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老舅张书文读完了高中的课程，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高校都关了门，街上到处是游行队伍，那时候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张书文被一家国营企业录用，端上了铁饭碗。1968年，张书文得了抑郁症，不再去上班了，回到了家里。他的哥哥嫂嫂都不理解他，整天和他争吵。说他是啃老族，拽着他的胳膊往外拖。
这个时候，姥姥得了脑梗，行动不便，身边离不开人。老舅一直陪在老人身边，精心照料。附近村里有个媒婆给书文提了一门亲事，女的叫计春兰，走路有点瘸，中等身材，家里只有妈妈和弟弟。姥姥说：“老四，你还想挑什么样的？你都25岁了，咱家这个情况，谁愿意来啊？”。老舅是个孝子，妈妈同意了，他也就答应了。
计春兰过门以后，每天什么家务活也不干，对婆婆从不正眼看，婆婆的日常照料她都不管。年过七旬的姥姥自从生病以后，整天疑神疑鬼，说有人在暖壶里下毒要药死她。话传到老大的耳朵里，他怒气冲冲地跑到老弟家里，当着众人的面把暖壶摔在地上。
计春兰看到这一幕，心里开了花，她借此机会拿着一个小扫帚在炕沿上使劲地敲定，嘴上还骂骂咧咧地。姥姥守寡十年了，没有人给她撑腰，只能忍气吞声。
计春兰提出兄弟三个轮流照顾老人。起初，大哥和二哥不同意，计春兰提着砖头冲进大哥二哥家，“谁不养老太太，我就把谁家锅砸啦！”这一招果然奏效，三家开始轮流照顾姥姥。由于老舅是农户，村里给安排挑大粪的工作，一个月才给四块钱。每当轮到书文的时候，哥俩都给生活费。
可是，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姥姥在二舅家里，突然生病了，去医院检查是大肠息肉，做了手术花了近一百块钱。老二书恒心里火急火燎地，他想找到他大哥。没想到，大哥把他骂了一通，气急败坏的书恒拿起半截砖头把哥哥的脑袋打破了，儿子晓勇赶到二叔家要给他爹报仇，由于书恒家里人多，没有得手。后来，在村里的调解下，两家消停了。
一天午后，张淑清在车间干活，一个工友走过来告诉她，有人在车间过道里等她。张淑清放下手里的活，过去一看：嫂子曹桂花气势汹汹地朝她大声喊叫。原来，为了这2斤大米，曹桂花朝小姑子瞪眼。要钱就要钱呗，为什么不心平气和的把情况说明白？张淑清心里十分不满，表面上心平气和地说：“大嫂，我身上没有带钱，改日送给你。”。
那个年代，人们经历了粮食短缺和饥饿危机，粮店里供应的粮食每人每月仅有2斤米和面，3两豆油，不够吃怎么办？只有买一些代食品，当地人称“代代品”，吃进肚子里，拉不出来，还身上浮肿。张淑清担心妈妈的身体吃不消，她找到淑花，说：“大姐，咱俩每个月给娘六块钱，咱娘就不用吃代代品了。”。淑花说：“你们能给，你们给，我家你姐夫还在监狱里，我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
其实张家三个女姊妹当中，大姐的经济条件最好。婆家里有两间大瓦房，婆婆身体结实，能帮着淑花带孩子。淑清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租住在淑花对面屋，不过，每个月有6块钱房租。潘丽3岁的时候患腮腺炎，需要鸡蛋和蛇皮煎服。淑清跟姐姐借了2个鸡蛋，过了2天，立马还给了姐姐。
妈妈在家里住了一个月了，张淑清越想越不对劲，“姊妹几个都没有什么说法？自己家里困难，两个弟弟念书还经常跟我要钱，最起码，哥哥嫂嫂每个月都应该拿出赡养费，这不是欺负云龙老实吗？”。张淑清终于决定把妈妈送到大哥家，临走的时候，还给老太太带了2斤桃酥，妈妈依依不舍地说：“我还是愿意跟着老三！”。
1977年春节过后，姥姥拄着小拐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街坊四邻看到了，都和她打招呼，老人精神不错，满面红光，脑梗的后遗症已经缓解了许多。可是就在当天下午，却传来了老人去世的消息。张书文慌慌张张地跑到大哥那里报丧，大哥很生气，他抽了弟弟一个耳光，“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寿衣穿好，赶快到大姐那里取寿衣，一会就僵硬啦！”，书文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大哥家。
姥爷去世的时候，骨灰运到了老家文登县，而姥姥没有火化，在东风村一个荒山野岭找了一块空地埋葬了。多年以后，那里重新规划，仨个不孝儿子不给老人迁坟，姥姥的墓当做无主坟被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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