江平原。它略为浑浊的激流一泻千里，曲曲弯弯有如一条奔腾的长龙。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曾带我去过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到著名的太阳岛上游玩一天。在我的记忆里，松花江的江面水流舒缓，两岸遍布人烟和村庄，江道比嫩江宽阔多了。如果把松花江比喻成一个温柔的姑娘，那么嫩江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我喜欢嫩江的无拘无束，两岸尽是荒天野地，从不像松花江那样忸怩做作……
母亲听说刘小伙要和我们一起去蹲宿儿，有大人领着，她同意我去大江钓鱼了，
我和刘小伙、春节、彬子、铁南、明利一伙人，太阳快西沉时才赶到朝鲜屯水泵站，等大家插好铃铛竿甩下鱼线，将鱼竿甩进排水沟里，已是汗水涔涔。虽是秋天，下午的日头还挺毒。我们钻进附近的菜地，偷来一堆西红柿和黄瓜解渴，刘小伙反对我们这样做，也不吃偷来的东西。他可以保持师道尊严不吃，我吃，只是我不像小伙伴们那样用手蹭蹭西红柿上的泥土就大嚼大咽，一定要洗干净再吃。母亲说不能喝生水，不能吃没洗过的水果，要不就把细菌吃进肚里了。乘公共汽车回来一进门就逼着我用肥皂洗手，说你握过车上的拉手，不知手上沾染多少细菌。照母亲的说法我没法儿活，一举一动都不干净，得死。伙伴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从没见哪个孩子喝生水拉肚子，照样茁壮成长……我们坐在岸上开始等待，全凭碰大运钓到鱼儿，要不怎么叫“愿者上钩”呢。在陆地上，猎人可以围追堵截猎物，大江里却没有这样的可能。钓鱼人只能耐心等待寻觅鱼饵的鱼儿，咬不咬钩谁也吃不准。彬子建议大家洗个澡冲冲汗，我怕凉水激着，让他们洗去。伙伴们绕到水泵站上游洗澡去了，留下我独自看竿。水泵站从稻田沟“呼隆呼隆”抽着水，吐进我身边的五六米宽的排水沟里。大坝里一望无际的稻谷熟了，耷拉下沉甸甸的穗子。坝上是一条大车道，伸向很远的地方，时而有朝鲜族人劳动归来的牛车，上面坐满挽着裤腿、戴着红头巾的女人，黝黑的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阳光。她们披着夕阳的金光从远处驶过，留下一条长长的剪影。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大道穿过朝鲜屯走来的，一路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大旅行包压死人。母亲精心给我做了野外露宿的准备，让我带上一套秋衣秋裤，一支手电筒，一大瓶凉开水，后来又把一件棉大衣塞进包里，伙伴们怎么说不用带也没用。母亲坚持说江边夜晚温度低，不带大衣会感冒的，并给我一元钱，叮嘱我路过朝鲜屯供销社时买几个面包做晚餐。
朝鲜屯和东北汉族的村庄没什么两样，一片低矮的干打垒土房，阳光在窗子上闪烁，墙头上用白灰刷写着“全国农业学大寨，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的标语。泥泞的街路上积满雨水，大车驶过溅起一阵污水，令行人躲闪不及，叫骂不止。水里生长着上下游动的满身是腿的臭老鳖，它们交叉着好多只腿，在水面悠闲地做出一副仰泳的姿势，浮上浮下，一有动静就潜入水底不动了。密集的孑孓在水中有节奏的一扭一曲，不久它们将变成令人讨厌的蚊子。朝鲜族人的院子里堆满大垛的稻草，同样养着鸡鸭猪狗等动物，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一长串一长串的红辣椒，犹如装璜过的门脸一样好看。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酷爱吃辣椒？刘小伙解释说，朝鲜族人长年在水田里种水稻，需要吃辣椒驱寒气。我们一路说着走进供销社，我买了几个面包和一袋朝鲜咸菜，刘小伙买了两瓶老白干和一盒“握手”牌香烟，说要犒劳犒劳带他蹲宿儿的学生。
我非常敬佩刘小伙。
刘小伙一年四季总剃着小平头，一副体育棒子的架势。冬天打冰球，我们戴滑冰帽还觉得冷，他却穿着运动衫滑来滑去，笑呵呵地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冷是什么感觉……他教我打篮球、踢足球、滑冰，从不因母亲是学校领导放松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是校乒乓球队队员，每次练基本功他都给我加码。记得一次上体育课外面下小雨，我们班不能进行室外活动，刘小伙别出心裁，给我们读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花的草原”。老师读得绘声绘色，我跟着他深深沉浸在故事中，终生难忘。故事大意是记者采访一个蒙古族运动员，问他是怎么成为全国长跑冠军的？蒙古族长跑运动员回答说自己过去是王爷的奴隶，从小跟着王爷的马屁股跑出来的……受刘小伙的感染，我当时确实激动地想当一个体育冠军，但不想做奴隶，因为奴隶主那样对待奴隶太残酷！除了故事，我被小说描写的浓郁氛围感染了，草原上开满黄色的小花，遍布低头吃草的牛羊，天高地远，辽阔无比。玛拉沁夫描写的草原，不正和我现在的情景一模一样么？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
天空飞过一群灰色的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队伍、拍着翅膀相互召唤着，后面又飞过一只掉队的孤雁，急急地追赶着前面的雁群。我收回思路，目光转向大坝外面，贴着江岸是一长溜草地，没膝高的狗尾巴草中夹杂着艾蒿、柳树毛子，还有零星的山里红树棵子。草地上，一堆又一堆的布满打草人从对岸运来的羊草垛。由于大江涨水，江水淹没水泵站上游的柳丛，彬子说洗完澡就去那里下撅达钩，那才是我们钓鲶鱼的地方。沿着坑坑洼洼的江沿一字排开十几个铃铛竿，露出下面那段被水无力拖动着的鱼线，微微摇晃，暂时水底没有鱼儿咬钩，它们一咬钩准拽响铃铛竿。我明白大家为什么选择这里钓夜鱼了，打鱼人有句老话：“顺水的溜子，顶水的鱼。”水泵站日夜把从稻田里抽出的水吐向大江，鱼儿喜欢逆水游动，自然聚向排水沟周围。有带鳞的鱼儿蹿出水面，像跳龙门似地跳向水闸吐出的洪流。太阳卧进江心一半了，江面上仿佛燃起大火，那滚滚的浪涛就是蹿动的火焰。一只满载羊草的小船从夕阳里“吱吱呀呀”划来，小船随着水流缓缓驶近，靠在水泵站不远的岸边。两个光膀子的汉子跳上岸，将大捆的羊草卸上岸堆成一个个草垛，又划进江心的火焰中去了。彬子的脖子上搭条裤衩跑回来，眼里闪着快活的光彩，神秘地兮兮朝着草垛笑道：“好，好……”我看他那兴奋劲儿，觉得有点好笑，不清楚他为什么如此兴奋，好处又在哪里？他显然看出我在想什么，解释道：
“今晚我们冻不着了。”
七、
天黑前，我们的甩线没有收获，用鱼竿钓的带鳞鱼不少，尽是些不到一巴掌长的小杂鱼：葫芦籽、白漂儿、鲫鱼、穿丁子、大嘴蚂扣，偶尔还能钓到条嘎牙子。钓江鱼和钓泡子鱼的感觉大不一样，泡子是死水，鱼漂立得住，大江水溜急，我们的高粱秆鱼漂太笨重，特别是在狭窄的排水沟里垂钓，鱼漂一甩进水面就被急流冲沉没了，根本看不到鱼漂。反正我们来蹲宿儿，有的是时间，晚上也看不清漂，光靠感觉把握水里的鱼儿上没上钩，由它沉没好了。我钓鲫鱼、葫芦籽、穿丁子没感觉，这类鱼不吞钩，只是轻轻逗钩含着蚯蚓玩耍。水溜急，鱼坠轻，鱼线跟着水溜跑，我感觉不到咬不咬钩，过段时间一拽竿就钓上一条，算它们倒霉。
因为有情趣，我改为专用苍蝇钓白漂儿。
我先摘下鱼线上的坠儿，用鞋底踩碎一条小鱼爆晒，放出腥臭味儿吸引苍蝇团团围着臭鱼转。然后一抡巴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一只苍蝇，穿在钩上，并为求好运朝它吐一口唾沫。我右手握住鱼竿，从指间弹出鱼钩，把鱼线甩进水里任苍蝇在波浪间沉浮。你看吧，苍蝇没漂多远就被打旋的江水吸下去，又在过去一点的地方冒出水面，倏地转上一圈就不见了。鱼线抽动一下，一条白漂儿跟着蹿上水面一口吞进苍蝇，牵着鱼线迅速下沉。你拉起紧绷的鱼线，那白漂儿逆水冲击着，竿梢急促地一次次拉弯。我知道这是条小东西，把鱼竿一直朝上拉到空中，一下将贪嘴的鱼儿甩到岸上。不到半小时工夫，我钓到十几条白漂儿，可惜这种鱼不过一两重，且极娇贵，出水就死容易臭。不像鲫鱼生命力那么顽强，用鱼串子穿过它的腮放在水里一夜都不死。
伙伴们洗过澡回来了，刘小伙、彬子解开一捆撅达竿，领我去下撅达钩。春节和明利拿着手电筒去打“野食”，到附近的庄稼地偷苞米棒子和土豆，留铁南一个人看铃铛竿。撅达竿是大家临来前加工成的，我拆开母亲扫厕所废弃的破扫帚，掰去扫帚条上的枝枝杈杈，选出几十根竹梢。彬子从车间捡来根三角带，扒下里面的皮绳做鱼线，这种用胶胶过的粗线非常结实，用力拉都拉不断，别说钓鲶鱼，就是钓鳇鱼也绰绰有余。美中不足是皮绳有一种刺鼻的胶皮味，带鳞鱼嫌有味儿，可鲶鱼个个是傻瓜，它才不管什么味呢。我们剪下一庹长的皮绳，一头拴上竹梢，一头拴上一个歪把子鱼钩。扒光衣服，赤条条地绕过水泵站排水沟，翻过大坝抓小青蛙做鱼饵。稻田边上的青蛙见有人走近，立即停止此起彼伏的蛙鼓，像草丛中的蚂蚱一样四处乱蹦。我们随手逮住几十只小青蛙放进一个布袋里，来到上游江水淹没的柳丛边开始穿钩，放撅达竿。彬子熟练地将歪把子钩尖穿进青蛙的屁股，连同整个鱼钩都藏进它肚子里，青蛙仍然活蹦乱跳。
我们每人抱着十几根撅达竿，拨开密集的柳丛趟进水里，专挑水草稀疏的地方下钩钓无鳞鱼。鲶鱼喜欢夜间到岸边觅食，习性非常凶猛，不管什么样的鱼类和动物，凡能到口的都吃。母亲从不吃鲶鱼，说它吃淹死鬼的肉，恶心。我一想身上就冒鸡皮疙瘩，生怕有条大鲶鱼冷不防咬去小鸡鸡。我们来到齐大腿跟深的地方，顺着水溜趟水而行，沙地在脚底擦过，冷水朝身上直涌。每隔几步远就插上一根撅达钩，并顺手拔掉周围的水草做下钩的记号。
看得出刘老师和我一样初入此道，什么都按彬子地吩咐做。
彬子说，这样明天早晨来起钩就不会迷失位置了。
太阳卧进江底了，余辉还久久留在大草甸子上，远处暗淡的天际处升起一颗颗星星，发出一闪一闪的微光，尔后一下子黑暗下来。夜幕四垂，阴冷的雾气飘过身边，我在水里没感觉凉，一上岸就冷得牙齿打颤，身上泛起一层鸡皮疙瘩。蚊子活跃起来，密密麻麻地扑上你赤裸的身体，赶都赶不开。“快跑，回去喝口酒就暖和了。”刘小伙说。我跟着他们跑过水泵站，人都快冻僵了。我裹紧大衣，跺脚搓手活动身体促进血液循环。刘小伙取出酒瓶喝过一口递给彬子，彬子喝过又递给我，他们都说好热乎。我知道白酒的威力，猛然灌下一大口，立即有股火辣辣的热力顺着肠胃蔓延周身，浸入肌骨的寒冷刹那间被驱出体外。“哗啦啦，哗啦啦。”夜色深处有个铃铛竿响了，我们都不约而同竖起耳朵，一齐向响声跑去……没钱买铃铛，铃铛也是自制的产品，我们用细铁丝绑起两个啤酒瓶盖，里面加个小螺丝，尽管声音有点沙哑，但在寂静的江边分外清晰。铁南解开系在铃铛竿上的鱼线，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钩，他将鱼线一团团扯开盘在地上，主要是怕线绳搅到一块系起疙瘩。我们的鱼线也是两根拧在一起的皮绳做的，正儿八经的钓鱼人，大多是用像水一样透明的拉力强的化学线，挂上点东西轻轻一抖全抖掉了。不像我们的鱼线经水一泡湿淋淋、硬邦邦，上面挂满杂草和造纸厂排放的纸浆，拽起来跟缆绳一样沉重。
然而还是有鱼上钩了，铁南的手发着抖，慢慢地收着长长的鱼线，不时抖落挂在上面的水草、纸浆等杂物。大家的心跳都快停止了，都在期待鱼儿拉出水面那一瞬间，发出一声短促的欢呼。令人失望的是，咬钩的不是鲶鱼，而是一条大嘎牙子，这家伙力气很大，摇晃不定地停在流水中，几乎把钩绳拧成麻花。我打开手电筒罩住黄白相间的嘎牙子，看它在水中用头和身子猛烈地抽动着，来对抗不断移动着的鱼线，摇晃着脑袋想甩掉鱼钩。铁南弯下身子，把手伸进水里慢慢拖上鱼来，大嘎牙子力气耗尽，沉甸甸地顺从了。它一露出水面就支起头部的３根利刺“吱嘎吱嘎”乱响，你可千万别让它扎着手指，否则两三天都红肿疼痛。彬子说它不是嘎牙子，渔民管半斤以上的这种鱼叫“牛尾巴郎当”，据说这还算小的，大的有两三斤重。刘小伙用鞋踩住鱼的脑袋拽出嘴里的鱼钩，重新上好蚯蚓，铁南叫我们闪开要甩钩了。用甩线钓江鱼，甩线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分侧甩和平甩。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你鱼线甩得越远钓的鱼就越大，除了无鳞鱼，有鳞的大鱼很少到浅水觅食。不管用哪种方式都要求你既甩得远，又不能让鱼钩刮到自己，那非得有两下子不可。你看钓鱼人侧起身子，与一圈圈盘在地面的鱼线拉开适当距离，将钩轴上的小棍挂在两指之间，然后荡起铅坠抡得跟风车一样，猛的借着惯性抛出铅坠，鱼线快速地朝外溜去，飕飕地跟着飞出……掌握诀窍的钓鱼人往往能将铅坠甩出五六十米远。
前面我说过铁南的奶奶是俄国人，他血管里流着四分之一混血，按人种基因应该长得人高马大，可除深深凹进去的眼睛有点像白种人外，其余部分绝对是黄种人长相。铁南的身材又瘦又小，好像有点先天营养不足，但他异常聪明，记忆力极好，思维也十分敏捷，是我们中智商最高的孩子。铁南钓鱼的经验丰富，甩线的姿式也和大家不一样，我们都习惯于侧甩，唯独他是平甩。他将手臂高高举起来，像古代武将抡起流星锤那样抡起替代铅坠的３个大螺丝疙瘩，长长的鱼线跟着鱼坠飞向江中，那一定要有准头的，扔不准会打着我们的脑袋。我问铁南：
“夜间鲶鱼不都溜边么，为啥还甩那么远？”
“有远有近，远的钓鳌花，近的钓鲶鱼。”
春节抱着苞米棒子、土豆满载而归，明利还拔回来一大把青黄豆。从此我也成为一名并不熟练的“小偷”，在野外碰到什么能吃的食物就吃什么，在厂里碰到什么需要的东西就拿什么。虽说我受的是严格的家庭教育：不许说假话，不许偷东西，不许和孩子打架……可我逐渐知道为了活命，有时候只能不拘泥于什么小节，丝毫没有犯罪的感觉。明利找来枯柳条，坐在草垛旁点起篝火。火舌伸屈翻卷地舔着周围的夜色，发出一层层淡红色的光圈，彬子单腿跪下压上一层枯柳条。微风徐徐，夜归的鸟儿影子似地从我们的头顶悄然掠过，篝火忽儿落下去，忽而又跳起来，把我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投在后面，变得弯弯曲曲。大家也不在意指甲里尽是黑色的泥巴，满手掌鱼腥，烤着手掌进野餐了。我们那时实施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有食物拿出来共享，钓到鱼大家均分。这顿晚餐十分丰盛，有烤苞米、土豆、毛豆。刘小伙从食堂买的馒头，我带的面包、朝鲜咸菜，明利带的野兔肉，铁南带的大“列巴”，其余人带的大饼子。大家传递着酒瓶子，轮流一人一口喝起老白干，我只喜欢喝啤酒，轮到我喝时用嘴角抿抿就传给下一个人。
