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上京取经

　　一九六六年九月，吕远带着战友们的期望，上京串连取经。这时正值大串联高潮，火车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一样，他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了一席之地。

　　在北京，吕远见到了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叁加了关锋的接见。后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的疏通，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大检阅。

　　九月十五日那天，吕远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等候最幸福时刻的到来。当东方红乐曲奏起，毛主席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步步向吕远靠近，他的每根神经都在颤抖，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他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地昏死过去--------

　　检阅完后，吕远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电报大楼，一口气连写了四封电报，每封有四百多字，他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家人以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他的幸福。

　　在北京，高干子弟向吕远透露了大量的小道消息、内部新闻和大字报等材料。对党的崇敬感，对大人物的崇拜感层层剥落。吕远冲腾着幻灭的激愤和由此引发的要冲杀的冲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正在煽动红卫兵造反，鼓吹造反有理，强调“红卫兵的大方向没有错”，告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回到上海后，吕远就以百倍的狂热投入造反。

　　他组织并主持了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会。

　　他发起了复旦团委楼前的静坐活动。

　　他支持、协助徐景贤、朱永嘉在市委后院造反。

　　他组织、参与抢黑材料活动。

　　他发起、组织上海红三司总部。

　　十一月，重建红三司总部，吕远被一致推举为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吕司令，下辖大专院校中专技校等红卫兵近十万人。狂飚把他推向浪尖。

　　在那个年代，当头头无需看档案查阅历级级报批，关键看在文革中的胆、识、才，这三者吕远都不缺，尤其口才惊人，不用稿子可以说上三四个钟头且绝少破句，这也得益四清运动的锻炼。

　　那时后，当头头也简单，关键在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一点对吕远都不难。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组织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下移，是丧失独立人格的红卫兵对强权的不自觉依附。有些红卫兵以见李司令为荣，可见他们眼里的吕司令也有一轮光圈。吕远不再是真实的吕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