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以及帮助我活过来的善良的人们。
----题记
第一章 晴天霹雳
一、
1966年6月，我还不满13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个月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能争气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烦躁不安地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胸有成竹地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数学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我保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说：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当然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念几天老师就教不了啦，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因为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已经学过大部分一年级的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我的母亲说：“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并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的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总是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个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个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出的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时，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湿淋淋的粘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文章写得有点牵强，也不算优秀，可能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１０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撮撮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带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竟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长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的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而且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并时常给小朋友们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似的，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的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５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就要倒大霉了……父亲自己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廉价的赞美声。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平常不出差也是很晚才下班，我的日子才算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10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突然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差点没晕过去，天哪，我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60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60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５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是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吃，耳朵却留心着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一点都没留意我在不在他的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忙着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搞得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要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过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我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在世时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因为他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极她还会脱下鞋底给父亲两下子。往往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他不但怒气全消，还得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喝，母亲哪里管得住父亲，反正不管怎么说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大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且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他的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的弟兄们，这回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把机枪给我，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喊我了，他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道。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拉长吓人的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儿，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肘子，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我的犟劲儿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地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也进不来。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在地，用脚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儿敲门道：
“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啦！”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声，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
“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底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我小小的身躯像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狂怒地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
“你放手……让我治治他的毛病。”父亲气呼呼道。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治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爸，我哥呢？”
母亲说：“让他出来吧。”
父亲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
“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道。“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迷迷糊糊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督促我用功都快把耳朵磨出老茧，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数学题，即使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古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说别的。
我的小小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其乐融融。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20里，嫩江3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饶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均刮大风，地名源于满语“刮大风的地方”。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朝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场”。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内的龙沙、铁锋、建华3个区以及市外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他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怨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我童年印象深刻的是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那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地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然后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有多么香脆可口，再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４０万吨，砂糖总产量５万吨左右。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二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锻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地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做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的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锻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交接点、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潇洒地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细细的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10张普通的牌子。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而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那些日子，父亲总是坐立不安，闷闷不乐，下班后给我们做好饭菜就独自喝酒，一个人守在家中听那台德国造的收音机。
东北人管收音机叫电匣子，父亲的那台德国造电匣子今天看来绝对是古董，那时候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令我的同学都羡慕至极。他们一放学就找个借口到我家来转转，无非想央求我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因为糖厂职工绝大部分都买不起收音机，外界的消息一般都通过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传进大院。孩子们若想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小说，得赶快吃上几口午饭聚集在喇叭底下抢占有利位置，一站就是仰脸朝上待半个钟点，等听完小说连播节目再回家填饱肚子……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糖厂俱乐部那座像大仓库一样的一层建筑物，它是白土地人的娱乐中心，是“大道小道”消息的传播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日后我一家人与众多走资派的悲剧以及造反派的丑剧、闹剧、荒诞剧，无不曾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轮番上演过，既令人惨不忍睹又啼笑皆非。父亲的额头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眉宇聚成深深的“川”字，困惑不解地听着晚间新闻。广播里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什么“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彻底批判‘三家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是何等好哇！”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即将爆发的信号，宣传的目的意在制造革命舆论，让每个人的头顶都悬着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我希望听点别的新闻节目，却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劲儿极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北京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反常使人奇怪，连督促我练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我哪里知道，全国范围内已涌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小小糖厂决非世外桃源，无一例外的难已幸免。
父亲心事重重，脸上的神情惴惴不安，好像预感到某种威胁正逼近身边，却又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对我“撒手放鹰掌”了，这对他的儿子反倒最好不过，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母亲在家是决不会允许我整天在外面疯玩的。
糖厂是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夏天甜菜无法储存，入冬才能开机，化冻时节就停机检修设备了，所以一到夏天大部分厂区人影稀疏。那年６月间厂里发生一件怪事锅炉车间经过检修试炉串水串气时，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竟是白色烟雾！那烟雾化作白茫茫的粉尘飘落下来，初雪一样覆盖大地，之后便再不融化了。一夜之间，无论生产区还是家属区都变成白土地，一片耀眼的洁白纯净，人们走出家门跟踩在大雪地上似的，一步一个黑白相间的脚印。说也邪了，那烟雾落下的地方全是厂区，一墙之隔却泾渭分明院里的厂区是白土地，院外的菜社依旧是黑土地。于是，迷信的老辈子暗地里议论纷纷：“三伏天见雪是极为不详的预兆，恐怕要有祸事了……”好在接连下了几场大暴雨，将地面上的白霜冲洗得干干净净，白土地又变回为黑土地，这件怪事才告一段落……
二、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即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那时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探险的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感到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在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有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通过糖厂的专用线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汽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么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地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我们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地开始戏水玩耍。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等走到家门口湿衣服早就干透了。我虽然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但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凫水了。最有意思的是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打水仗。我们想象着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每一个孩子都如同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俯下身子双手拼命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２根或３根圆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我们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有稳住身子。我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扑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发现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地说，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往下一看也有点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后，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打麻药就缝了３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要是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干脆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整整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完中央听地方的节目，忧国忧民地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沉思默想，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似乎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心宽体胖，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的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对了……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的新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激动地低声说，“我真不理解……毛主席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又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人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猛地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上床上盼着母亲快点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第二天早晨膝盖却肿得像个小馒头，疼得我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地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强忍住疼痛，忍受着父亲严厉的审视。
“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点皮，哼哼什么！”
“缝了3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一边“妈呀妈呀”喊着疼痛，一边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满脸乌云地背起我向外走去。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第一医院拍张Ｘ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