水泵站的排水声“轰隆轰隆”响着，看水泵的朝鲜族人不愿搭理我们，早早地上炕睡大觉了。黑暗隐去低吟着的江流，只有时隐时现的波光闪耀，证明江水近在咫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一弯月牙显得离我们很近，潮湿的雾气翻腾着，旋转着朝四面八方弥漫。我们的篝火熊熊燃烧着，爆出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火星，扶摇直上，与周围的夜色形成明与暗的反差。彬子用柳条插进苞米棒子根部挑在火堆上来回转动，苞米爆出诱人的香味。恼人的是密密麻麻的蚊子无孔不入，一群群多得成团，它们扑上你的脸颊、手臂，甚至钻到你的袖口、脖子、鼻孔、嘴巴里玩命吸血。身后草丛里有响动，我担心是狼，打开手电照去，长长的光柱里显出一个个庞大的身躯，扬起脑袋打着喷嚏，闪闪发亮的眼睛像一盏盏小灯笼。我吓得头发梢都支棱起来，见大家依然谈笑风生，壮着胆子仔细再看，原来虚惊一场，那是一群吃夜草的牛。我暗自庆幸没大惊小怪，而别人都还在吃，否则他们又要讥笑我是“温室里的花朵”。等大家喝光头一瓶白酒，我请求刘小伙讲个故事。
“对，刘老师，给我们讲个故事吧。”春节附和道。
“讲什么呢？”刘小伙放下酒瓶子，眼里露出一丝惘然。
“再讲讲‘花的草原’。”我说。
“那是封资修的东西，还想让我犯错误……再说我已不是老师，干脆叫刘小伙好了。”
彬子想缓和一下气氛，开起玩笑：
“应该叫你刘鬼蛇神！”
“我凭什么是牛鬼蛇神，我是说正经的。”刘小伙的脸因困窘而变红，愤懑地打开第二瓶酒，狠狠灌下一大口。他擦擦嘴唇，声音变得很低。“不错，我成份不好，是地主的孩子，可我从没有得到一点家庭的好处，净背黑锅……我是红旗下长大的，从学校走进学校，再单纯不过了。我敢拍着胸脯讲，我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从没干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艾平的妈妈应该了解我，你们应该了解我……我有委屈跟谁说，连个对象都找不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大家都感到压抑般的默不作声了。
“刘老师，别生气，”铁南宽慰他道，“我们可都没斗过你呀。”
“是啊，我也想不开……比起艾平他爸爸妈妈，他们还是老资格的领导呢，就算不了什么。熬一天是一天吧！”
刘小伙拿出“握手”牌香烟，分给大伙每人一支，自己点着一支大口地吸着。他是外县师范学校分来的毕业生，在齐齐哈尔无亲无友，自己也不愿意轻易回家见给他背上沉重包袱的父母，只能一个人闷在三楼单身宿舍里，劳动改造回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怎么和一群孩子来江边蹲宿儿呢。我静静地听着，很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不说这个，刘老师……找个对象就好了。”春节移动一下身子，把一只脚在草地上放得更顺当些，顺手往火里扔几根树枝。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橙红色的火星飞旋上升又落下来，消失在黑暗里。江边上传来“哗哗啦啦”的响声，那是鲶鱼窜到水草中袭击青蛙。
“谁愿给我介绍？”
“我们都愿意，”彬子双手伸到背后支着草地，身子向后仰去。“保你满意。”
“真的？”
“那还有假，真的。”
“带尾巴的？”刘小伙用手扳住后脑勺朝两边摇晃，在黑暗中淡淡一笑。他似乎已忘记刚才说过的话，一味坐在那里思索。
“哪能……梳辫子的。”
“拿老师开玩笑。”
“你到底要不要？刘老师。”春节煞有介事地插进来道。
“那好哇……你就帮忙吧，干什么的？”
“技术员。”
“谁？”刘小伙认真起来，用手按了按脑门。
“李疯子！”仿佛商量好似的，他们几个异口同声。
彬子忍不住“扑哧”一下笑起来，笑得喷出嘴里正嚼着的苞米粒。大伙都跟着笑了，笑个不停。我知道李疯子原是学校的女老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调到厂里当了技术员。不知什么原因受到刺激突然疯癫起来，整天傻乎乎到处乱走，见到吃的东西就管人要。她的家人在外地，没有人能照顾她，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实在可怜。
眼前一个铃铛竿响了，我们顾不得笑，一跃而起跑去起钩，这回上钩的是条大鲶鱼，起码两斤重……
夜深了。
篝火盖上一层熏蚊子的蒿草，蒿草的缝隙中冒起浓浓的青烟，大群缠绕的蚊子纷纷躲进黑暗中去。
伙伴们拆开草垛，用上衣包住脑袋，横躺竖卧地呼呼大睡。我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带大衣，钻进草垛要比大衣暖和得多。我躺在草堆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星星，回味着刘小伙的话，脑子里萦回着不安的思绪。父亲死后，悲哀一度使我几近麻木，一直照耀我生命的生气勃勃的光芒一下熄灭了。很可能在那些日子里，一种无法抵抗的阴影常常袭上心头，我的性格和情绪都发生极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会一连几个小时陷入沉思，思想突然变得清晰明确，开始懂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些念头渐渐变得非常痛苦，我想竭力压抑下去，但并非每一次都能做到……有的时候，这一切又会很快过去，正如雨后的太阳照耀得特别明亮，那过去的不幸仿佛一下就给遗忘掉了。尽管这种自欺欺人的情绪显得特别热烈，我明知道它的存在，又不敢正视它，内心里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矛盾状态。严酷的现实始终在提醒着我，不管你怎样努力挣扎，那些阴影永远无法摆脱……大家笑刘小伙，我却想哭，我为刘小伙感到伤心，好像他和自己同命相怜。我可以说这不关我事，与我没有关系，然而我深受运动其害，已饱尝家庭的连累之苦，经常碰到一些敌视冷酷的目光……一个人压抑久了，实在憋不住才偶尔流露心声，他道出的感觉如同出自我的肺腑，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竟敏锐地预感到将来的不幸了。
糖厂刚刚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红五类”都上台控诉旧社会地主老财的滔天罪恶。“文革”中尤其讲究“血统论”，家庭出身本人成份至关重要。一旦你投错胎，自己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头顶上总是笼罩着被怀疑的阴影，让你时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负罪感。年轻姑娘、小伙子找对象，都得仔细查遍祖宗三代是不是地、富、反、坏、右，否则娶或嫁错出身，连孩子也跟着受株连，没等出生就注定要成为不幸的人。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没你的份儿，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成为困难户、老大难，考虑自己做什么只能导致失望。进国家重要部门你做梦也不敢想象，出大力流大汗的地方或许让你勉强栖身，给你个活干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你必须感恩戴德，诚惶诚恐，一不小心完全可能变成什么运动的替罪羊和靶子……
因为喝酒，大家睡得跟死猪似的，铃铛竿响了也没人管。
刘小伙的呼噜打得惊天动地，一直到天亮都没停，再加上蚊子铺天盖地的“嗡嗡”声，搅得我怎么都睡不踏实，只是迷迷糊糊打个盹，早早睁开眼睛。临近黎明的月亮高高悬在空中，从云层里孤独地闪着白光，一颗流星无声地飞坠下去，仿佛是渐渐熄灭的焰火。大地一片寂静，活像整个世界都睡着似的。东边隐隐现出鱼肚白，微波荡漾的江面变成灰白的颜色，周围的草地、野花、柳丛清晰可辩。一大群水鸟扇着翅膀、垂着尾巴落在沙滩上，发出悦耳的鸣叫戏水捕食。我头一次露宿，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多想变成一只水鸟飞翔在泛着白沫的波浪上，从高空看看鱼儿是怎么自由自在生活的……伙伴们还在横七竖八地睡着，我穿着大衣，手脚却有些冰冷，活动一下手脚坐起身，碰落草尖上的一层闪着微光的白粉沫。我发现那是些细微的霜花，在家里住不知道，北大荒的野外这么早就霜降了。不知不觉间犹如雾里看花，江中心露出半轮鲜红鲜红的朝阳，照得我身心暖烘烘的。一阵晨风驱散淡淡的雾气，身边的草丛摇晃起来，轻盈盈，亮晶晶。大自然令我感到神奇莫测，刚才分明在草尖上看到的是霜花，此刻却变成璀灿的露珠，饱满而又浑圆，一滴滴从草尖无声地滑落。露水打湿蚊子的翅膀，它们飞不起来了，只得隐藏在草丛中等待天黑再出来。我再看江面的时候，鲜红的朝阳已升出江心，东方渐渐红了，江水渐渐红了，天边仅有的那一片马蹄状的云彩也被它映得通红通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太阳，再不用拿有色的玻璃挡着眼睛，就可以清晰地盯住它的轮盘，虽鲜艳却很柔和，一点都不刺眼。
我屏息敛气，等待着，等待着，它在我的凝视中升出水面了，那不是升出来的，而是奋力一跃跳起来的，整个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似乎伸手可及。浩浩荡荡的江水，绵延起伏的江岸，微微晃动的草丛，都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刹那间，我紧缩的胸口宽阔起来，忘却一切世事的烦恼，心境与晨曦融为一体了。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这是童年以后的又一个童年，大自然迸发的一切都在欢呼呐喊，而这种奔涌的无比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这种力量就是我的力量……我觉得人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早晨里，是多么的振奋和舒畅！篝火熄灭了，只剩下一堆褐色的灰烬，白色的余烟随风飘摇四散。太阳很快就使人暖和起来，伙伴们懒洋洋地掀开草捆，一个个爬起来掏出小鸡鸡，背朝着风向撒尿。我迎风掏出小鸡鸡，屁股上却挨了彬子一脚，他眨着惺忪的睡眼喝道：
“转过来。”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受了风，你那玩意就肿成擀面杖，缩不回来啦。”
“谁说的？”
“打鱼人的规矩……瞅着我干嘛，没听懂？”
既然彬子这么说那就是真的，得遵守打鱼人的规矩，虽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孩子迎风撒尿小鸡鸡肿成擀面杖？但打心眼里佩服伙伴们，他们都是老道的打鱼人，至少有两三年的蹲宿儿经验，样样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办。这里面的诀窍和学问可不少，同样要知道许多东西。例如鱼儿回游的规律，彬子总说“七上八下”，好长时间我才明白指的是什么，原来七月之前鱼儿是往上游走，八月以后是往下游走……我奇怪他们起来后的分工，除铁南一个人遛甩线，大家都留下整理乱七八糟的草垛。我估计了一下，江边堆着６个草垛，我们夜间烧掉十几捆羊草，且集体睡在一个草垛上折腾得大部分羊草都散了捆，差不多糟蹋掉整整一垛草。彬子、明利熟练地收拢乱草打起草捆，刘小伙重新堆起一个草垛，春节和我捧起大堆的草灰扔进江水里冲走。重新堆起的草垛明显小许多，大家又从其他草垛上抽出一些草捆搬在这个草垛上，搞得６个草垛看上去差不多大小才住手。我莫名其妙，心想这也是打鱼人的规矩吗？
铁南还在遛钩，我们绕过水泵站去起撅达钩。
早晨的风很凉，对岸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之中。大家在柳丛旁脱光衣服，我冷得瑟瑟发抖，伸手探进江水试了试，水冷得像冰。彬子光着屁股走到水边，一下被江水激得缩回脚来，抱起膀子说：
“好凉！”
刘小伙不怕冷，他活动一下肌肉发达的四肢，一步步走下江岸，泼着水朝深处走去。他打头阵，让我们跟在后面。
“怎么办？”我苦着脸问。
“妈的，冲啊！”
彬子大吼一声连蹦带跳冲进水中，别的没说什么，其他人都朝对方身上泼着水，发出怪叫跳着奇特的舞步跑进水中。我不能犹豫了，也“啊啊”大叫着冲进水里，但是当我趴进水里乱扑乱打时，不过几秒钟，江水就变得不再那么冰冷了。糟糕的是一夜之间涨潮的江水淹没昨晚插的撅达竿，大伙只能凭记忆在柳丛里摸撅达钩。彬子他们摸到大部分撅达竿，差不多每个撅达钩上都有鲶鱼：“啊哈，我摸到个大家伙！”孩子们不断地发出欢呼，之后摘下鲶鱼穿在鱼串子上拖上岸去。我好着急，老半天一根撅达竿也没找到，等大伙都上岸了，我仍不死心地到处乱摸一气，怎么也得挣点面子逮到一条鲶鱼，别一点出息都没有啊！
“算啦，于瘦子，该走了。”彬子喊。
“等等，”我头也不回道，“再等等……”
身边突然翻起水花，一条大鱼跃出水面，我看见它落下去咬着一跟绳子，扎进水里顺手一摸，惊喜地摸到一根撅达竿。仰起身子拽着条鲶鱼浮出水面，大声嚷嚷道：
“啊哈，我也逮住条大家伙！”
“别急，掐住它的鳃。”岸上喊。
我掐住鱼鳃，笨拙地摘下鱼钩，歪着脑袋往鱼串子上穿，这是条脑袋扁平，长须，周身滑溜溜的大家伙，大概有五六斤重。可能是折腾累了，驯服地任鱼串子穿过鳃口，毫不挣扎。我想显示自己，双手把它举出水面朝岸上喊：“你们看呀！”话音未落，大鲶鱼猛一甩尾巴扇过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打得我眼前金花乱冒，下意识松手去捂眼睛，大鲶鱼“扑通”落入水中带着鱼串子跑了。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惹起伙伴们的一阵讥笑。
北大荒不愧为北大仓。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一群孩子守在江边玩耍一夜，随便用最简陋的撅达钓，也能钓上二、三十斤无鳞鱼。更不要说朝鲜族人的稻田沟里，有的是泥鳅和各种小鱼，只要跳到水里扑腾几下搅浑水沟，就会看到无数张鱼嘴伸出水面一张一合地呼吸，你一条一条抓好了，就怕捞多背不动。太阳升起来来了，鲜红鲜红的像个大火球，天气依然很温暖，弥漫着淡淡的雾气。铁南的收获也不小，他遛的甩线钩钩有鱼，还钓上来４条鲤鱼和两条鲚花。我最感兴趣的是有一条花鳞鳌花，这是淡水鱼中的珍品，扁圆形的胖肚子，硕大的嘴巴，锋利的尖牙齿，专食鱼虾为生，即使那时江里也不多见。父亲在世时曾买过鳌花招待贵客，比如理琨叔叔一家到我家串门，母亲一定要做清炖鳌花招待他们。钓到这么名贵的鱼，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却高兴不起来，听到背后有毛驴车驶来，都装作蹲在江边洗脸、喝水，谁也不回头。
