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党的九大代表选举工作开始了。会议刚结束,张春桥就飞抵上海。
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张春桥明确提出:“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派为主体。”
按照他提出的“标准”,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张春桥审看了內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九大代表只有王洪文一个,太少了。”于是,王秀珍被列入內定名单。
张春桥还不满意:“你们工总司常委里,党员只有你和王秀珍?”
王洪文答道:“是的。”
于是,张春桥下了指示:“工总司要抓紧做纳新工作,象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除了他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必须抓紧。”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中,张春桥最关心的,要数陈阿大了。
就这样,在张春桥的亲自过问下,陈阿大很快就入了党,并被内定为九大代表。最可笑的是,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竟发现陈阿大未填写入党志愿书!
陈阿大当过兵,六五年复员后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狂热的造反,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工总司成立时,他便是七个常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爬上了第一趟列车。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打打闹闹,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陈阿大。他的能量很大,打一个电话,就能调来几十辆汽车和上千名造反队员。他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
此后陈阿大青云直上,官至市革委会常委,成了王洪文手下的第一名“虎将”。
王洪文手下,有五名大将,人称“五虎上将”,除了陈阿大外,另四员分别是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入了党。
黄金海,最早起来造反,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时,黄金海胃病发作,不得以向王洪文请假。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他忍着胃痛,赶赴安亭造反,受到王洪文的表扬:“阿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是武斗健将,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诱捕耿金章时,他立了大功。
一九六八年五月,有个工人骂王洪文是反革命,黄金海立即把他抓来,连夜审讯,把他逼疯了。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生死之交,指定单位发展他入党,理由是“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
戴立清是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的临时工,文革中成了工人造反兵团的司令,后投靠王洪文,也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他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的大武斗中,为工总司立下了赫赫战功。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戴立清这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临时工,竟一跃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那些教授和专家们。一九六八年,上海科技系统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大会,戴立清作动员报告说,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现行反革命多,集团性案件多。他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许多专家教授受到残酷的迫害。
在戴立清入党的问题上,单位的意见很大,在上级的压力下,公司党委只得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道:根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戴立清入党后,马上被提升为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是某单位的化验工,王洪文揭杆造反后,叶昌明马上响应,成了工总司的发起人,他是王洪文的铁干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所在单位三番五次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理由很简单:叶昌明跟一桩人命案有关。
市委书记马天水传达王洪文的旨意:“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吗?”他下令:“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叶昌明很快就入了党,然后王洪文安排他当了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马振龙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在一月风暴中投靠王洪文,成了工总司的干将。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他入党后,就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了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香烟、要罐头,要高级照相机,一个电话,马振龙照送不休。
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一个个变成了党员,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形势下,王洪文的势力急剧彭胀,成了上海滩最大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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