那时候市里的2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要背着我走4里地才能搭上电车。我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地走着，周围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我变得高大无比，感觉视野那么宽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我和别的孩子打架，他知道后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闲暇时背妹妹出去遛遛倒是常有的事，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父亲背过我，那是她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屋门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高高兴兴走来，一边对我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背着我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若真的重男轻女干嘛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的脊背上，从我记事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背着我向2路电车站走去。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的腰间，脑袋伏在他的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脸颊的络腮胡茬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周围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看上去父亲为尽量减低摇晃的程度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的膝盖，没走出多远我就感觉到他的脊背汗津津的了。我趴在父亲的背上，像骑着高头大马那么威风，像打“秋千”那么自由，像扯着母亲的衣襟蹒跚学步那样惬意。父亲的脊背很宽很厚很硬，微微弯曲着，似一面满风的帆，似一湾避风港，似一道陡直的山坡，我靠着它非常踏实，且有极强的安全感，说幸福也不过分。尽管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疼痛，还是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父亲把我往上顿了顿，轻轻地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我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我不吭气。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赶快跑过来问长问短，甚至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嘛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淡淡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为分散我的疼痛，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那时候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被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上气不接下气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点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你给我回去……把它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准备背起他接着撤退，没料到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炮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我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对你过于严厉？”
“有点。”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有一天我不在了，”父亲颇为伤感地回过头，眼睛里露出和蔼的目光。“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皱着眉头仔细听着，觉得非常吃力，用力想理解其中的意义，让自己的脑子全部记住。我不明白父亲怎么了，只是模糊的感到不安。从那时起，我已经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含义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拍过Ｘ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了一针止疼药，又开些消炎药带给父亲，说等拆过线孩子就没事了。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革命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和忧虑与日俱增，他下班回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服药端屎端尿，酒也不怎么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沉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每日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战斗的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英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的轰轰烈烈，死的英勇悲壮，不枉来人世走过一遭。父亲喝酒时曾对理琨叔叔夸过我：“这孩子有文学天赋，小小的岁数就喜欢读古今小说，说不定将来要靠笔杆子吃饭。”他的言谈之中流出隐隐的忧虑，中国的文人历来多灾多难，走这条路将来没多少好日子过。我的道路不幸被父亲言中，历尽苦难九死一生，非但从未借父亲的半点光，反倒背上黑锅长达１０年之久。我想这一定是别无选择，命中注定。
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那时还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其中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打麻雀的日子里，自己去医院开张病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漫山遍野撵麻雀的锣声、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震耳欲聋。父亲索性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闷头苦干了３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手稿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是记“生死簿子”，净没事找事瞎扯淡。父亲回来痛心至致，但泼出的水收不回来，母亲已经即成事实，他也只能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他要是再把小说抛出去，那还不知道要多流放几年呢，后悔都来不及！我为母亲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留在家里没准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或许母亲做得不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不会幸存的。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说她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连拉屎撒尿都得等父亲侍候。盼星星盼月亮，我盼望着母亲能赶快归来，无聊透顶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出去时总是保持着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光溜溜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往脖子上围起一条小孩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然后龇牙咧嘴地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一点点甩掉上面的肥皂沫子，那神态显得非常滑稽。我偷偷模仿他的样子用剃须刀刮过一次脸，一点都不好玩，一不留神儿将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地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痛，要是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想个办法，双手扶着个凳子当作拐杖走来走去，这样既不用膝盖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有些得意洋洋，整天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道：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也闹起来了。”父亲忧心忡忡，“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
“我怎么好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说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要母亲停职反省交代罪行。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的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他们根本不曾知道，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搬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回家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眼窝深陷，眼皮沉重，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转过身子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作把柄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绝望地继续说。“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可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太情愿地“哼哈”答应着，朝窗外望了望，脸色愈发阴沉。然后又心神不宁地站起来，踱来踱去。他们俩都一脸迷惑不解，最后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猜测也没什么用处……可怜的是他们虽已预感到危险即将到来，却鸵鸟一样把头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的淘气摔坏腿而后怕，但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掉了，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革命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好像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地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挂满一溜溜大字报，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那上面说我们家５口人住两间大房，而工人一家三代１０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你孙志刚要是真革命就拿出实际行动滚出大房子，让我们工人阶级住进去……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因为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要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就不准你出去……我企盼父亲能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父亲的那张大写字台，他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我要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无限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的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肩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两个伟人……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那么公安局过去怎么没能发现？为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一点都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我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三、
父亲的这张致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棚中间，３张粘在一起的大块白纸从棚顶一直拖到地面。他的落名于渭生３个大字写得分外潇洒，我是那么的熟悉。大字报好像刚刚挂在铁丝上的，我注意到浆糊还没有干。大棚里静悄悄的，还没到午休时间，很少有闲人来看大字报，只有看棚的叔叔守在门口，他的目光时而向我投来，漫不经心地扫过一眼又转向别处。
父亲的大字报题目是：“孙志刚同志苦大仇深，是个好党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父亲起这个题目时一定煞费苦心，４６岁的人，虽饱经沧桑，遇到事情却孩子一般六神无主。他急来抱佛脚，竟相信“苦大仇深”也是一把镀金的保护伞，能帮助妻子遮风挡雨渡过难关。
我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情，上级党组织一律被冲垮砸烂，还有什么主心骨可依靠。长年的宣传、教育、熏陶，使他们像避雷针把雷电引入地下一样，导入俯首听命的深渊，坚信不疑党就是组织，组织就是党。党可以指挥枪，就可以指挥政策、法律、工作和生活，况且他们也无不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儿女。连一个小学生做作文都明白“党”这个字的重要性，不管写什么题材一定要在结尾写上：“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语文老师准给你打高分。党高于一切，是大脑，神经中枢，你是她的四肢她的手臂和腿脚的延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必劳神动脑执行就是了，否则为什么要求人人都“狠斗灵魂中的私字一闪念”。设想一个人心灵中连私字的闪念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是，人的脑袋明明长在自己肩膀上，却从没有独立思想过。即使许多像我父亲那样能以血肉之躯反抗那场浩劫的老战士，临死之前还留下血书发誓自己绝没有过半点私心……
母亲向来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该说的从不多说一句，不像父亲酒喝多后，七百年的谷八百年的糠都抖落出来。她常常和父亲总结经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言多语失……你把话憋在肚子里烂掉，实在憋不住就放个屁，别人还能扒开你的心看看是红还是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不以为然地反驳母亲：“都像你这样，人不就憋死啦！”
父亲的大字报大意是：孙志刚是从小讨饭长大的贫雇农女儿，我和她从战火中走过来，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作为丈夫我最了解她。20年来孙志刚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我相信她是好同志。如果她执行了错误的教育路线，请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孙志刚理应诚恳接受。奉劝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给她个机会改正错误，以便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观点有理有节，一个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父亲也有阐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事实也的确如此，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没人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他的心声。父亲无异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变成引爆群众积怨的导火索，直接造成他的死因。
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先是为父亲喝彩，他真是个敢仗义直言的丈夫，使人感动，讲得痛快淋漓。我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凭什么污蔑她是坏蛋。尽管她曾是个战士，可平常连鸡都不愿杀，遇到要饭的人总是留下他来吃一顿饱饭，吃过饭再给人家带上点东西……接着我又想起母亲劝过父亲，千万不要跳出来引火烧身，父亲却公开出面为母亲辩解了。我本能地预感到他这张大字报要出问题，一种重大的不幸的事就要发生了，心里迅速闪过个主意，要把大字报带回家去向母亲报功……大棚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贼溜溜地扫视周围一眼，想趁机撕下大字报。看棚人似乎注意我了，我挪动凳子朝里面走去，隐藏在两排大字报中间，扒开道缝隙窥探看棚人的举动，盼望着他能离开一会儿好有机会下手。午休时间就要到了，我急得汗流满面，还是耐着性子一动不动。外面有人喊看棚人，他到门口去和熟人聊天了。我搬着凳子凑到父亲那张大字报前，刚要动手，外面又进来一个女人，我缩回手，内心里沮丧得要命。那女人只顾专心致志看大字报，根本没注意一个孩子干什么。外面刮起大风，风钻进大棚里吹得大字报“哗啦哗啦”响。我用凳腿压住大字报的一角一蹭，“哧啦”一声头顶上的纸张撕裂开来，整条铁丝的大字报都跟着摇摆晃动。大字报如愿落在脚下，遗憾的是还有一块纸头留在上面。我摆出无意间刮掉大字报的假相，捡起揉作一团揣进怀里，肚子鼓鼓胀胀的像个小小的孕妇。我抱起凳子顶着肚皮朝外走去，迎面碰上看棚人，他擦肩而过时颇为疑惑地看我一眼。我做贼心虚地加快脚步，见看棚人走进棚内撒腿就跑，没想到膝盖疼痛起来，只得又扶着凳子一点点挪动着离去。
“小孩，站住。”
看棚人大踏步地追出门口，扒开我的衣襟，展开揉成一团的大字报，抬起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一个孩子玩的小把戏怎么能瞒过成人的眼睛，他看到父亲的大字报被偷后，立即断定是我干的，厉声问道：
“偷大字报干啥？”
我被钉住一样，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图穷匕见了。
“说。”
“玩……”长这么大头一次偷东西，我羞愧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吭吭哧哧地说。“好……玩呗……”
“不对吧？”我的解释不能让他满意，“捣什么乱，你说实话。”
“想卖废纸……”
“那也不能撕大字报呀，”第二个借口有点谱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习惯撒谎，脱口而出：
“于渭生家的。”
他恍然大悟地举起拳头，怒气冲冲吓唬我道：
“好啊，小兔崽子，我告你爸去！”
我如遇大赦，落荒而逃……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一回到家里就像个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躲进里屋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已顾不上我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父亲的，那年月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人人都急于表现自己最最革命，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了大祸还厉害。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回来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说父亲做得对，只要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点小点算不了什么。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事件的爆发。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连晚上做饭时手都有点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默默地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地冲里屋喊道：
“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地走到外屋，装傻卖呆：
“爸，干什么？”
“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他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没命地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
“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死死不松口。父亲狂怒地把我一脚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但动作还是稍稍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继续没头没脑地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失去理智地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放下酒瓶子一把推开父亲：