我看到两头小毛驴拉着一辆大车驶下大坝，摇摇摆摆地走进草地间。车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他的丈夫牵着牲口笼头走在车前，“驾驾喔喔吁吁”地来到草垛边停下大车。赶车的是一个矮胖汉子，黑脸盘，鹰钩鼻，爆眼珠子，穿一身黑衣服，活脱脱我们常钓的老头鱼。那满脸的皱纹和粗糙的手掌，告诉我这是一对闯关东的盲流。在“插个木棍也能发芽”的北大荒，到处都有盲流的生活踪迹。我去过距糖厂４里远的山东屯，那里原本没有村落，一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闯关东的老乡在泡子边建起几座干打垒小房。渐渐的，盲流们发现这里既有水源又离城市较近，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他们秋天割芦苇，冬天穿冰窟窿打鱼，夏天打羊草，割柳条编筐维持生计。也有人开点荒，靠种菜卖菜过日子。山东屯里的卫生环境极差，低矮的房群中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夏天满是污泥浊水，蚊子苍蝇“嗡嗡”乱飞。小孩子们光着脏兮兮的身子在泥水里戏耍，自得其乐。村里的人一空闲时就聚在一起喝酒，耍酒疯打老婆如家常便饭。糖厂的家长都不许孩子们去山东屯玩，怕跟盲流们学坏了……过去，市里每年都组织人员清理山东屯，或动员盲流们返回原籍，或出动车辆送他们去嫩江对岸重新安置，帮他们开荒种地，安家落户。但市里每清理过一次，用推土机推平村落，过不几天，小土房又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当盲流？
母亲说各种因素都有，山东老家地少人多，农村日子不好过，有些地方收成不好，一家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北大荒地大物博，荒无人烟，所有的道路都四通八达，随处都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稍微勤快点的人都能挣出份口粮。况且山东人祖祖辈辈有闯关东的习惯，即便穷得娶不上媳妇的人也要来闯几年北大荒，挣点钱回家娶媳妇。再有的就复杂了，逃避包办婚姻的，超生躲计划生育的，家庭出身不好的，过去有历史问题的，杀人放火的……所以他们才隐名埋姓到处流浪，四海为家……老头鱼看到有钓鱼人，马上觉得不对头，他来来回回在６垛草堆旁转了几趟，查看我们留下的篝火灰烬，脸色越来越阴沉。我先头并没有再意，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爬起来，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灰烬，整理草垛。老头鱼背朝着我们和装车的女人说些什么，语声在静寂中清晰可闻，我猜测女人是在劝丈夫息事宁人，他还是扛着草杈怒气冲冲朝我们走来：
“我说，小家伙们，太不像话啦！”
“怎么啦？”铁南回过头，眨着眼睛故作糊涂。
“烧点就行了呗……可……可糟蹋这么多捆草？”老头鱼皱着眉头琢磨着我们，走近几步，胡子拉碴的嘴角边皱纹很深，他似乎早就看穿我们的鬼把戏了。
“开玩笑，谁糟蹋你的草了，我们只用点草引枯柳条，你看看那草灰。”
“一点儿，２０多捆呀……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铁南还没说完话，老头鱼已气得哆嗦起来。“那是我一家人活命的钱！”
“少罗嗦，谁拿你的草找谁去。”明利不耐烦道。
我不得不佩服伙伴们消灭罪行的手段高明，一大早就防患未然，搞得对方无证可据，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明明是你们烧的，还抵赖！”
“臭盲流，你唬谁？”彬子涨红着脸大喝。
母亲总教导我，“遇事退让三分，给人留个台阶，别把事做绝。”看得出这句话深深伤害老头鱼，他十分吓人地揪住彬子的衣领：
“小兔崽子……”
“弟兄们，上！”
铁南一声喊叫，我们如狼似虎地围住老头鱼，扭在一起。我个儿小，死死抱住老头鱼的一条大腿，准备一动起手来狠狠咬他一口。我在彬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其中也包括这一点，即使胆怯也永远不要露出恐惧的神情，你有一次临阵胆怯，下次准遭伙伴们唾弃，没有谁再带你玩了。况且我的屁股上有“屎”，是被打入另册的狗崽子，他们不嫌弃就烧高香了。我很害怕，感到周身冰凉，半天都回不过神儿来，但我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抱怨，不管怎么说，这时候一定要动手，不能不装出勇敢的样子吓唬人，知恩图报。
“大伙都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刘小伙抱着胳膊劝道，我们知道他决不会让自己的学生吃亏。
“别……求求你们！”身后传来女人的乞求声，“孩子他爹，松手！”女人跑过来，不管不顾地把住丈夫的手，将他拖出包围圈。
老头鱼一下子扔掉草杈，气愤地跳起来，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刘小伙带着负疚的神情，掏出支香烟递过去：
“老乡，抽支烟，消消火。”
“连孩子都欺负我们，”老头鱼慢慢抬起头，恨恨地推开香烟。“是盲流……”
“别说了，谁让咱命苦……”女人低声下气地转向我们，干枯的头发上沾满草屑，声音轻极了。“事儿已经没法挽回，俺们认啦。”她的话越说越慢，越来越不清楚了，之后撩起衣襟擦把眼角，拉起气鼓鼓的丈夫。老头鱼还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只是攥着拳头哼了一声，愤懑地吐出口唾沫，好像嘴里掉进什么讨厌的东西，蹒蹒跚跚地走向大车。
我注意到，拉草人蹲起的地方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像坑。
彬子早就向我灌输过一套强者的理论，遇到情况一定要“野”，出手要快，要黑，你不把对方降住对方就会降住你。我初出茅庐，怎么也“野”不起来，倒有点做贼心虚的味道，心慌得不行。“我们确实烧了人家的草，这样做对吗？”我低下头，咬住嘴唇又抬起头，想再看他们一眼，却只看到背影……老头鱼的反应弄的我很不踏实，有一种负疚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我甚至开始厌恶自己……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谁都不再说话。我们收拾鱼具准备回家了，刘小伙不时看一眼往大车上装草的老头鱼，若有所思。
当我们拎起盛鱼的网袋时，他低声吩咐：
“于艾平，从我的那份里拿两条鲶鱼。”
“干啥？”
“给他们送去。”
大车沿着车辙很深的路摇摇晃晃地驶去了，我一溜烟追过去，将鱼儿塞进女人的手里，没等老头鱼夫妇说什么就急忙返身跑回来。但送给他们的不是两条鱼，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一条，总共大大小小有６条鲶鱼。
为祝贺我第一次蹲宿儿，伙伴们将那条名贵的鳌花分给了我。
, , 淡？”
“骗你是小狗。”
“抵罚款怎么样？”
一只水耗子能换回衣服，我生怕她改变主意，忙不迭点头。同时又灵机一动，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看鱼人解脱，说：
“阿姨，我已交过罚款，你就别再扣他的工资……行吗？”
“算了，有红小将说情，不扣啦。”
军帽错把我当成一个战壕里造反的同盟军，饶了看鱼人。她接过水耗子挂在车把上，然后戴上军帽，吹起口哨扬长而去。站在一旁的看鱼人还没有从惊恐中摆脱出来，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整个人显得神情可怜，萎靡不振。我不好意思再面对他，不知该怎么办，想多说一点，又实在没什么可说的，抱起衣服向大坝跑去，刚跑出十几步就听身后喊道：“别跑……站住！”我收住脚步，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认为对方没什么恶意才放心地等他。看鱼人追上来，默默递给我１０元钱。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什么也不要，他却硬硬地塞过来说：
“小家伙，那是一只水獭……用这点钱收恐怕都不够！”
一早一晚的风有些凉意了，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姐姐出去串联半个月还没回来，母亲不放心地磨叨着，你看你姐姐也不往家里寄封信，是不是生病了？路上出什么事了？我说她是和同学一起去的，人家没回来她怎么能独自行动，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母亲说我没心没肝，一点都不懂得她的心。我才不盼姐姐他们的红卫兵战斗队回来呢，一回来又要复课闹革命，害得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疯玩了。姐姐来信了，说她早已安全抵达首都北京，住的吃的都很好。为什么没有尽快回家？主要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母亲立即写出回信，要她见过毛主席马上返回齐齐哈尔，不要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我心想姐姐你千万别听母亲的话，好不容易逮着个免费旅游的机会，不玩白不玩，着哪门子急，换做我不把全中国逛遍才怪呢！
没料到一只水耗子如此值钱，我发了一笔小财。别小看一个孩子兜里有１０元钱，这意味着能买２００支奶油冰棍、４００个鱼钩。水耗子是大家逮住的，我没独吞，按春节的建议跑到造纸厂下起饭馆，搞得小伙伴们都喜出望外。我们从没有如此阔气过，都摆出副有钱人的毫不在乎的派头，随便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喝罐头瓶子装的散啤酒。我还给春节买了一盒“哈尔滨”牌香烟，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才挥霍掉５元钱。搞得服务员不断打量我们，心想这几个孩子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偷家长的钱摆谱大吃大喝。我不敢把余下的钱交给母亲，她也不会相信有什么水耗子，索性分给小伙伴们一人一份，让他们留着买冰棍和鱼钩吧。
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我天天和春节、彬子去养鱼池，到大坝西面的泡子里钓老头鱼，竟对偷钓养鱼池里的鲫鱼不感兴趣了。其实大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在守株待兔想碰大运再钓个水耗子，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天底下只有一只傻兔子撞过大树……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无处不在，无论走到哪里都使人摆脱不掉，这种心绪一直都存在。看鱼人已摸透孩子们的鬼把戏，我们也不能轻易偷钓鲫鱼了，因为他一发现我们到“锅底坑”玩水就赶过来，抱着脑袋躺在坝坡上晒太阳……失去家庭和孩子的痛苦，精神上致命的打击，使他头上花白的头发更加密集，连下巴的胡茬都变白了。他的头垂向前方，闭上眼睛，似乎要打盹，随即提起精神怔怔地盯着戏水的孩子们，像在想自己的孩子，思绪万千……看样子，我们不走他决不会动地方，我们也不用再耍花招儿转移他的视线，纯粹来游泳玩了。久而久之，我学会蛙泳、潜泳、仰泳、侧泳、自由泳、踩水，也精通水性了。开始跟彬子学扎猛子的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着实吃过不少苦头。彬子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老想变成一条鱼游得远远的，他要我一定睁着眼睛潜水，因为鱼儿睁着眼睛在水里游动。我睁开双眼捏住鼻子，两腿扑腾着大头朝下钻进水里，白花花的屁股却撅在水面，无论怎么蹬动就是沉不下去。彬子失去耐心，照我的屁股打过两巴掌。我“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浑水沉进水底，彬子以为淹着了，吓得赶快拽起我的脑袋。我却茅塞顿开，再次喝下口水扎进水里，竟鱼一般地潜进水底自如游动了……
我们玩水，采青菱角吃，比吐唾沫，看谁尿撒得远，其乐融融。
我经常纳闷，为什么菱角秧一堆堆一片片地聚集在池水深处，从不在水边生长？它们总是举着一簇簇圆叶子等待着风来，风一往哪边吹，就随波逐流漂向哪边。要是一下起大雨，它们就慌慌张张地不知道往哪里躲了，一个劲儿跌跌撞撞朝水底钻去，仿佛是个必然的结果。我看这一切全是装出来的，等风雨一过，它们又怡然自得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波浪间轻轻摇呀摇……但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吹不断它们细长柔软的茎部？孩子们要采集青菱角吃，必须游到泡子中间将菱角秧收集在一起，拉断它们长长的根须，才能把成堆的青菱角拖上岸去。可是你得当心，千万别踩上漂在岸边的黑色老菱角，那都是些去年烂空心的成熟果实，一脚踩上去准扎一个大窟窿。我的脚心就被老菱角扎过一次，拔出后疼得满地单腿蹦高。春节叫我赶快用鞋底敲击脚板打出积血，经我一拍，脚心麻木了，疼痛也减轻许多，他抓把淤泥堵住我的脚心，几天以后伤口竟不治自愈。没成熟的菱角壳很嫩，用牙齿一咬就破，里面的瓤是一层皮包的甜水，吃多也没什么意思，不顶饿，跟没吃东西差不离。吃腻青菱角，我们开始比赛吐唾沫，看谁能聚一口浓痰吐得最远。小伙伴们谁也比不过春节，他什么时候都能聚出浓痰，“呸”的一口吐出几米远。我甘拜下风，怎么咳嗽也聚不出浓痰，只能在撒尿的项目上和大家比试一下。你看吧，几个孩子一丝不挂地并排站在大坝上，把着小鸡鸡比赛谁的尿泡最长射程最远。彬子数起“一、二、三”，我们便一起顺风开炮，几道尿流飞上半空划出长长的弧线，“飞流直下三千尺”般冲下坝底，孩子们全抖着小鸡鸡欢呼：
