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可以省多少钱,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计价器是好的,司机每次运送客人结束,在停表计价的同时,打印机也会自动打出一张发票,而大约一半的客人不要发票。一个司机每月大约需要使用六卷票、一个墨盒,合四十多元钱。如果像他这样插纸操作,每月可以节省二十多元,一年大约省下250元。
一年只有250元,我觉得他有点小气。但是,他随后算的大账,却让我汗颜。“精明男”说,全北京现有67000辆出租车,如果每个司机都省下这笔钱,一年就是1600多万元。显然,“精明男”的创新是看似小、实则大的一件事。于是,我进一步向他请教,有没有可能在计价器上做点改进,设计出只停表、不打票的机器。
他笑着说,这其实就是改根线的事。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精明男”的个别创新不能成为一种集体行为?为什么管理部门和众多司机不响应呢?难道仅仅是他们之间的信息不通畅吗?我能想出来的原因有两点:一、创新的激励机制有问题。具体来说,省钱是司机自己的,而决定是否在计价器功能上进行创新的人,是出租车公司和管理部门。显然,在出租车行业躺着管理都可以荷包满满的情况下,有决定权的人没有创新的动力;二、我们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我们往往忽视那些只能带来“蝇头小利”的民间智慧,只重视那种乔布斯式的大创新。创新在本质上并不仅仅体现为一种结果,更体现为一种民众素质和社会氛围。只有在小打小闹的创新被鼓励、被支持时,中国才能真正具有创新环境。
我着实为自己的思考自鸣得意了几天,直到我的研究生听完我的分析后。笑着说:“老师,这个司机很傻啊。”我忙问为什么。学生说:“如果他修好表,把没用的发票卖掉,所获收益应该远远多于250元啊。”这句话着实点醒了我。
我曾为某公司客串,一个月工作几次而已。每月所得到的不是堂堂正正的报酬,而是靠报销“的土票”所领取的现金。“的士票”并非由我提供,该单位有人专门负责搜集,给到我的现金只有九成,另外一成是购买“的士票”的费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样一个偌大名头的公司里,相当多的工作人员竟然都是靠报销“的士票”来领取工资的。据说,这是条巨大的“灰色产业链”:有人专门以搜集和出售出租车发票为业。他们先从不同的出租车司机那里买来发票,再把这些发票混合起来,卖给买主用来报销。于是,“的士票”报销成为不少“预算外人上”的收入来源。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只是逃了国家的税。
与学生的交谈,让我发现了阻碍创新的—个新理由。中国缺乏创新,不仅在于文化有问题,激励机制有问题,还在于那些莫名其妙的“制度”规定,以及“小型违法”所提供的逆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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