“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他……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落在她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点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坚决地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儿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
“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上被打疼的地方，压制住激动的情绪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为父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暗暗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不计后果的父亲一时感情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保老婆的大字报终于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说他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立即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大家都等着看一出好戏。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进行“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把母亲的胳膊打得青了一大块，我也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６０度的老白干，母亲也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而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给他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了一下午的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几乎天天见面，有点事情鞍前马后前呼后应。比如像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情况，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给送回家了，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总是打发我送点礼物略表谢意，人家却怎么也不收，说：“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让我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只得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也没有谁来帮忙了。父亲披着雨衣，在前面拉着手推车，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可是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的小溪，我们３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看上去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点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１００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若想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摇摇晃晃地洒一路水才能把水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了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就是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只要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在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地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我知道母亲说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打她，但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无疑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不决不会轻易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将来长得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５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狠狠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３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３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而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的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点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了下来。母亲说，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点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３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色的细鳞，光溜溜的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我们３个孩子说：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母亲从来没跟我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默默地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道，“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像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儿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有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家里的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仍旧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当年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亲和母亲不再理睬我们，两人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并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过徒，有做买卖的经验，所以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只匆匆见到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见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怨，浑身是嘴说不清，且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始终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１９５４年，华东局派出大批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前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这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四、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想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不便，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并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要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连孩子回老家这么点小事都要向上级组织请示汇报。工作组头头冷冰冰地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母亲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但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说不让走就算
，随遇而安吧。既然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便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的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说：“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要是碰到山东人打架，你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啦！”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的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再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我们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对我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等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向日葵的长势茁壮旺盛，一颗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若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心情沉重地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怨不得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我觉得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也更加密集，甚至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理琨叔叔家串门，并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来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打发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理叔叔有三女一男４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便泾渭分明，一般男孩找男孩玩，女孩找女孩玩，若男孩往女孩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是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和女孩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亭、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不管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５分钱的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子，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的西下洼差不多。望江亭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吸吮着逛开动物园。臭味扑鼻的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若在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它们都无精打采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冷森森的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威风凛凛地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令人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
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竟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他说告诉家长我们胆怯了，心想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悻悻地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公园。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从班上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的时候，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因为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所以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并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两点，我和姐姐乘２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快步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阴约而阴沉，像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似的，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沉重起来，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好像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决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这事着实有点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时间过得真快，我和姐姐步履蹒跚地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很快变成隐隐的口号声，好像是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地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地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是在喊口号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行道树旁的树荫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地说：
“弟，咱爸……！”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春季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潇洒地讲几句话，然后有如将军一样大手一挥威风凛凛地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太突然，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我接受不了，根本无法承受，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制服，里面的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依然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仍旧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地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三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窒息的胸口，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喉头发堵。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但在此刻，但在此刻，他不管离我多么遥远，我也无疑能够看得清楚，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的几个人举着长长的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的衣裤，抬着朱红色的棺材，沉痛地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头上带着白帽子、腰间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将他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眼睛直勾勾地盯起我，甚至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给儿子丢脸，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没动地方，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尽管那笑容硬邦邦的勉强，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僵直地站在他的一侧，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黑压压的人流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点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我站在阴影里仰脸望着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大喊大叫道：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愤怒的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立即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但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地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慢慢地举起手里的酒瓶子，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能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一只皮鞋也被打掉了。又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在狂暴地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才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人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道：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总是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跑前跑后一个劲儿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狠狠地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冷冷地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的不可侵犯的神气，斩钉截铁。他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之后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地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般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发疯般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脸色煞白，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满身灰尘，步履踉跄地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艰难地喘息，一副痛苦不堪的神色。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看得出来他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突然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那低沉的声音里有一种痛感绝望的语调。“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做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火冒三丈，用愤怒的痛苦目光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乖乖坐起来，接过碗一点点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回来后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我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说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说完就匆匆走了。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１０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又是一个无眠的长夜，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脑子里沉甸甸的，充满失望、烦躁和说不出的懊恼，谁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地执行着职责，看情况我不睡她也不会睡的。屋里闷热难耐，闹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灯光射出无数支尖刺刺痛我的眼睛，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躺在枕头上。我家的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的实况，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既然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我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了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小时候比男孩长得高大，我也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就追了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帮腔道，“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我火了。