“老天爷，快下雨，包子馒头全给你。嗷都来看，都来瞧，下雨喽！下大雨喽！”
我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开赛时尿泡最长。其实我耍的小聪明并不完美，尽管总在比赛之前喝一肚子水，尿泡虽长但力度不够，射程还不算最远，发挥好的时候也顶多只获第二、三名，从没登上过冠军的宝座。真不知道彬子是怎么练出的绝招儿，不喝水照样尿得老远老远……我这才理解东北人为什么赞许谁时，都说这家伙够“尿性”，原来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意思。
姐姐串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的新鲜事。
她变得很神气，胸前别着毛主席纪念章，肩上挎着黄书包，像个英姿飒爽的冒牌女兵。母亲临出门前给她带１０元钱，她近一个月时间只花几角钱，并买回２枚小小圆圆的毛主席纪念章送给我和妹妹。姐姐说要把像章戴在胸前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样才表示自己最最虔诚。我将姐姐的礼物别在胸前，挺着胸脯欢天喜地转了一圈，还专门拐到春节家去炫耀一番。但很快就像泄气的皮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发现除个别比我小的孩子流着鼻涕投来羡慕的一瞥，没任何人注意我的煞费苦心。人家春节早有纪念章了，且比我的大，背景也好看。哪像我的纪念章里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头像。再说春节有军帽、皮带和红卫兵袖标配套，人显得既神气活现又威风凛凛，威武得很。我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内心里却嫉妒得不行，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憋气加窝火地走人！
母亲问起姐姐路上的情况，姐姐说你不写信叫我回来，我也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
为什么？
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一路上的罪遭不起。
火车上实在是太挤了，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一条挤着一条。每节车厢都超载一倍以上的人，两人的车座上挤３个人，３人的车座上挤５个人，车厢过道上、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人，连厕所和餐车里都挤得满满的。更要命的是列车还不停地误点，一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本来从齐齐哈尔驶抵北京的快车正点时间是２４小时，她一来一回都走４８小时。车上没吃没喝，车误在大站还能买点东西对付一顿，误在小站就只能自认倒霉了。最叫女孩子难堪的是列车行驶途中无法大小便。男孩子憋不住还好说，拉开车窗就往外尿，女孩子们难为情，说什么也得憋到列车进站才能方便一下。好不容易下车时也提心吊胆怕火车随时开走。女孩子们不敢远离月台去找厕所，只能围成一圈轮番蹲下来解手。人多，列车上热得蒸笼一般，姐姐无论白天晚上都汗水涔涔，人渴得嘴上冒起大泡也不敢喝水，唯恐喝过水后又上厕所……看来免费旅游的滋味并不见得多么好受！
姐姐告诉我们，她串联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亲眼见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当她谈到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起“毛主席万岁！”姐姐说，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毛主席决定接见的那天下午，红卫兵小将们都激动得夜不能寐，坐在大地铺上唱起革命歌曲。这个战斗队唱完那个战斗队接上，谁也不听工作人员的劝告，抓紧时间休息别错过接见的时间。没想到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乘大客车出发，到长安街即下车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被接见的红卫兵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分几路缓缓接近天安门广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王府井到天安门只有一站路，姐姐他们却走了近４个小时。折腾一夜，大家都后悔没听工作人员劝告，早早休息养精蓄锐，人人都困得眼皮子打架，哈欠连天。姐姐困得睁不开眼睛，队伍一停就站着睡过去，前面的人走动了，后面的人推起她机械地朝前走去，她的脚在走着，脑袋仍在昏睡不醒。等她一步一个盹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绝大部分同学都一屁股坐下就睡过去。下午１点，姐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广场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纪念碑上，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金水桥上，天安门观礼台上，人山人海。所有的人头都攒动着，脖子伸得比鹅还长，竖起森林般的手臂朝天安门上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姐姐隐约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下，站着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他正在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挥手。姐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也跟同学们蹦着高欢呼，都喊哑了嗓子！
我想象着姐姐描述的激动场面，不知为什么，很像我参加过的文化宫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广场上一片红旗的海洋，人人都举着红语录本，声嘶力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只不过毛主席是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小将挥手，而包括母亲和一大批走资派是撅在主席台上向造反派低头认罪的。我不明白毛泽东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煽动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几百万各级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全部沦为阶下囚？
我无从得到答案，也没有谁告诉我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学校里又开始不平静了，一部分红卫兵继续进行革命大串联，一部分红卫兵带着学回来的经验就地闹革命。
头一批就地闹革命的红卫兵，不准男人留大胡子、长鬓角、穿瘦腿裤子；不准女人穿布拉吉、烫头发、抹雪花膏。张嘴闭嘴要大家背一句毛主席语录，时刻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一经发现照相馆有“封、资、修”的照片，“喀嚓”一剪子剪掉头部，有如刽子手斩去首级。来取照片的顾客哭笑不得，当面说革命小将的行动“好得很”，出门就大骂他们“缺德带冒烟，将来养个孩子准没屁眼！”遭殃的是那些头发天生卷曲的人，理发店不敢给理发，照相馆不敢给照相，若遇到哪支战斗队看你的头发不顺眼，必定摁住脑袋剪成“电灯泡”……革命小将贴出大字报，不管什么人，一律勒令你剃成军人式的“小平头”。据说这种发型有利于作战时徒手搏斗，令敌人无法揪住你的头发……男人剃小平头倒没什么，顶多大家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像外国人看我们一律是黑眼珠、塌鼻粱、扁面孔，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中国人看外国人也一律是黄眼珠、大鼻子、金头发，照样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可我们能分出外国人是男是女，外国人却无从分辨我们是女是男。学校有不少女同学剪了“小平头”，连糖厂的青年女工也模仿起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摇身一变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假小子。那时候全国人民效仿解放军，能有套盖军戳的军装是最时髦的事情。即使老式军装也颇受青睐，当过兵的人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旧军装，穿在身上神气的不得了。我的父母是老兵出身，家里却没保存下一件旧军装，令混进红卫兵文艺队的姐姐十分沮丧。我问母亲为什么没有老底？母亲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你大舅家孩子多，我和你爸爸来东北前将旧军装都寄给孩子们穿了。我遗憾的是这么时髦的衣服都没留给姐姐，要能换回来一件该多好！母亲说你大舅家的孩子早把旧军装穿烂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们还不断来信要你们换下的衣服……
“没有啦，也不能给啦。”我生气地说，连我都没新衣服穿，身上补丁摞补丁还支援人家。
问题是女孩子剪成“革命头”麻烦不断，“文革”中女性的特征一点都不能显露，否则会有革命动机不纯的倾向。女人不能臀部过大，腰太细，穿高跟鞋，连乳房大了都是罪过，最好让胸脯平坦得能跑大卡车才算真正的美丽。女孩子们都煞费苦心地束胸、收臀、穿解放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变得和男孩一样虎虎有生气。总而言之要变得雄性十足，即战斗性革命性十足。可是她们在街上一走，擦肩而过，就使不少无产阶级男性险些犯了流氓错误。有时候男人们逛街急于上厕所，见有假小子进去便毫不犹豫地跟进去，没等解开裤腰带就听里面吱哇尖叫：“来人啊，抓流氓！”搞得出身好的男性造反派也措手不急，反而把自己也弄糊涂了，急忙提着裤子仓皇逃离是非之地，宁肯随地大小便也不敢轻易进厕所，从而大大破坏了公共卫生。
我的伙伴彬子天生就像混血儿，黄眼珠，大波浪卷毛头发，要不怎么给他起个绰号叫“猫眼”呢。后来郭春节当兵临走之前，小伙伴们决定到街里的“雪原”照相馆拍张合影留念。那一天有我、春节、彬子、朋久，还有一个绰号叫赵和尚的同学。彬子倒是挺幸运，没碰到街上巡逻的红卫兵被剃成秃子。可一走进“雪原”照相馆就碰了一鼻子灰，照相馆经理指着彬子脑袋上的卷毛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给拍照片。彬子一再辩解说：“我生下来头发就这样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经理毫不客气地轰我们出去，嘴里还磨磨叨叨地牢骚不断：“谁管你天不天生的，我要真照，红卫兵还不把照相馆给砸啦，你们也不替我想想！”５个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外，彬子更是一脸惭愧，埋怨自己的头发长得不好，害得大家连个合影都没照上！春节突然似有醒悟地一拍大腿：“什么他妈这个那个不给照，老子不正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吗，回去造他的反！”春节的一句话提醒小伙伴们，真是人肩膀上长出猪脑袋，晕了头，于是决定立即杀他个回马枪。可我的蓝裤子白衬衣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胳膊上也没有红袖章，一看就是个“响当当”的走资派狗崽子，根本就没法充当冒牌的红小将？
“那好办，你把裤腰带解下来，扎在腰间。”彬子帮我出个主意。
“裤子怎么办……”这意味着要撒谎，我为难地说。
“你不会用手提着。”
我一手提着裤子跟在他们后面，雄赳赳地排成一列再次杀回“雪原”照相馆。经理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怎么又来捣乱，还有完没完！”话音未落，春节、朋久和赵和尚抄起椅子板凳砸向橱窗，玻璃“哗啦啦”地碎裂开来，飞迸四溅。原来造反只是一念之差，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胡闹一通就是了。
“我要喊红卫兵……”经理急了，倒退两步大叫。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春节抬起胳膊，把红袖章送到他鼻子尖前。“不用你请，我们就到了。”
看样经理也是个碴子，他不甘示弱地问出一连串为什么？其间特别扫了我一眼，分明在暗示我们是一支杂牌军：
“你们是哪的红卫兵？”
“白土地的。”春节回答。
“什么组织？”
“‘横扫千军如卷席’战斗队！”
“刚才还没有……”
“就是现在成立的，专造你们的反，”赵和尚解下腰间的皮带抡向空中威胁道，“怎么，不服吗？”
“我们可是‘雪原’照相馆……你们凭啥破坏公家财产？”
经理的眼里闪着恐惧，心里却不服气地加重“雪原”两个字。据说写《林海雪原》的作家夫人“小白鸽”，曾在这儿照过相，他们的业务才如此红火！
“这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林海雪原》是株大毒草，早就被打倒批臭了，你还抱着‘小白鸽’的臭脚不放，摆她的相片招揽顾客，想替她翻案……”春节越说越气，又举起椅子砸向柜台。“仅凭这一条你就罪该万死！”
我不得不佩服春节联想丰富，这明明是八杆子也扯不到的事，他却双手掐腰理直气壮。直到彬子暗暗地从后面捅了下我的腰眼，我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来。
“别砸，别砸啦……不就照张相吗，我们照，照！”经理慌忙把住春节的胳膊，眼珠一转接着又问。“红卫兵小将们，明明是你们贴的布告，不许拍卷头发的相片，现在为什么又允许啦？”
这个为什么终于问住春节，他转向大家以目光求援，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小眼眨巴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北京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最近要拍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在全国范围内选演员，你还不知道吧？”还是朋久来得快，煞有介事道。“我们这位小将要去扮演美国兵，所以才留卷毛……你耽误演出是要负责的，就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提起革命样板戏，经理再不问什么了，这可是江青亲自抓的成果，借他个胆子也不敢耽误。况且朋久编的瞎话极妙，不由对方不相信。于是乎，经理当即表示坚决支持红小将的革命行动，马上将“雪原”改成“奇袭”照相馆。他分文不收地给我们照过合影，还给彬子单独拍两张照片，说这是“奇袭”照相馆的极大光荣，要摆在橱窗里做永远的留念！
一走出照相馆的大门，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没笑破肚子。我乐得喘不上气，连裤子都掉了下来……
六、
齐齐哈尔的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红卫兵战斗队走上街头，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某某战斗队的大旗往交通岗旁一插，即表示他们建起一道新的卡子，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盘查过往的行人。红卫兵逢人必对一段语录，对不上来的行人绝对不能通行，只得上一边待着想去，什么时候对上什么时候再走。荒唐多了也就不觉得荒唐，有些实在对不上语录的人只能忍气吞声绕道通行。革命小将对公共汽车也不放过，司机照样得对过语录才能通行，车上的乘客不敢惹麻烦，都鸦雀无声地等待司机通过“考试”。司机早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一般都能对得上来，若个别红卫兵出难题，售票员准会如数家珍般对出一串语录出面解围，使车上的乘客全都如释重负，皆大欢喜。
爱打扮的女人成为重点盘查的对象。
造反派审查的标准极其严格，看到女人脸上涂脂抹粉，身穿布拉吉，手戴戒指，准给你扣上一顶资本家后代的帽子，说你身上有资产阶级倾向，勒令你回家洗心革面换过衣服才能出门。我百思不解的是红卫兵为什么不许人家穿高跟鞋和瘦腿裤？一经发现有人穿高跟鞋立马扒下鞋子，用钳子卸下后跟才放人家过关。红卫兵对付瘦腿裤的办法更简单，拿起空酒瓶往人家的裤腿里一塞，塞不进去即把裤管撕成拖布条条。我在群英楼商店门口亲眼见到一支红卫兵战斗队截住一个穿瘦腿裤的姑娘，将她的裤子从裤角一直撕裂到胯部，搞得姑娘裸露出两条白皙的大腿捂着脸颊哭着跑去。围观的孩子们哈哈大笑，大人们则敢怒不敢言。我岁数小，没见过真正的资本家，也没见过资产阶级的阔小姐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些资产阶级一定穿戴得非常可笑。男人留大胡子，长头发，穿瘦腿裤，屁股蛋绷得紧紧的。女人涂脂抹粉，穿大花布拉吉，高跟鞋，都像漫画上的刘少奇夫人一个模样。我恍然大悟，原来分辨敌我矛盾的办法易如反掌，只要看一眼对方的穿戴，就能准确地判断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否则为什么不许老百姓学他们的装束，一经发现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反过头一想又有些糊涂，我的母亲和理叔叔他们这代人从没穿过瘦腿裤和布拉吉，怎么也成了阶级敌人呢？
造反派时兴“小平头”，当然要区别于走资派。
糖厂的大批判会上又有个新内容，牛鬼蛇神不老实就给他剃“鬼头”。
所谓剃“鬼头”，就是当场拿出剪子摁住批判对象的脑袋，在头发上隔一指宽剪去一溜，剃出白一道黑一道的垄沟。搞得脑袋像被狗啃过似的，人不人鬼不鬼，使你时刻处于灵魂的惊颤之中。你要是不服气，人家有的是惩罚的办法，立即剪去你的另一半头发，美其名曰“阴阳”头。党委书记冯燕川头回被剃“鬼头”，自己赌气回家干脆剪成秃头。造反派火了，认为冯叔叔有意抵抗文化大革命，打得他一个星期下不了床。并警告其他走资派再敢擅自剃头，冯燕川就是“好榜样”！牛鬼蛇神无不处于恐怖之中，都在祈求自己能幸免于难。但他们在造反派的眼里没有一个老老实实地认过罪，没多少日子，鬼队的人几乎全被剃成“鬼头”。我的母亲也没能幸免，齐耳的短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害得她每次出门都低着脑袋贴着胡同的墙壁匆匆来去，以避开人们的目光。后来母亲找把剪子对着镜子修理半天头发，无奈地自嘲道：“剪成‘鬼头’不要紧，没挨打比什么都强！”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弄到一顶女工的工作帽，无论上班下班都把头发塞进帽子里，我都快忘记她原来的发型是什么样子。好在牛鬼蛇神无一例外都被剔成鬼头，在群丑当中她也不觉得自己丑了。
我迫不得已，开始适应新的形势，认真背诵毛主席语录。
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开口说话就得先背一段语录，否则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要是背不出语录，连商店的售货员都不肯卖给你东西。可怜的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也得由儿孙教几条语录背来背去，要不然连青菜都买不回来。那时候糖厂大院里还没有副食品商店，要买什么肉呀蛋呀，非得去５里路之遥的黄沙滩副食品商店。我后院邻居吕大姨老两口没儿没女，吕大姨夫又整天上班抽不出时间去买东西，所以吕大姨每月必须去黄沙滩商店买凭票供应的４两肉。
卖肉的售货员问她：
“要斗私批修。买多少？”
吕大姨也只会背这一句：
“要斗私批修。割２斤，要肥点的。”
“兴无灭资。你不能重复。”
“要斗私批修。我就会这一条。”
“为人民服务。有规定，对不出来不能卖给你。”
“要斗私批修。”吕大姨急了，央求道。“别的我忘了，你就行行好，卖给我吧。”
“继续革命。不行，这是原则……老太太，想起来再来买吧。”
“要斗私批修。家离这儿远，我这么大岁数跑一趟不容易……”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一位，买多少？”
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事情，售货员不再理睬她，看来极为自然。吕大姨碰一鼻子灰，只得回家了。但那点凭票供应的肉也不能不买呀，老伴又会骂她屁大的事都办不好，待在家里白吃饭。吕大姨让邻居蒋姨家上小学的柱子教她背一段新语录，再重新返回黄沙滩商店去买肉。可是她老人家没等走到, 商店门口，心情一紧张，又把准备好的语录忘得干干净净。后来吕大姨想买菜时就带着柱子，等他对完语录自己再说买什么东西……
能背几段语录就是通行证，你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兜里还有用水耗子挣来的一元钱，我和彬子想去市里买点鱼钩，于是乘２路无轨电车从造纸厂一直坐到第一百货商店，买过鱼钩又乘车转回家来，竟然一分钱都没有花！我俩白乘车的办法非常简单上车后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背诵一段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售票员和司机都不敢让我们买票，怕扣上一顶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破和立，车上的乘客也搞不清如此深奥的哲理。汽车走过一站又一站，我们背过一段又一段，唯恐一没动静售票员就撵我们下车。快到终点站的时候，我和彬子终于都没词了，想得脑袋疼也背不出哪怕任何一条语录，眼瞅着那个女售票员一脸讥笑地走向我们，扬起手来准备撵我们下车。彬子急得挠起后脑勺，关键时刻放开嗓门唱起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尽管我们只会唱两三句歌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女售票员却闻声收住脚步，回到座位上不敢惹我们了。一直到终点站造纸厂，我们还在反复“就是好，就是好……”我看那女售票员差点气歪了鼻子，她肯定心里鄙夷我们：
“好什么……小混子，早就该滚蛋啦！”
姐姐的归来着实令我新鲜一阵，日子又流水一样趋于平淡了。
学校仍旧在停课闹革命，母亲仍旧打扫厕所，糖厂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仍旧转播着北京的实况，毛主席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第五次、第六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全中国人仍旧在一百遍一千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家菜园里的小白菜转眼长成大白菜，大葱的绿叶也变黄了。原先种向日葵的地方，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杆子挺立着，从窗子里望去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只能看见几只麻雀停在木板障子上，悠闲地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人一出去它们就扑棱棱地飞上房顶。我们一日三餐照样吃大饼子炒小白菜，大葱蘸酱油。母亲说天气逐渐变凉，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姐姐的个儿长得快，棉衣棉裤都越来越小，本来是准备秋天给她买新装的。表姐一连３个月都按时给我们寄钱，１０月份突然不再汇款了。母亲盼望我的表姐能再帮她一下，好有点买秋菜、煤和木柴的钱，我们盼来的却是一封不祥的信。表姐说，我的表姐夫晨波他当时是华东局的一个处长，也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她再也无力支援我们了。母亲拿着来信半晌不语，刚刚得到的一点点支援又断了，她拿出一盒“经济”烟，点着一支大口地吸起来。
北大荒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不觉得窗户纸贴在外有什么新奇，贴在屋里的纸很容易碎裂，起不到挡风遮寒的作用。贴在外面的纸就不同了，它会和窗缝冻结在一起，风吹雪打一冬都不坏。养个孩子吊起来倒是一道东北特有的风景。糖厂凡有婴儿的家庭，炕中间的屋顶上必定钉着两个小铁环，环下用绳子挂个小船似的摇篮，婴儿躺在里面摇来晃去，大人抽空儿推一下摇篮，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有时候，我也好奇地跑到邻居家去推推摇篮，幻想着要是能躺在里面该多有意思，那感觉一定和坐在小船里差不多，只可惜没有我这么大个的摇篮！糖厂大院的老娘们儿大都抽烟，除了老头、老太太抽烟袋锅外，中年的女人一般都抽自卷的旱烟。你要到人家去串门，主人家的炕沿上必定有个烟笸箩，里面盛满蛤蟆头或烤烟叶，烟叶上放着一沓薄薄的卷烟纸。那是可以随便抽的（三九严寒也不例外），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乐呵呵地盘腿坐在热炕头上，一齐叼着旱烟喷云吐雾，直至满屋的烟雾浓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才打开气窗稍稍透口气。若从外面看那小小的气窗，简直比烟囱冒出的烟雾还要猛烈……我最佩服大人的卷烟技术，觉得那几乎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先用指尖搓碎干干的烟叶，斜斜地撒在一小条卷烟纸上，卷成一支头粗尾尖的烟卷，然后放在手心里向上顿顿，轻轻拧紧里面的烟叶，再伸出舌尖舔湿纸头，拽掉烟头上的小纸阄阄，即可放在嘴角擦亮火柴叼着抽了。
唯一的区别在于男人卷的像大炮，女人卷的像铅笔。