姐姐死死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我的衣襟拖我回家。我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捂着脸颊哭了，我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一直等她们白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地跑向俱乐部……
五、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都被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再后面的人全站着。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伸长脖子神情专注地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横幅：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地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至少有３０多人挨斗，黑压压一片。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紧张得差不多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的人还站起身来想看个究竟。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弯曲的胳膊，跟随大伙响亮地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自己打倒自己，你说奇怪不奇怪，像这种不合情理，的滑稽场面，我，可从来没见识过。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是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感到委屈，不管有理没，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 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 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 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 我们通知你收尸。”----题记
第一章 晴天霹雳
一、
1966年6月，我还不满13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个月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能争气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烦躁不安地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胸有成竹地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数学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我保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说：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当然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念几天老师就教不了啦，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因为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已经学过大部分一年级的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我的母亲说：“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并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的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总是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个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个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出的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时，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湿淋淋的粘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文章写得有点牵强，也不算优秀，可能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１０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撮撮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带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竟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长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的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而且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并时常给小朋友们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似的，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的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５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就要倒大霉了……父亲自己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廉价的赞美声。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平常不出差也是很晚才下班，我的日子才算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10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突然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差点没晕过去，天哪，我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60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60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５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是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吃，耳朵却留心着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一点都没留意我在不在他的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忙着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搞得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要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过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我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在世时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因为他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极她还会脱下鞋底给父亲两下子。往往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他不但怒气全消，还得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喝，母亲哪里管得住父亲，反正不管怎么说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大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且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他的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的弟兄们，这回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把机枪给我，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喊我了，他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道。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拉长吓人的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儿，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肘子，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我的犟劲儿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地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也进不来。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在地，用脚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儿敲门道：
“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啦！”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声，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
“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底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我小小的身躯像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狂怒地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
“你放手……让我治治他的毛病。”父亲气呼呼道。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治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爸，我哥呢？”
母亲说：“让他出来吧。”
父亲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
“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道。“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迷迷糊糊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督促我用功都快把耳朵磨出老茧，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数学题，即使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古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说别的。
我的小小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其乐融融。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20里，嫩江3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饶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均刮大风，地名源于满语“刮大风的地方”。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朝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场”。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内的龙沙、铁锋、建华3个区以及市外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他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怨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我童年印象深刻的是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那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地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然后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有多么香脆可口，再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４０万吨，砂糖总产量５万吨左右。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二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锻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地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做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的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锻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交接点、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潇洒地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细细的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10张普通的牌子。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而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那些日子，父亲总是坐立不安，闷闷不乐，下班后给我们做好饭菜就独自喝酒，一个人守在家中听那台德国造的收音机。
东北人管收音机叫电匣子，父亲的那台德国造电匣子今天看来绝对是古董，那时候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令我的同学都羡慕至极。他们一放学就找个借口到我家来转转，无非想央求我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因为糖厂职工绝大部分都买不起收音机，外界的消息一般都通过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传进大院。孩子们若想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小说，得赶快吃上几口午饭聚集在喇叭底下抢占有利位置，一站就是仰脸朝上待半个钟点，等听完小说连播节目再回家填饱肚子……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糖厂俱乐部那座像大仓库一样的一层建筑物，它是白土地人的娱乐中心，是“大道小道”消息的传播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日后我一家人与众多走资派的悲剧以及造反派的丑剧、闹剧、荒诞剧，无不曾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轮番上演过，既令人惨不忍睹又啼笑皆非。父亲的额头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眉宇聚成深深的“川”字，困惑不解地听着晚间新闻。广播里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什么“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彻底批判‘三家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是何等好哇！”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即将爆发的信号，宣传的目的意在制造革命舆论，让每个人的头顶都悬着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我希望听点别的新闻节目，却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劲儿极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北京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反常使人奇怪，连督促我练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我哪里知道，全国范围内已涌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小小糖厂决非世外桃源，无一例外的难已幸免。
父亲心事重重，脸上的神情惴惴不安，好像预感到某种威胁正逼近身边，却又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对我“撒手放鹰掌”了，这对他的儿子反倒最好不过，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母亲在家是决不会允许我整天在外面疯玩的。
糖厂是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夏天甜菜无法储存，入冬才能开机，化冻时节就停机检修设备了，所以一到夏天大部分厂区人影稀疏。那年６月间厂里发生一件怪事锅炉车间经过检修试炉串水串气时，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竟是白色烟雾！那烟雾化作白茫茫的粉尘飘落下来，初雪一样覆盖大地，之后便再不融化了。一夜之间，无论生产区还是家属区都变成白土地，一片耀眼的洁白纯净，人们走出家门跟踩在大雪地上似的，一步一个黑白相间的脚印。说也邪了，那烟雾落下的地方全是厂区，一墙之隔却泾渭分明院里的厂区是白土地，院外的菜社依旧是黑土地。于是，迷信的老辈子暗地里议论纷纷：“三伏天见雪是极为不详的预兆，恐怕要有祸事了……”好在接连下了几场大暴雨，将地面上的白霜冲洗得干干净净，白土地又变回为黑土地，这件怪事才告一段落……