我羡慕会卷烟和抽烟的人，那派头在我眼里极其优雅，盼着自己赶快长大也有喷云吐雾的权利。我曾偷着卷过几次烟卷，但怎么都卷不好，也分辨不出哪种是蛤蟆头哪种是烤烟。据说蛤蟆头烟劲凶猛，烤烟柔和。有一次我到彬子家玩，趁他家大人不在时偷偷卷成一支“大炮”，模仿着大人的姿态美美地抽了一口，使劲儿将烟雾咽进肚子。这烟的味道很不对头，苦涩涩辣乎乎呛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烟都进了眼睛，没抽第二口就散了架子，搞得红火星子到处乱飞。更糟糕的是一下被彬子的母亲碰上了，她踩灭火星，大声训斥我说小孩子家不能玩火，不听话就告你妈去。其实彬子的母亲是吓唬我，她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根本没找我的母亲告状。我和小伙伴们那次下馆子，也抽过一支真正的“哈尔滨”牌香烟，我仍没学会抽烟，吸着也体现不出大男人的神气。春节说我是“老笨”，我把那盒香烟送给他了……糖厂经济宽裕点的工人家属，则能买条一角五的“握手”牌香烟，或两角钱的“蝶花”牌香烟抽抽，这样一来省得费事卷了，拿着手里也潇洒。再贵点的香烟是科级以上干部们抽的，那大多是“迎春”或“哈尔滨”牌香烟。夏天傍晚，女人抱着孩子叼着烟卷走出门外，３个一堆５个一伙聚在一起乘凉聊天，跟男人抽烟一样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父亲不抽烟，我过去也从没看过母亲抽烟，我想她大概嫌打扫厕所身上有味儿，想用烟气冲冲，所以才学会抽烟的吧。我看到过大人蹲在厕所里大便，嫌茅坑里的臭味刺鼻，点起一支香烟“去去味儿”。有许多孩子不敢在家抽烟，却偷偷蹲在茅坑里吸烟，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少见多怪。那个打扫厕所的赵校长每天都在外面抽烟恭候，是不是也要“去去味儿”？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因为孤独、愁苦才学会抽烟的。我们家在齐齐哈尔没有亲戚，３个孩子年龄小，她既当爹又当妈，碰上难事无处商量，只能闷在家里自己寻思解决的办法。日子不好过，母亲的工资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连一家４口买青菜吃都成问题……母亲抽了一支香烟又接上一支，苦苦琢磨出救急的点子，她找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两件羊皮大衣，一件新帆布雨衣，一块苏联“波浪”牌手表，还有父亲视为宝贝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反复打量着衣物，完全沉溺于回忆之中。这都是些陪伴着母亲的遗物，样样东西都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着联系，看到它们就想起以前的生活与父亲共同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一再呈现在眼前，那是母亲多么渴求的生活啊。为了这个，她在孤寂的思念中忍受多少折磨和痛苦。这种思念埋藏在心底深处，长时间沉默着，却永远存在，永远抑制不住……如今，往昔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一场杳然而逝的梦幻，只有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望，她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孩子。我们就是她苦难的回报，是她一生坎坷的回报，她的血与肉，她最后的安慰……母亲从往事的回忆中醒来，把脸转向窗口，尚觉要卖的东西不够多。她回过头，狠狠心，又摘下自己腕上的“罗马”牌手表包进包袱里。
“妈，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能干啥……去卖。”母亲闷闷道。
“工资又花完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孩子家哪懂这些……唉，要是有一点别的办法，妈还能去寄卖商店，这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纪念……看着它就想起你爸爸活着时候！”
“我也去寄卖商店，带我上街玩玩。”
“别瞎搀和了，省张车票吧。”
母亲没带我去，她自己去了市里的寄卖商店，结果卖掉羊皮大衣、雨衣和她的“罗马”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属奢侈品，寄卖商店不收。母亲最后还是犹豫了，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卖掉父亲的“波浪”牌手表，想将来留给我作纪念。我们再次渡过经济危机，母亲计划着用这笔钱给姐姐买一身新棉衣，交买秋菜的预付款。她预定５００公斤土豆，４００公斤萝卜，一吨煤，１００公斤木柴，这些是过冬必不可少的，再省也省不到哪里去了。
快过国庆节了，母亲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我抢着说想吃顿大米饭，要吃朝鲜族人种的那种大米。那时候能吃顿馒头或大米饭绝对是享受，因为供应限制细粮极少，且白面是那种不去麸子的“全面粉”，蒸出的馒头跟荞麦面的颜色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吃那点细粮，一般都攒下来过年过节或来客人吃。我们上顿是大饼子，下顿是高粱米饭，顿顿都是粗粮当家，孩子们早就吃够了。有什么办法呢，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够不够也得捏着鼻子往嗓眼里咽，不吃你就得饿肚子！朝鲜屯的新稻子成熟了，每天都有朝鲜族妇女顶着米袋，挨家挨户敲门暗地里推销自产的大米。为了过节，母亲只好买黑市的高价大米。她像做贼一样偷偷将朝鲜族妇女让进家里，蹲下身子，抓起一把雪白的大米仔细看着成色。孩子们也蹲下身子围在大人身旁，眼巴巴地看着大米口袋，屏息敛气地听着两个女人讨价还价。
“……４角钱一斤，太贵了，便宜点么。”母亲说。
“她大婶，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卖口粮换点粗粮过日子。”朝鲜族女人婉转地说。
“我知道，谁都紧，要不能跟你讲价……三角七怎么样？”
我们都仰起小脸，瞪大眼睛盯着朝鲜族女人的嘴巴，心里默默祈祷着：“快答应吧，快答应吧，我们就要吃到喷香的大米干饭了！”
“不吧……”朝鲜族女人说。
“三角八呢……你让两分钱？”
我们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脸涨得通红，紧张到垂下眼睛不敢看大人的程度。妹妹抓起一把大米攥在手里不再松开，暗暗地伸到背后，那只小小的拳头都微微颤动起来。
朝鲜族女人摇摇头。
“那我们就买不起了。”母亲抓过妹妹的拳头，把她手里的大米抠出来，表示歉意道。“实在不好意思，你再到别家试试，看能卖点不……”大米从母亲的手指缝里流下来，流进口袋里，我们的心跟着往下沉，难过地闭上眼睛，满腔的希望也随母亲的指缝流走了。
朝鲜族女人一脸失望地收起口袋，顶在头上走出院门，走出几步，她又回过头来说：
“我让一分，三角九，要么？”
“不再缓口了？”
朝鲜族女人坚决地迈开脚步。
“可以……你秤吧。”母亲咬咬牙叫住她，下决心买了。
“要多少？”
“一斤。”
两个女人为一分钱争了半天，总算成交。经过一场艰难的谈判，我们终于欢天喜地秤到一斤大米。“啊，过节啦，有好吃的喽！”孩子们欢呼起来。妹妹高兴得又蹦又跳，姐姐笑着拍起巴掌。我偷着乐，尽量板着面孔让她们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不像狗，给点好吃得就摇尾巴……中国人过节，再穷也要做点好东西吃以示庆祝，人家吃鱼吃肉，我们却用一斤大米庆祝国庆节。粮店供应的籼米和朝鲜大米没法比，公家供应的籼米口感不好不说，且没有油性。朝鲜大米质量好，一蒸出来上面好像浮着一层油汪汪的水晶，雪白耀眼。再拌上一勺猪油，一勺白糖，我绝对心满意足，干吃米饭不用就菜比吃点心还香甜，口感好极啦！
北大荒的１０月上旬，大片大片的杨树叶子已变成金黄金黄的颜色，那正是嫩江秋高气爽、水阔鱼肥的时节。
滚滚滔滔的嫩江紧贴齐齐哈尔市区，经葫芦头甩个大弯，从朝鲜屯流向富饶的三江平原。它略为浑浊的激流一泻千里，曲曲弯弯有如一条奔腾的长龙。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曾带我去过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到著名的太阳岛上游玩一天。在我的记忆里，松花江的江面水流舒缓，两岸遍布人烟和村庄，江道比嫩江宽阔多了。如果把松花江比喻成一个温柔的姑娘，那么嫩江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我喜欢嫩江的无拘无束，两岸尽是荒天野地，从不像松花江那样忸怩做作……
母亲听说刘小伙要和我们一起去蹲宿儿，有大人领着，她同意我去大江钓鱼了，
我和刘小伙、春节、彬子、铁南、明利一伙人，太阳快西沉时才赶到朝鲜屯水泵站，等大家插好铃铛竿甩下鱼线，将鱼竿甩进排水沟里，已是汗水涔涔。虽是秋天，下午的日头还挺毒。我们钻进附近的菜地，偷来一堆西红柿和黄瓜解渴，刘小伙反对我们这样做，也不吃偷来的东西。他可以保持师道尊严不吃，我吃，只是我不像小伙伴们那样用手蹭蹭西红柿上的泥土就大嚼大咽，一定要洗干净再吃。母亲说不能喝生水，不能吃没洗过的水果，要不就把细菌吃进肚里了。乘公共汽车回来一进门就逼着我用肥皂洗手，说你握过车上的拉手，不知手上沾染多少细菌。照母亲的说法我没法儿活，一举一动都不干净，得死。伙伴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从没见哪个孩子喝生水拉肚子，照样茁壮成长……我们坐在岸上开始等待，全凭碰大运钓到鱼儿，要不怎么叫“愿者上钩”呢。在陆地上，猎人可以围追堵截猎物，大江里却没有这样的可能。钓鱼人只能耐心等待寻觅鱼饵的鱼儿，咬不咬钩谁也吃不准。彬子建议大家洗个澡冲冲汗，我怕凉水激着，让他们洗去。伙伴们绕到水泵站上游洗澡去了，留下我独自看竿。水泵站从稻田沟“呼隆呼隆”抽着水，吐进我身边的五六米宽的排水沟里。大坝里一望无际的稻谷熟了，耷拉下沉甸甸的穗子。坝上是一条大车道，伸向很远的地方，时而有朝鲜族人劳动归来的牛车，上面坐满挽着裤腿、戴着红头巾的女人，黝黑的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阳光。她们披着夕阳的金光从远处驶过，留下一条长长的剪影。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大道穿过朝鲜屯走来的，一路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大旅行包压死人。母亲精心给我做了野外露宿的准备，让我带上一套秋衣秋裤，一支手电筒，一大瓶凉开水，后来又把一件棉大衣塞进包里，伙伴们怎么说不用带也没用。母亲坚持说江边夜晚温度低，不带大衣会感冒的，并给我一元钱，叮嘱我路过朝鲜屯供销社时买几个面包做晚餐。
朝鲜屯和东北汉族的村庄没什么两样，一片低矮的干打垒土房，阳光在窗子上闪烁，墙头上用白灰刷写着“全国农业学大寨，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的标语。泥泞的街路上积满雨水，大车驶过溅起一阵污水，令行人躲闪不及，叫骂不止。水里生长着上下游动的满身是腿的臭老鳖，它们交叉着好多只腿，在水面悠闲地做出一副仰泳的姿势，浮上浮下，一有动静就潜入水底不动了。密集的孑孓在水中有节奏的一扭一曲，不久它们将变成令人讨厌的蚊子。朝鲜族人的院子里堆满大垛的稻草，同样养着鸡鸭猪狗等动物，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一长串一长串的红辣椒，犹如装璜过的门脸一样好看。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酷爱吃辣椒？刘小伙解释说，朝鲜族人长年在水田里种水稻，需要吃辣椒驱寒气。我们一路说着走进供销社，我买了几个面包和一袋朝鲜咸菜，刘小伙买了两瓶老白干和一盒“握手”牌香烟，说要犒劳犒劳带他蹲宿儿的学生。
我非常敬佩刘小伙。
刘小伙一年四季总剃着小平头，一副体育棒子的架势。冬天打冰球，我们戴滑冰帽还觉得冷，他却穿着运动衫滑来滑去，笑呵呵地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冷是什么感觉……他教我打篮球、踢足球、滑冰，从不因母亲是学校领导放松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是校乒乓球队队员，每次练基本功他都给我加码。记得一次上体育课外面下小雨，我们班不能进行室外活动，刘小伙别出心裁，给我们读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花的草原”。老师读得绘声绘色，我跟着他深深沉浸在故事中，终生难忘。故事大意是记者采访一个蒙古族运动员，问他是怎么成为全国长跑冠军的？蒙古族长跑运动员回答说自己过去是王爷的奴隶，从小跟着王爷的马屁股跑出来的……受刘小伙的感染，我当时确实激动地想当一个体育冠军，但不想做奴隶，因为奴隶主那样对待奴隶太残酷！除了故事，我被小说描写的浓郁氛围感染了，草原上开满黄色的小花，遍布低头吃草的牛羊，天高地远，辽阔无比。玛拉沁夫描写的草原，不正和我现在的情景一模一样么？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
天空飞过一群灰色的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队伍、拍着翅膀相互召唤着，后面又飞过一只掉队的孤雁，急急地追赶着前面的雁群。我收回思路，目光转向大坝外面，贴着江岸是一长溜草地，没膝高的狗尾巴草中夹杂着艾蒿、柳树毛子，还有零星的山里红树棵子。草地上，一堆又一堆的布满打草人从对岸运来的羊草垛。由于大江涨水，江水淹没水泵站上游的柳丛，彬子说洗完澡就去那里下撅达钩，那才是我们钓鲶鱼的地方。沿着坑坑洼洼的江沿一字排开十几个铃铛竿，露出下面那段被水无力拖动着的鱼线，微微摇晃，暂时水底没有鱼儿咬钩，它们一咬钩准拽响铃铛竿。我明白大家为什么选择这里钓夜鱼了，打鱼人有句老话：“顺水的溜子，顶水的鱼。”水泵站日夜把从稻田里抽出的水吐向大江，鱼儿喜欢逆水游动，自然聚向排水沟周围。有带鳞的鱼儿蹿出水面，像跳龙门似地跳向水闸吐出的洪流。太阳卧进江心一半了，江面上仿佛燃起大火，那滚滚的浪涛就是蹿动的火焰。一只满载羊草的小船从夕阳里“吱吱呀呀”划来，小船随着水流缓缓驶近，靠在水泵站不远的岸边。两个光膀子的汉子跳上岸，将大捆的羊草卸上岸堆成一个个草垛，又划进江心的火焰中去了。彬子的脖子上搭条裤衩跑回来，眼里闪着快活的光彩，神秘地兮兮朝着草垛笑道：“好，好……”我看他那兴奋劲儿，觉得有点好笑，不清楚他为什么如此兴奋，好处又在哪里？他显然看出我在想什么，解释道：
“今晚我们冻不着了。”
七、
天黑前，我们的甩线没有收获，用鱼竿钓的带鳞鱼不少，尽是些不到一巴掌长的小杂鱼：葫芦籽、白漂儿、鲫鱼、穿丁子、大嘴蚂扣，偶尔还能钓到条嘎牙子。钓江鱼和钓泡子鱼的感觉大不一样，泡子是死水，鱼漂立得住，大江水溜急，我们的高粱秆鱼漂太笨重，特别是在狭窄的排水沟里垂钓，鱼漂一甩进水面就被急流冲沉没了，根本看不到鱼漂。反正我们来蹲宿儿，有的是时间，晚上也看不清漂，光靠感觉把握水里的鱼儿上没上钩，由它沉没好了。我钓鲫鱼、葫芦籽、穿丁子没感觉，这类鱼不吞钩，只是轻轻逗钩含着蚯蚓玩耍。水溜急，鱼坠轻，鱼线跟着水溜跑，我感觉不到咬不咬钩，过段时间一拽竿就钓上一条，算它们倒霉。
因为有情趣，我改为专用苍蝇钓白漂儿。
我先摘下鱼线上的坠儿，用鞋底踩碎一条小鱼爆晒，放出腥臭味儿吸引苍蝇团团围着臭鱼转。然后一抡巴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一只苍蝇，穿在钩上，并为求好运朝它吐一口唾沫。我右手握住鱼竿，从指间弹出鱼钩，把鱼线甩进水里任苍蝇在波浪间沉浮。你看吧，苍蝇没漂多远就被打旋的江水吸下去，又在过去一点的地方冒出水面，倏地转上一圈就不见了。鱼线抽动一下，一条白漂儿跟着蹿上水面一口吞进苍蝇，牵着鱼线迅速下沉。你拉起紧绷的鱼线，那白漂儿逆水冲击着，竿梢急促地一次次拉弯。我知道这是条小东西，把鱼竿一直朝上拉到空中，一下将贪嘴的鱼儿甩到岸上。不到半小时工夫，我钓到十几条白漂儿，可惜这种鱼不过一两重，且极娇贵，出水就死容易臭。不像鲫鱼生命力那么顽强，用鱼串子穿过它的腮放在水里一夜都不死。
伙伴们洗过澡回来了，刘小伙、彬子解开一捆撅达竿，领我去下撅达钩。春节和明利拿着手电筒去打“野食”，到附近的庄稼地偷苞米棒子和土豆，留铁南一个人看铃铛竿。撅达竿是大家临来前加工成的，我拆开母亲扫厕所废弃的破扫帚，掰去扫帚条上的枝枝杈杈，选出几十根竹梢。彬子从车间捡来根三角带，扒下里面的皮绳做鱼线，这种用胶胶过的粗线非常结实，用力拉都拉不断，别说钓鲶鱼，就是钓鳇鱼也绰绰有余。美中不足是皮绳有一种刺鼻的胶皮味，带鳞鱼嫌有味儿，可鲶鱼个个是傻瓜，它才不管什么味呢。我们剪下一庹长的皮绳，一头拴上竹梢，一头拴上一个歪把子鱼钩。扒光衣服，赤条条地绕过水泵站排水沟，翻过大坝抓小青蛙做鱼饵。稻田边上的青蛙见有人走近，立即停止此起彼伏的蛙鼓，像草丛中的蚂蚱一样四处乱蹦。我们随手逮住几十只小青蛙放进一个布袋里，来到上游江水淹没的柳丛边开始穿钩，放撅达竿。彬子熟练地将歪把子钩尖穿进青蛙的屁股，连同整个鱼钩都藏进它肚子里，青蛙仍然活蹦乱跳。
我们每人抱着十几根撅达竿，拨开密集的柳丛趟进水里，专挑水草稀疏的地方下钩钓无鳞鱼。鲶鱼喜欢夜间到岸边觅食，习性非常凶猛，不管什么样的鱼类和动物，凡能到口的都吃。母亲从不吃鲶鱼，说它吃淹死鬼的肉，恶心。我一想身上就冒鸡皮疙瘩，生怕有条大鲶鱼冷不防咬去小鸡鸡。我们来到齐大腿跟深的地方，顺着水溜趟水而行，沙地在脚底擦过，冷水朝身上直涌。每隔几步远就插上一根撅达钩，并顺手拔掉周围的水草做下钩的记号。
看得出刘老师和我一样初入此道，什么都按彬子地吩咐做。
彬子说，这样明天早晨来起钩就不会迷失位置了。
太阳卧进江底了，余辉还久久留在大草甸子上，远处暗淡的天际处升起一颗颗星星，发出一闪一闪的微光，尔后一下子黑暗下来。夜幕四垂，阴冷的雾气飘过身边，我在水里没感觉凉，一上岸就冷得牙齿打颤，身上泛起一层鸡皮疙瘩。蚊子活跃起来，密密麻麻地扑上你赤裸的身体，赶都赶不开。“快跑，回去喝口酒就暖和了。”刘小伙说。我跟着他们跑过水泵站，人都快冻僵了。我裹紧大衣，跺脚搓手活动身体促进血液循环。刘小伙取出酒瓶喝过一口递给彬子，彬子喝过又递给我，他们都说好热乎。我知道白酒的威力，猛然灌下一大口，立即有股火辣辣的热力顺着肠胃蔓延周身，浸入肌骨的寒冷刹那间被驱出体外。“哗啦啦，哗啦啦。”夜色深处有个铃铛竿响了，我们都不约而同竖起耳朵，一齐向响声跑去……没钱买铃铛，铃铛也是自制的产品，我们用细铁丝绑起两个啤酒瓶盖，里面加个小螺丝，尽管声音有点沙哑，但在寂静的江边分外清晰。铁南解开系在铃铛竿上的鱼线，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钩，他将鱼线一团团扯开盘在地上，主要是怕线绳搅到一块系起疙瘩。我们的鱼线也是两根拧在一起的皮绳做的，正儿八经的钓鱼人，大多是用像水一样透明的拉力强的化学线，挂上点东西轻轻一抖全抖掉了。不像我们的鱼线经水一泡湿淋淋、硬邦邦，上面挂满杂草和造纸厂排放的纸浆，拽起来跟缆绳一样沉重。
然而还是有鱼上钩了，铁南的手发着抖，慢慢地收着长长的鱼线，不时抖落挂在上面的水草、纸浆等杂物。大家的心跳都快停止了，都在期待鱼儿拉出水面那一瞬间，发出一声短促的欢呼。令人失望的是，咬钩的不是鲶鱼，而是一条大嘎牙子，这家伙力气很大，摇晃不定地停在流水中，几乎把钩绳拧成麻花。我打开手电筒罩住黄白相间的嘎牙子，看它在水中用头和身子猛烈地抽动着，来对抗不断移动着的鱼线，摇晃着脑袋想甩掉鱼钩。铁南弯下身子，把手伸进水里慢慢拖上鱼来，大嘎牙子力气耗尽，沉甸甸地顺从了。它一露出水面就支起头部的３根利刺“吱嘎吱嘎”乱响，你可千万别让它扎着手指，否则两三天都红肿疼痛。彬子说它不是嘎牙子，渔民管半斤以上的这种鱼叫“牛尾巴郎当”，据说这还算小的，大的有两三斤重。刘小伙用鞋踩住鱼的脑袋拽出嘴里的鱼钩，重新上好蚯蚓，铁南叫我们闪开要甩钩了。用甩线钓江鱼，甩线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分侧甩和平甩。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你鱼线甩得越远钓的鱼就越大，除了无鳞鱼，有鳞的大鱼很少到浅水觅食。不管用哪种方式都要求你既甩得远，又不能让鱼钩刮到自己，那非得有两下子不可。你看钓鱼人侧起身子，与一圈圈盘在地面的鱼线拉开适当距离，将钩轴上的小棍挂在两指之间，然后荡起铅坠抡得跟风车一样，猛的借着惯性抛出铅坠，鱼线快速地朝外溜去，飕飕地跟着飞出……掌握诀窍的钓鱼人往往能将铅坠甩出五六十米远。
前面我说过铁南的奶奶是俄国人，他血管里流着四分之一混血，按人种基因应该长得人高马大，可除深深凹进去的眼睛有点像白种人外，其余部分绝对是黄种人长相。铁南的身材又瘦又小，好像有点先天营养不足，但他异常聪明，记忆力极好，思维也十分敏捷，是我们中智商最高的孩子。铁南钓鱼的经验丰富，甩线的姿式也和大家不一样，我们都习惯于侧甩，唯独他是平甩。他将手臂高高举起来，像古代武将抡起流星锤那样抡起替代铅坠的３个大螺丝疙瘩，长长的鱼线跟着鱼坠飞向江中，那一定要有准头的，扔不准会打着我们的脑袋。我问铁南：
“夜间鲶鱼不都溜边么，为啥还甩那么远？”
“有远有近，远的钓鳌花，近的钓鲶鱼。”
春节抱着苞米棒子、土豆满载而归，明利还拔回来一大把青黄豆。从此我也成为一名并不熟练的“小偷”，在野外碰到什么能吃的食物就吃什么，在厂里碰到什么需要的东西就拿什么。虽说我受的是严格的家庭教育：不许说假话，不许偷东西，不许和孩子打架……可我逐渐知道为了活命，有时候只能不拘泥于什么小节，丝毫没有犯罪的感觉。明利找来枯柳条，坐在草垛旁点起篝火。火舌伸屈翻卷地舔着周围的夜色，发出一层层淡红色的光圈，彬子单腿跪下压上一层枯柳条。微风徐徐，夜归的鸟儿影子似地从我们的头顶悄然掠过，篝火忽儿落下去，忽而又跳起来，把我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投在后面，变得弯弯曲曲。大家也不在意指甲里尽是黑色的泥巴，满手掌鱼腥，烤着手掌进野餐了。我们那时实施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有食物拿出来共享，钓到鱼大家均分。这顿晚餐十分丰盛，有烤苞米、土豆、毛豆。刘小伙从食堂买的馒头，我带的面包、朝鲜咸菜，明利带的野兔肉，铁南带的大“列巴”，其余人带的大饼子。大家传递着酒瓶子，轮流一人一口喝起老白干，我只喜欢喝啤酒，轮到我喝时用嘴角抿抿就传给下一个人。
水泵站的排水声“轰隆轰隆”响着，看水泵的朝鲜族人不愿搭理我们，早早地上炕睡大觉了。黑暗隐去低吟着的江流，只有时隐时现的波光闪耀，证明江水近在咫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一弯月牙显得离我们很近，潮湿的雾气翻腾着，旋转着朝四面八方弥漫。我们的篝火熊熊燃烧着，爆出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火星，扶摇直上，与周围的夜色形成明与暗的反差。彬子用柳条插进苞米棒子根部挑在火堆上来回转动，苞米爆出诱人的香味。恼人的是密密麻麻的蚊子无孔不入，一群群多得成团，它们扑上你的脸颊、手臂，甚至钻到你的袖口、脖子、鼻孔、嘴巴里玩命吸血。身后草丛里有响动，我担心是狼，打开手电照去，长长的光柱里显出一个个庞大的身躯，扬起脑袋打着喷嚏，闪闪发亮的眼睛像一盏盏小灯笼。我吓得头发梢都支棱起来，见大家依然谈笑风生，壮着胆子仔细再看，原来虚惊一场，那是一群吃夜草的牛。我暗自庆幸没大惊小怪，而别人都还在吃，否则他们又要讥笑我是“温室里的花朵”。等大家喝光头一瓶白酒，我请求刘小伙讲个故事。
“对，刘老师，给我们讲个故事吧。”春节附和道。
“讲什么呢？”刘小伙放下酒瓶子，眼里露出一丝惘然。
“再讲讲‘花的草原’。”我说。
“那是封资修的东西，还想让我犯错误……再说我已不是老师，干脆叫刘小伙好了。”
彬子想缓和一下气氛，开起玩笑：
“应该叫你刘鬼蛇神！”
“我凭什么是牛鬼蛇神，我是说正经的。”刘小伙的脸因困窘而变红，愤懑地打开第二瓶酒，狠狠灌下一大口。他擦擦嘴唇，声音变得很低。“不错，我成份不好，是地主的孩子，可我从没有得到一点家庭的好处，净背黑锅……我是红旗下长大的，从学校走进学校，再单纯不过了。我敢拍着胸脯讲，我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从没干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艾平的妈妈应该了解我，你们应该了解我……我有委屈跟谁说，连个对象都找不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大家都感到压抑般的默不作声了。
“刘老师，别生气，”铁南宽慰他道，“我们可都没斗过你呀。”
“是啊，我也想不开……比起艾平他爸爸妈妈，他们还是老资格的领导呢，就算不了什么。熬一天是一天吧！”
刘小伙拿出“握手”牌香烟，分给大伙每人一支，自己点着一支大口地吸着。他是外县师范学校分来的毕业生，在齐齐哈尔无亲无友，自己也不愿意轻易回家见给他背上沉重包袱的父母，只能一个人闷在三楼单身宿舍里，劳动改造回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怎么和一群孩子来江边蹲宿儿呢。我静静地听着，很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不说这个，刘老师……找个对象就好了。”春节移动一下身子，把一只脚在草地上放得更顺当些，顺手往火里扔几根树枝。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橙红色的火星飞旋上升又落下来，消失在黑暗里。江边上传来“哗哗啦啦”的响声，那是鲶鱼窜到水草中袭击青蛙。
“谁愿给我介绍？”
“我们都愿意，”彬子双手伸到背后支着草地，身子向后仰去。“保你满意。”
“真的？”
“那还有假，真的。”
“带尾巴的？”刘小伙用手扳住后脑勺朝两边摇晃，在黑暗中淡淡一笑。他似乎已忘记刚才说过的话，一味坐在那里思索。
“哪能……梳辫子的。”
“拿老师开玩笑。”
“你到底要不要？刘老师。”春节煞有介事地插进来道。
“那好哇……你就帮忙吧，干什么的？”
“技术员。”
“谁？”刘小伙认真起来，用手按了按脑门。
“李疯子！”仿佛商量好似的，他们几个异口同声。
彬子忍不住“扑哧”一下笑起来，笑得喷出嘴里正嚼着的苞米粒。大伙都跟着笑了，笑个不停。我知道李疯子原是学校的女老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调到厂里当了技术员。不知什么原因受到刺激突然疯癫起来，整天傻乎乎到处乱走，见到吃的东西就管人要。她的家人在外地，没有人能照顾她，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实在可怜。
眼前一个铃铛竿响了，我们顾不得笑，一跃而起跑去起钩，这回上钩的是条大鲶鱼，起码两斤重……
夜深了。
篝火盖上一层熏蚊子的蒿草，蒿草的缝隙中冒起浓浓的青烟，大群缠绕的蚊子纷纷躲进黑暗中去。
伙伴们拆开草垛，用上衣包住脑袋，横躺竖卧地呼呼大睡。我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带大衣，钻进草垛要比大衣暖和得多。我躺在草堆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星星，回味着刘小伙的话，脑子里萦回着不安的思绪。父亲死后，悲哀一度使我几近麻木，一直照耀我生命的生气勃勃的光芒一下熄灭了。很可能在那些日子里，一种无法抵抗的阴影常常袭上心头，我的性格和情绪都发生极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会一连几个小时陷入沉思，思想突然变得清晰明确，开始懂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些念头渐渐变得非常痛苦，我想竭力压抑下去，但并非每一次都能做到……有的时候，这一切又会很快过去，正如雨后的太阳照耀得特别明亮，那过去的不幸仿佛一下就给遗忘掉了。尽管这种自欺欺人的情绪显得特别热烈，我明知道它的存在，又不敢正视它，内心里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矛盾状态。严酷的现实始终在提醒着我，不管你怎样努力挣扎，那些阴影永远无法摆脱……大家笑刘小伙，我却想哭，我为刘小伙感到伤心，好像他和自己同命相怜。我可以说这不关我事，与我没有关系，然而我深受运动其害，已饱尝家庭的连累之苦，经常碰到一些敌视冷酷的目光……一个人压抑久了，实在憋不住才偶尔流露心声，他道出的感觉如同出自我的肺腑，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竟敏锐地预感到将来的不幸了。
糖厂刚刚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红五类”都上台控诉旧社会地主老财的滔天罪恶。“文革”中尤其讲究“血统论”，家庭出身本人成份至关重要。一旦你投错胎，自己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头顶上总是笼罩着被怀疑的阴影，让你时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负罪感。年轻姑娘、小伙子找对象，都得仔细查遍祖宗三代是不是地、富、反、坏、右，否则娶或嫁错出身，连孩子也跟着受株连，没等出生就注定要成为不幸的人。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没你的份儿，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成为困难户、老大难，考虑自己做什么只能导致失望。进国家重要部门你做梦也不敢想象，出大力流大汗的地方或许让你勉强栖身，给你个活干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你必须感恩戴德，诚惶诚恐，一不小心完全可能变成什么运动的替罪羊和靶子……
因为喝酒，大家睡得跟死猪似的，铃铛竿响了也没人管。