二、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即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那时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探险的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感到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在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有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通过糖厂的专用线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汽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么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地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我们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地开始戏水玩耍。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等走到家门口湿衣服早就干透了。我虽然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但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凫水了。最有意思的是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打水仗。我们想象着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每一个孩子都如同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俯下身子双手拼命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２根或３根圆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我们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有稳住身子。我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扑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发现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地说，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往下一看也有点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后，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打麻药就缝了３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要是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干脆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整整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完中央听地方的节目，忧国忧民地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沉思默想，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似乎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心宽体胖，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的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对了……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的新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激动地低声说，“我真不理解……毛主席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又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人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猛地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上床上盼着母亲快点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第二天早晨膝盖却肿得像个小馒头，疼得我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地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强忍住疼痛，忍受着父亲严厉的审视。
“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点皮，哼哼什么！”
“缝了3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一边“妈呀妈呀”喊着疼痛，一边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满脸乌云地背起我向外走去。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第一医院拍张Ｘ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
那时候市里的2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要背着我走4里地才能搭上电车。我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地走着，周围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我变得高大无比，感觉视野那么宽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我和别的孩子打架，他知道后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闲暇时背妹妹出去遛遛倒是常有的事，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父亲背过我，那是她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屋门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高高兴兴走来，一边对我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背着我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若真的重男轻女干嘛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的脊背上，从我记事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背着我向2路电车站走去。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的腰间，脑袋伏在他的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脸颊的络腮胡茬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周围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看上去父亲为尽量减低摇晃的程度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的膝盖，没走出多远我就感觉到他的脊背汗津津的了。我趴在父亲的背上，像骑着高头大马那么威风，像打“秋千”那么自由，像扯着母亲的衣襟蹒跚学步那样惬意。父亲的脊背很宽很厚很硬，微微弯曲着，似一面满风的帆，似一湾避风港，似一道陡直的山坡，我靠着它非常踏实，且有极强的安全感，说幸福也不过分。尽管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疼痛，还是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父亲把我往上顿了顿，轻轻地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我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我不吭气。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赶快跑过来问长问短，甚至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嘛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淡淡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为分散我的疼痛，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那时候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被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上气不接下气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点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你给我回去……把它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准备背起他接着撤退，没料到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炮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我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对你过于严厉？”
“有点。”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有一天我不在了，”父亲颇为伤感地回过头，眼睛里露出和蔼的目光。“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皱着眉头仔细听着，觉得非常吃力，用力想理解其中的意义，让自己的脑子全部记住。我不明白父亲怎么了，只是模糊的感到不安。从那时起，我已经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含义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拍过Ｘ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了一针止疼药，又开些消炎药带给父亲，说等拆过线孩子就没事了。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革命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和忧虑与日俱增，他下班回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服药端屎端尿，酒也不怎么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沉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每日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战斗的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英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的轰轰烈烈，死的英勇悲壮，不枉来人世走过一遭。父亲喝酒时曾对理琨叔叔夸过我：“这孩子有文学天赋，小小的岁数就喜欢读古今小说，说不定将来要靠笔杆子吃饭。”他的言谈之中流出隐隐的忧虑，中国的文人历来多灾多难，走这条路将来没多少好日子过。我的道路不幸被父亲言中，历尽苦难九死一生，非但从未借父亲的半点光，反倒背上黑锅长达１０年之久。我想这一定是别无选择，命中注定。
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那时还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其中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打麻雀的日子里，自己去医院开张病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漫山遍野撵麻雀的锣声、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震耳欲聋。父亲索性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闷头苦干了３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手稿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是记“生死簿子”，净没事找事瞎扯淡。父亲回来痛心至致，但泼出的水收不回来，母亲已经即成事实，他也只能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他要是再把小说抛出去，那还不知道要多流放几年呢，后悔都来不及！我为母亲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留在家里没准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或许母亲做得不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不会幸存的。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说她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连拉屎撒尿都得等父亲侍候。盼星星盼月亮，我盼望着母亲能赶快归来，无聊透顶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出去时总是保持着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光溜溜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往脖子上围起一条小孩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然后龇牙咧嘴地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一点点甩掉上面的肥皂沫子，那神态显得非常滑稽。我偷偷模仿他的样子用剃须刀刮过一次脸，一点都不好玩，一不留神儿将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地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痛，要是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想个办法，双手扶着个凳子当作拐杖走来走去，这样既不用膝盖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有些得意洋洋，整天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道：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也闹起来了。”父亲忧心忡忡，“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
“我怎么好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说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要母亲停职反省交代罪行。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的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他们根本不曾知道，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搬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回家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眼窝深陷，眼皮沉重，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转过身子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作把柄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绝望地继续说。“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可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太情愿地“哼哈”答应着，朝窗外望了望，脸色愈发阴沉。然后又心神不宁地站起来，踱来踱去。他们俩都一脸迷惑不解，最后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猜测也没什么用处……可怜的是他们虽已预感到危险即将到来，却鸵鸟一样把头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的淘气摔坏腿而后怕，但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掉了，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革命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好像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地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挂满一溜溜大字报，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那上面说我们家５口人住两间大房，而工人一家三代１０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你孙志刚要是真革命就拿出实际行动滚出大房子，让我们工人阶级住进去……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因为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要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就不准你出去……我企盼父亲能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父亲的那张大写字台，他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我要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无限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的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肩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两个伟人……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那么公安局过去怎么没能发现？为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一点都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我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三、
父亲的这张致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棚中间，３张粘在一起的大块白纸从棚顶一直拖到地面。他的落名于渭生３个大字写得分外潇洒，我是那么的熟悉。大字报好像刚刚挂在铁丝上的，我注意到浆糊还没有干。大棚里静悄悄的，还没到午休时间，很少有闲人来看大字报，只有看棚的叔叔守在门口，他的目光时而向我投来，漫不经心地扫过一眼又转向别处。
父亲的大字报题目是：“孙志刚同志苦大仇深，是个好党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父亲起这个题目时一定煞费苦心，４６岁的人，虽饱经沧桑，遇到事情却孩子一般六神无主。他急来抱佛脚，竟相信“苦大仇深”也是一把镀金的保护伞，能帮助妻子遮风挡雨渡过难关。
我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情，上级党组织一律被冲垮砸烂，还有什么主心骨可依靠。长年的宣传、教育、熏陶，使他们像避雷针把雷电引入地下一样，导入俯首听命的深渊，坚信不疑党就是组织，组织就是党。党可以指挥枪，就可以指挥政策、法律、工作和生活，况且他们也无不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儿女。连一个小学生做作文都明白“党”这个字的重要性，不管写什么题材一定要在结尾写上：“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语文老师准给你打高分。党高于一切，是大脑，神经中枢，你是她的四肢她的手臂和腿脚的延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必劳神动脑执行就是了，否则为什么要求人人都“狠斗灵魂中的私字一闪念”。设想一个人心灵中连私字的闪念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是，人的脑袋明明长在自己肩膀上，却从没有独立思想过。即使许多像我父亲那样能以血肉之躯反抗那场浩劫的老战士，临死之前还留下血书发誓自己绝没有过半点私心……
母亲向来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该说的从不多说一句，不像父亲酒喝多后，七百年的谷八百年的糠都抖落出来。她常常和父亲总结经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言多语失……你把话憋在肚子里烂掉，实在憋不住就放个屁，别人还能扒开你的心看看是红还是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不以为然地反驳母亲：“都像你这样，人不就憋死啦！”
父亲的大字报大意是：孙志刚是从小讨饭长大的贫雇农女儿，我和她从战火中走过来，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作为丈夫我最了解她。20年来孙志刚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我相信她是好同志。如果她执行了错误的教育路线，请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孙志刚理应诚恳接受。奉劝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给她个机会改正错误，以便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观点有理有节，一个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父亲也有阐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事实也的确如此，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没人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他的心声。父亲无异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变成引爆群众积怨的导火索，直接造成他的死因。