刘小伙的呼噜打得惊天动地，一直到天亮都没停，再加上蚊子铺天盖地的“嗡嗡”声，搅得我怎么都睡不踏实，只是迷迷糊糊打个盹，早早睁开眼睛。临近黎明的月亮高高悬在空中，从云层里孤独地闪着白光，一颗流星无声地飞坠下去，仿佛是渐渐熄灭的焰火。大地一片寂静，活像整个世界都睡着似的。东边隐隐现出鱼肚白，微波荡漾的江面变成灰白的颜色，周围的草地、野花、柳丛清晰可辩。一大群水鸟扇着翅膀、垂着尾巴落在沙滩上，发出悦耳的鸣叫戏水捕食。我头一次露宿，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多想变成一只水鸟飞翔在泛着白沫的波浪上，从高空看看鱼儿是怎么自由自在生活的……伙伴们还在横七竖八地睡着，我穿着大衣，手脚却有些冰冷，活动一下手脚坐起身，碰落草尖上的一层闪着微光的白粉沫。我发现那是些细微的霜花，在家里住不知道，北大荒的野外这么早就霜降了。不知不觉间犹如雾里看花，江中心露出半轮鲜红鲜红的朝阳，照得我身心暖烘烘的。一阵晨风驱散淡淡的雾气，身边的草丛摇晃起来，轻盈盈，亮晶晶。大自然令我感到神奇莫测，刚才分明在草尖上看到的是霜花，此刻却变成璀灿的露珠，饱满而又浑圆，一滴滴从草尖无声地滑落。露水打湿蚊子的翅膀，它们飞不起来了，只得隐藏在草丛中等待天黑再出来。我再看江面的时候，鲜红的朝阳已升出江心，东方渐渐红了，江水渐渐红了，天边仅有的那一片马蹄状的云彩也被它映得通红通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太阳，再不用拿有色的玻璃挡着眼睛，就可以清晰地盯住它的轮盘，虽鲜艳却很柔和，一点都不刺眼。
我屏息敛气，等待着，等待着，它在我的凝视中升出水面了，那不是升出来的，而是奋力一跃跳起来的，整个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似乎伸手可及。浩浩荡荡的江水，绵延起伏的江岸，微微晃动的草丛，都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刹那间，我紧缩的胸口宽阔起来，忘却一切世事的烦恼，心境与晨曦融为一体了。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这是童年以后的又一个童年，大自然迸发的一切都在欢呼呐喊，而这种奔涌的无比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这种力量就是我的力量……我觉得人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早晨里，是多么的振奋和舒畅！篝火熄灭了，只剩下一堆褐色的灰烬，白色的余烟随风飘摇四散。太阳很快就使人暖和起来，伙伴们懒洋洋地掀开草捆，一个个爬起来掏出小鸡鸡，背朝着风向撒尿。我迎风掏出小鸡鸡，屁股上却挨了彬子一脚，他眨着惺忪的睡眼喝道：
“转过来。”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受了风，你那玩意就肿成擀面杖，缩不回来啦。”
“谁说的？”
“打鱼人的规矩……瞅着我干嘛，没听懂？”
既然彬子这么说那就是真的，得遵守打鱼人的规矩，虽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孩子迎风撒尿小鸡鸡肿成擀面杖？但打心眼里佩服伙伴们，他们都是老道的打鱼人，至少有两三年的蹲宿儿经验，样样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办。这里面的诀窍和学问可不少，同样要知道许多东西。例如鱼儿回游的规律，彬子总说“七上八下”，好长时间我才明白指的是什么，原来七月之前鱼儿是往上游走，八月以后是往下游走……我奇怪他们起来后的分工，除铁南一个人遛甩线，大家都留下整理乱七八糟的草垛。我估计了一下，江边堆着６个草垛，我们夜间烧掉十几捆羊草，且集体睡在一个草垛上折腾得大部分羊草都散了捆，差不多糟蹋掉整整一垛草。彬子、明利熟练地收拢乱草打起草捆，刘小伙重新堆起一个草垛，春节和我捧起大堆的草灰扔进江水里冲走。重新堆起的草垛明显小许多，大家又从其他草垛上抽出一些草捆搬在这个草垛上，搞得６个草垛看上去差不多大小才住手。我莫名其妙，心想这也是打鱼人的规矩吗？
铁南还在遛钩，我们绕过水泵站去起撅达钩。
早晨的风很凉，对岸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之中。大家在柳丛旁脱光衣服，我冷得瑟瑟发抖，伸手探进江水试了试，水冷得像冰。彬子光着屁股走到水边，一下被江水激得缩回脚来，抱起膀子说：
“好凉！”
刘小伙不怕冷，他活动一下肌肉发达的四肢，一步步走下江岸，泼着水朝深处走去。他打头阵，让我们跟在后面。
“怎么办？”我苦着脸问。
“妈的，冲啊！”
彬子大吼一声连蹦带跳冲进水中，别的没说什么，其他人都朝对方身上泼着水，发出怪叫跳着奇特的舞步跑进水中。我不能犹豫了，也“啊啊”大叫着冲进水里，但是当我趴进水里乱扑乱打时，不过几秒钟，江水就变得不再那么冰冷了。糟糕的是一夜之间涨潮的江水淹没昨晚插的撅达竿，大伙只能凭记忆在柳丛里摸撅达钩。彬子他们摸到大部分撅达竿，差不多每个撅达钩上都有鲶鱼：“啊哈，我摸到个大家伙！”孩子们不断地发出欢呼，之后摘下鲶鱼穿在鱼串子上拖上岸去。我好着急，老半天一根撅达竿也没找到，等大伙都上岸了，我仍不死心地到处乱摸一气，怎么也得挣点面子逮到一条鲶鱼，别一点出息都没有啊！
“算啦，于瘦子，该走了。”彬子喊。
“等等，”我头也不回道，“再等等……”
身边突然翻起水花，一条大鱼跃出水面，我看见它落下去咬着一跟绳子，扎进水里顺手一摸，惊喜地摸到一根撅达竿。仰起身子拽着条鲶鱼浮出水面，大声嚷嚷道：
“啊哈，我也逮住条大家伙！”
“别急，掐住它的鳃。”岸上喊。
我掐住鱼鳃，笨拙地摘下鱼钩，歪着脑袋往鱼串子上穿，这是条脑袋扁平，长须，周身滑溜溜的大家伙，大概有五六斤重。可能是折腾累了，驯服地任鱼串子穿过鳃口，毫不挣扎。我想显示自己，双手把它举出水面朝岸上喊：“你们看呀！”话音未落，大鲶鱼猛一甩尾巴扇过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打得我眼前金花乱冒，下意识松手去捂眼睛，大鲶鱼“扑通”落入水中带着鱼串子跑了。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惹起伙伴们的一阵讥笑。
北大荒不愧为北大仓。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一群孩子守在江边玩耍一夜，随便用最简陋的撅达钓，也能钓上二、三十斤无鳞鱼。更不要说朝鲜族人的稻田沟里，有的是泥鳅和各种小鱼，只要跳到水里扑腾几下搅浑水沟，就会看到无数张鱼嘴伸出水面一张一合地呼吸，你一条一条抓好了，就怕捞多背不动。太阳升起来来了，鲜红鲜红的像个大火球，天气依然很温暖，弥漫着淡淡的雾气。铁南的收获也不小，他遛的甩线钩钩有鱼，还钓上来４条鲤鱼和两条鲚花。我最感兴趣的是有一条花鳞鳌花，这是淡水鱼中的珍品，扁圆形的胖肚子，硕大的嘴巴，锋利的尖牙齿，专食鱼虾为生，即使那时江里也不多见。父亲在世时曾买过鳌花招待贵客，比如理琨叔叔一家到我家串门，母亲一定要做清炖鳌花招待他们。钓到这么名贵的鱼，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却高兴不起来，听到背后有毛驴车驶来，都装作蹲在江边洗脸、喝水，谁也不回头。
我看到两头小毛驴拉着一辆大车驶下大坝，摇摇摆摆地走进草地间。车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他的丈夫牵着牲口笼头走在车前，“驾驾喔喔吁吁”地来到草垛边停下大车。赶车的是一个矮胖汉子，黑脸盘，鹰钩鼻，爆眼珠子，穿一身黑衣服，活脱脱我们常钓的老头鱼。那满脸的皱纹和粗糙的手掌，告诉我这是一对闯关东的盲流。在“插个木棍也能发芽”的北大荒，到处都有盲流的生活踪迹。我去过距糖厂４里远的山东屯，那里原本没有村落，一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闯关东的老乡在泡子边建起几座干打垒小房。渐渐的，盲流们发现这里既有水源又离城市较近，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他们秋天割芦苇，冬天穿冰窟窿打鱼，夏天打羊草，割柳条编筐维持生计。也有人开点荒，靠种菜卖菜过日子。山东屯里的卫生环境极差，低矮的房群中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夏天满是污泥浊水，蚊子苍蝇“嗡嗡”乱飞。小孩子们光着脏兮兮的身子在泥水里戏耍，自得其乐。村里的人一空闲时就聚在一起喝酒，耍酒疯打老婆如家常便饭。糖厂的家长都不许孩子们去山东屯玩，怕跟盲流们学坏了……过去，市里每年都组织人员清理山东屯，或动员盲流们返回原籍，或出动车辆送他们去嫩江对岸重新安置，帮他们开荒种地，安家落户。但市里每清理过一次，用推土机推平村落，过不几天，小土房又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当盲流？
母亲说各种因素都有，山东老家地少人多，农村日子不好过，有些地方收成不好，一家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北大荒地大物博，荒无人烟，所有的道路都四通八达，随处都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稍微勤快点的人都能挣出份口粮。况且山东人祖祖辈辈有闯关东的习惯，即便穷得娶不上媳妇的人也要来闯几年北大荒，挣点钱回家娶媳妇。再有的就复杂了，逃避包办婚姻的，超生躲计划生育的，家庭出身不好的，过去有历史问题的，杀人放火的……所以他们才隐名埋姓到处流浪，四海为家……老头鱼看到有钓鱼人，马上觉得不对头，他来来回回在６垛草堆旁转了几趟，查看我们留下的篝火灰烬，脸色越来越阴沉。我先头并没有再意，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爬起来，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灰烬，整理草垛。老头鱼背朝着我们和装车的女人说些什么，语声在静寂中清晰可闻，我猜测女人是在劝丈夫息事宁人，他还是扛着草杈怒气冲冲朝我们走来：
“我说，小家伙们，太不像话啦！”
“怎么啦？”铁南回过头，眨着眼睛故作糊涂。
“烧点就行了呗……可……可糟蹋这么多捆草？”老头鱼皱着眉头琢磨着我们，走近几步，胡子拉碴的嘴角边皱纹很深，他似乎早就看穿我们的鬼把戏了。
“开玩笑，谁糟蹋你的草了，我们只用点草引枯柳条，你看看那草灰。”
“一点儿，２０多捆呀……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铁南还没说完话，老头鱼已气得哆嗦起来。“那是我一家人活命的钱！”
“少罗嗦，谁拿你的草找谁去。”明利不耐烦道。
我不得不佩服伙伴们消灭罪行的手段高明，一大早就防患未然，搞得对方无证可据，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明明是你们烧的，还抵赖！”
“臭盲流，你唬谁？”彬子涨红着脸大喝。
母亲总教导我，“遇事退让三分，给人留个台阶，别把事做绝。”看得出这句话深深伤害老头鱼，他十分吓人地揪住彬子的衣领：
“小兔崽子……”
“弟兄们，上！”
铁南一声喊叫，我们如狼似虎地围住老头鱼，扭在一起。我个儿小，死死抱住老头鱼的一条大腿，准备一动起手来狠狠咬他一口。我在彬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其中也包括这一点，即使胆怯也永远不要露出恐惧的神情，你有一次临阵胆怯，下次准遭伙伴们唾弃，没有谁再带你玩了。况且我的屁股上有“屎”，是被打入另册的狗崽子，他们不嫌弃就烧高香了。我很害怕，感到周身冰凉，半天都回不过神儿来，但我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抱怨，不管怎么说，这时候一定要动手，不能不装出勇敢的样子吓唬人，知恩图报。
“大伙都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刘小伙抱着胳膊劝道，我们知道他决不会让自己的学生吃亏。
“别……求求你们！”身后传来女人的乞求声，“孩子他爹，松手！”女人跑过来，不管不顾地把住丈夫的手，将他拖出包围圈。
老头鱼一下子扔掉草杈，气愤地跳起来，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刘小伙带着负疚的神情，掏出支香烟递过去：
“老乡，抽支烟，消消火。”
“连孩子都欺负我们，”老头鱼慢慢抬起头，恨恨地推开香烟。“是盲流……”
“别说了，谁让咱命苦……”女人低声下气地转向我们，干枯的头发上沾满草屑，声音轻极了。“事儿已经没法挽回，俺们认啦。”她的话越说越慢，越来越不清楚了，之后撩起衣襟擦把眼角，拉起气鼓鼓的丈夫。老头鱼还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只是攥着拳头哼了一声，愤懑地吐出口唾沫，好像嘴里掉进什么讨厌的东西，蹒蹒跚跚地走向大车。
我注意到，拉草人蹲起的地方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像坑。
彬子早就向我灌输过一套强者的理论，遇到情况一定要“野”，出手要快，要黑，你不把对方降住对方就会降住你。我初出茅庐，怎么也“野”不起来，倒有点做贼心虚的味道，心慌得不行。“我们确实烧了人家的草，这样做对吗？”我低下头，咬住嘴唇又抬起头，想再看他们一眼，却只看到背影……老头鱼的反应弄的我很不踏实，有一种负疚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我甚至开始厌恶自己……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谁都不再说话。我们收拾鱼具准备回家了，刘小伙不时看一眼往大车上装草的老头鱼，若有所思。
当我们拎起盛鱼的网袋时，他低声吩咐：
“于艾平，从我的那份里拿两条鲶鱼。”
“干啥？”
“给他们送去。”
大车沿着车辙很深的路摇摇晃晃地驶去了，我一溜烟追过去，将鱼儿塞进女人的手里，没等老头鱼夫妇说什么就急忙返身跑回来。但送给他们的不是两条鱼，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一条，总共大大小小有６条鲶鱼。
为祝贺我第一次蹲宿儿，伙伴们将那条名贵的鳌花分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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