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先是为父亲喝彩，他真是个敢仗义直言的丈夫，使人感动，讲得痛快淋漓。我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凭什么污蔑她是坏蛋。尽管她曾是个战士，可平常连鸡都不愿杀，遇到要饭的人总是留下他来吃一顿饱饭，吃过饭再给人家带上点东西……接着我又想起母亲劝过父亲，千万不要跳出来引火烧身，父亲却公开出面为母亲辩解了。我本能地预感到他这张大字报要出问题，一种重大的不幸的事就要发生了，心里迅速闪过个主意，要把大字报带回家去向母亲报功……大棚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贼溜溜地扫视周围一眼，想趁机撕下大字报。看棚人似乎注意我了，我挪动凳子朝里面走去，隐藏在两排大字报中间，扒开道缝隙窥探看棚人的举动，盼望着他能离开一会儿好有机会下手。午休时间就要到了，我急得汗流满面，还是耐着性子一动不动。外面有人喊看棚人，他到门口去和熟人聊天了。我搬着凳子凑到父亲那张大字报前，刚要动手，外面又进来一个女人，我缩回手，内心里沮丧得要命。那女人只顾专心致志看大字报，根本没注意一个孩子干什么。外面刮起大风，风钻进大棚里吹得大字报“哗啦哗啦”响。我用凳腿压住大字报的一角一蹭，“哧啦”一声头顶上的纸张撕裂开来，整条铁丝的大字报都跟着摇摆晃动。大字报如愿落在脚下，遗憾的是还有一块纸头留在上面。我摆出无意间刮掉大字报的假相，捡起揉作一团揣进怀里，肚子鼓鼓胀胀的像个小小的孕妇。我抱起凳子顶着肚皮朝外走去，迎面碰上看棚人，他擦肩而过时颇为疑惑地看我一眼。我做贼心虚地加快脚步，见看棚人走进棚内撒腿就跑，没想到膝盖疼痛起来，只得又扶着凳子一点点挪动着离去。
“小孩，站住。”
看棚人大踏步地追出门口，扒开我的衣襟，展开揉成一团的大字报，抬起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一个孩子玩的小把戏怎么能瞒过成人的眼睛，他看到父亲的大字报被偷后，立即断定是我干的，厉声问道：
“偷大字报干啥？”
我被钉住一样，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图穷匕见了。
“说。”
“玩……”长这么大头一次偷东西，我羞愧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吭吭哧哧地说。“好……玩呗……”
“不对吧？”我的解释不能让他满意，“捣什么乱，你说实话。”
“想卖废纸……”
“那也不能撕大字报呀，”第二个借口有点谱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习惯撒谎，脱口而出：
“于渭生家的。”
他恍然大悟地举起拳头，怒气冲冲吓唬我道：
“好啊，小兔崽子，我告你爸去！”
我如遇大赦，落荒而逃……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一回到家里就像个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躲进里屋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已顾不上我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父亲的，那年月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人人都急于表现自己最最革命，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了大祸还厉害。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回来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说父亲做得对，只要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点小点算不了什么。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事件的爆发。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连晚上做饭时手都有点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默默地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地冲里屋喊道：
“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地走到外屋，装傻卖呆：
“爸，干什么？”
“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他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没命地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
“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死死不松口。父亲狂怒地把我一脚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但动作还是稍稍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继续没头没脑地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失去理智地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放下酒瓶子一把推开父亲：
“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他……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落在她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点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坚决地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儿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
“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上被打疼的地方，压制住激动的情绪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为父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暗暗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不计后果的父亲一时感情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保老婆的大字报终于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说他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立即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大家都等着看一出好戏。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进行“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把母亲的胳膊打得青了一大块，我也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６０度的老白干，母亲也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而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给他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了一下午的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几乎天天见面，有点事情鞍前马后前呼后应。比如像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情况，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给送回家了，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总是打发我送点礼物略表谢意，人家却怎么也不收，说：“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让我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只得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也没有谁来帮忙了。父亲披着雨衣，在前面拉着手推车，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可是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的小溪，我们３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看上去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点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１００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若想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摇摇晃晃地洒一路水才能把水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了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就是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只要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在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地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我知道母亲说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打她，但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无疑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不决不会轻易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将来长得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５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狠狠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３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３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而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的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点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了下来。母亲说，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点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３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色的细鳞，光溜溜的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我们３个孩子说：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母亲从来没跟我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默默地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道，“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像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儿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有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家里的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仍旧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当年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亲和母亲不再理睬我们，两人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并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过徒，有做买卖的经验，所以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只匆匆见到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见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怨，浑身是嘴说不清，且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始终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１９５４年，华东局派出大批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前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这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四、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想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不便，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并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要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连孩子回老家这么点小事都要向上级组织请示汇报。工作组头头冷冰冰地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母亲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但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说不让走就算
，随遇而安吧。既然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便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的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说：“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要是碰到山东人打架，你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啦！”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的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再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我们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对我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等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向日葵的长势茁壮旺盛，一颗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若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心情沉重地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怨不得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我觉得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也更加密集，甚至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理琨叔叔家串门，并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来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打发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理叔叔有三女一男４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便泾渭分明，一般男孩找男孩玩，女孩找女孩玩，若男孩往女孩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是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和女孩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亭、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不管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５分钱的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子，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的西下洼差不多。望江亭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吸吮着逛开动物园。臭味扑鼻的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若在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它们都无精打采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冷森森的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威风凛凛地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令人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
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竟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他说告诉家长我们胆怯了，心想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悻悻地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公园。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从班上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的时候，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因为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所以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并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两点，我和姐姐乘２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快步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阴约而阴沉，像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似的，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沉重起来，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好像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决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这事着实有点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时间过得真快，我和姐姐步履蹒跚地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很快变成隐隐的口号声，好像是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地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地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是在喊口号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行道树旁的树荫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地说：
“弟，咱爸……！”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春季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潇洒地讲几句话，然后有如将军一样大手一挥威风凛凛地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太突然，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我接受不了，根本无法承受，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制服，里面的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依然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仍旧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地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三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窒息的胸口，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喉头发堵。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但在此刻，但在此刻，他不管离我多么遥远，我也无疑能够看得清楚，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的几个人举着长长的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的衣裤，抬着朱红色的棺材，沉痛地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头上带着白帽子、腰间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将他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眼睛直勾勾地盯起我，甚至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给儿子丢脸，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没动地方，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尽管那笑容硬邦邦的勉强，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僵直地站在他的一侧，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黑压压的人流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点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我站在阴影里仰脸望着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大喊大叫道：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愤怒的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立即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但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地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慢慢地举起手里的酒瓶子，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能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一只皮鞋也被打掉了。又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在狂暴地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才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人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道：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总是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跑前跑后一个劲儿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狠狠地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冷冷地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的不可侵犯的神气，斩钉截铁。他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之后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地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般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发疯般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脸色煞白，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满身灰尘，步履踉跄地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艰难地喘息，一副痛苦不堪的神色。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看得出来他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突然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那低沉的声音里有一种痛感绝望的语调。“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做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火冒三丈，用愤怒的痛苦目光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乖乖坐起来，接过碗一点点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回来后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我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说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说完就匆匆走了。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１０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又是一个无眠的长夜，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脑子里沉甸甸的，充满失望、烦躁和说不出的懊恼，谁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地执行着职责，看情况我不睡她也不会睡的。屋里闷热难耐，闹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灯光射出无数支尖刺刺痛我的眼睛，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躺在枕头上。我家的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的实况，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既然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我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了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小时候比男孩长得高大，我也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就追了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帮腔道，“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我火了。
姐姐死死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我的衣襟拖我回家。我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捂着脸颊哭了，我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一直等她们白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地跑向俱乐部……
五、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都被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再后面的人全站着。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伸长脖子神情专注地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横幅：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地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至少有３０多人挨斗，黑压压一片。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紧张得差不多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的人还站起身来想看个究竟。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弯曲的胳膊，跟随大伙响亮地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自己打倒自己，你说奇怪不奇怪，像这种不合情理，的滑稽场面，我，可从来没见识过。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是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感到委屈，不管有理没，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 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 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 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 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 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理，叫人屈辱得厉害。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我再问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说：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的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见母亲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她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了……”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也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
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起来：
“打倒王朋！”
“他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我自己也不知等待着什么，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原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外面的夜风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子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闪身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上厕所去。在走廊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我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他把脊背靠在墙上，有气无力道。“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继续说下去，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人显得特别苍老，老得简直不成样子。“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央求道。“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喝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眼睛里闪着烈火般的光芒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我看见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他俩都没再说什么，便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是我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就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回着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总是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他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考虑，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划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说：“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啦，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跟你操碎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在眼里揉半点沙子。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不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其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道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做敢当，自己怎么能昧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将来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虽然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的孩子感受要深刻得多……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失败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白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白汤”是一种西红柿、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白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因为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30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一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6岁生日那天，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放我一个人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子，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子。我琢磨她和母亲吃得是什么菜团子，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一样，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子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这是用豆腐渣和白菜帮子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子。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像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不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起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这次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的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他不幸时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的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她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了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说：“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你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少罗嗦，”
母亲退回家，大敞四开着屋门，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７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脸色板得铁青，眼神冰霜一样冷酷，谁也不首先开口。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以前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抖抖地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他的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竭力保持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慢腾腾地走到外屋，惊恐地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了？”母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就意识到出事了，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他还有气，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心里一时还是拒不承认。她紧紧地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抱住脑袋喊道，脸色墙一样白。“那不是真的……他不会自己死的，这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地大哭起来：
“我要爸爸！”
姐姐也啜泣起来。
我没有流泪，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亲人死了还不许流泪！“孩子，不哭……不哭！”母亲似乱箭穿心，她颤颤地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啦！”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哆嗦着搁在膝盖上，眼睛茫然地直直地望着窗外，她的神经受到过分的刺激，一声不出，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说：“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种可怕的一生中的最大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再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声音颤抖着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慢慢地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她痛苦地昂首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方向走去。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才使自己不至于跌倒，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我默默地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子盖在凸起的身体上，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儿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跪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颊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子。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子，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惨白的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3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几乎挪不动身子，捂住脸颊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有一瞬间，我竟胡思乱想起来……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妹妹都没害怕我倒害怕了，真丢人显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我放下手，愣愣地站在母亲身边，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看出来。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慢慢直起身子，手颤颤地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在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也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冰凉凉地流下面颊，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他的嘴巴依旧倔犟地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的身边，拿起他的手仔细地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来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帮母亲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棉的，还有点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他的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伸直了腿，眉毛愤怒得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我的意见反应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耐心地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了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怒不可遏地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哆嗦的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法交待，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作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抬出来从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深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沉重的身体，我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扔死狗般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作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的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连连打起喷嚏。母亲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扭歪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固执地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么，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１３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啦！”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醉醺醺地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得意地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道。“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啦！”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道，“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边答应着边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说着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好像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灰色的烟雾，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快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孤零零地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的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好像久别多年似的。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５口人……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４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他扔下我们独自走了，他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最后的永恒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母亲终生遗憾，如果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齐齐哈尔糖厂了！
七、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３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跟着颠簸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随着颠簸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仿佛要凌空飞跃下去，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这个世界都消失了，不复存在……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高大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的腿上，他的身体好重，我没法让他重新躺回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黑色的瘀血流了我一身，我惊恐地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分明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好狠心……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了……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僵硬地坐起身，风猛烈地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颊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死死地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凌乱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汹涌的泪水打湿我的额头。“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等孩子长大，我再陪你……”母亲痛苦地缩成一团，她的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我求你别走……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我不信你死了……求求你回来吧……”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她是在用泪水把自己的全部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孩子还小哇……留下我们可怎么办……我怎么办……”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一点点地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的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默默地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目光冷峻地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炉前。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过来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冷冷地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力的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爆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唯恐以后空口无凭，他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了个电话，同意母亲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尽管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可是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娘俩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便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她像怕把他弄疼似的，手指颤抖不已，轻柔地仔细擦过一遍，又梳拢起父亲凌乱的头发，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捂着脸颊歪歪斜斜地跑出门外，留下我呆呆地看着老人操作。老人麻利地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筒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轰隆隆”地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竟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跟着他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磐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终生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地顺着铁钎的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慢慢地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默默地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来，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恍如漫天撒下的纷纷扬扬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颤颤地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燃烧的火焰深深地鞠了３躬，我也跟着鞠了３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一路顺风……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彻底地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偌大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的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说：“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这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只记得临别时，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家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地用肩膀靠住母亲，将她紧紧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灰复燃，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39岁，姐姐15岁，妹妹10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8月28日。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妈太疲乏了，让她多睡一会儿也好。”姐姐说。她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疲惫不堪，一家人早早地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地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3个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却以为是在休息，想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了，我把扁担钩卷起来，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姐姐说母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去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补补身子，留下妹妹自己看家。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只手拎一个水桶就能轻松地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急得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让她托着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虽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托住桶底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哥，我抬不动……”妹妹的脸憋得通红，声音都被压得变了调，吃不住劲儿地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都瀑布般泼洒过来，把我们兄妹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哥……我举不动。”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道：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脸红脖子粗地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任凭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
“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粗粗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来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我让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烫鸡毛，我则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一刀割向老母鸡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小母鸡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等我返过神儿，见老母鸡已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慌忙大喊：
“姐姐追鸡！”
我扔下菜刀冲出院门追鸡，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踪追击，我们俩跑出胡同，跑上大街，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本该想办法把它撵进院子关门打狗，我跟着鸡屁股后面追击，反倒把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若再逮不着老母鸡，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我急了，一个饿虎扑食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再次拼命挣脱，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鸡钻进茄子地里了。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的疼痛。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说：“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很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气喘吁吁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姐姐吓得束手无策，手哆嗦得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半点安宁。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因为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要是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的心头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着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漫不经心地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几乎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道，“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合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惊恐地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忍不住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冷冷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斜眼犹豫了，他放过我的母亲，临走前郑重地向我们３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滓，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因为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甚至有些诚惶诚恐。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那时姐姐又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她睁开双眼，紧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儿，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仿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响，我贪婪地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外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死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不懂事地摇着母亲的胳膊说。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地望着母亲道。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我发现她的眼珠转动了，慢慢地转过眼睛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像竭力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地增大，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枕边，断线珍珠般的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让母亲擦擦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着说：“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这时候回来了，也流着眼泪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第一个狂澜汹涌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母亲清醒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毫无表情。她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赶紧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自己平息了一阵子，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怎样努力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晃晃悠悠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啦？”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用力撬开牙齿。我惶恐地看着她，猜测她要干什么。这时她平静下来，额角满是汗珠，一连几秒钟眼睛不离开我。她能张开嘴巴了，勉强压在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但是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我再次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这一夜，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母亲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做饭了，我饱饱地吃了顿大米干饭就炒小白菜。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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