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仅半年多，新政府就颁布了音乐学院国有化法令，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彼得格勒音乐学院首当其冲，成了国办的高等学府。接着，彼得格勒著名的教堂合唱队，所有的私人音乐学校、出版社、印刷机构、乐器厂、图书馆和和音乐团体，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收归国有。新政府还宣布，已故作曲家的作品转为国家财产。艺术家要得到“教育人民委员会音乐分部”的批准方可演出，演出的节目、预告、招贴画、甚至入场券都需事先经过批准，曲目由一个统一的专门机构（演出节目总委员会）统一调整。
山雨欲来，许多音乐天才仿佛预感了什么，纷纷申请出国，离乡背井。仅著名的指挥家就有4人，作曲家就有8人，钢琴家4人，小提琴家3人，大提琴家3人，音乐理论家和批评家3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梅特涅尔，格列恰尼诺夫，夏里亚宾等具有世界声望的大师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俄国，远走他乡。
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这些在音乐王国具有超常智慧的大师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得没错。
1882年，斯特拉文斯基出生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堡，18岁时，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斯特拉文斯基没有进过专业音乐学院，也没有家长的督促，一切全靠自学成才。1910年，创作的受印象主义影响的芭蕾舞剧《火鸟》一举成名。1913年，充满原始主义味道的《春之祭》，被称为“一部载入人类音乐史册的伟大作品”。音乐界通常认为，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俄罗斯时期；中期——新古典主义时期；晚期——“十二音体系时期”。
斯特拉文斯基是“60年来，一直被公认为20世纪音乐的领袖”。他离开俄国后，主要生活在美国，过了整整50年，在白宫度过到了80岁寿辰，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他主持了晚会。美国音乐理论家、评论家将他跟毕加索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进行探索、提出问题而不是寻求答案的艺术环境和气氛。”斯特拉文斯基逝世后，苏联政府提议，将这个曾被他的祖国斥之为“反动的音乐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遗体安葬在他的出生地——列宁格勒，遭他的遗孀拒绝。
1917年圣诞节，也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两个月，一架雪橇出现在瑞典边境。雪橇上，严严实实裹着的几个难民是：一位大音乐家，一位夫人和两个孩子。他们把什么都抛弃了：房子、汽车和其它财产，以及朋友。音乐家身边所带的，仅是少量的几部未完成的手稿。这位音乐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拉赫玛尼诺夫。他们先在斯德哥尔摩落下脚，10天后，踏上了美洲大陆。
拉赫玛尼诺夫登陆美国后，演出邀请一个接一个，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演出经纪人、唱片公司、钢琴供货商都跟他签了约。他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雇下个女秘书。1918年12月，在波士顿成功首演了他改编的《美国国歌》，一时名声大振，家喻户晓。
拉赫玛尼诺夫既是伟大的作曲家，也是杰出的钢琴家，在世界音乐史上，他被归入“晚期浪漫主义”。1939年，著名指挥家欧仁?奥曼迪为庆祝他从事音乐活动30周年，特意举行了作品系列演奏会，一时间，美国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拉赫玛尼诺夫效应”。
海菲茨出生在立陶宛，9岁时，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10岁登台演出。1914年，13岁的海菲茨有幸受到著名指挥家阿尔图尔?尼基什的邀请，与柏林交响团会演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从而使全世界知道了这个音乐神童。十月炮响后，他跟随父母逃居美国。
1917年11月，少年海菲茨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他在美国的首场演出，十余首高难度曲目，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以至于这场音乐会被誉为“划时代的音乐会”。
1934年，海菲茨荣归故里的演出，使得崇拜他而又囊中羞涩的人们，不惜变卖家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听他的演奏。人们称：凡是在小提琴上能做的，他都能做到，并且出类拔萃，举世无双。海菲茨演奏的一个特点是“准确无误”，“没有错音”，这并非每个大师都能做到的。一次，萧伯纳写信给海菲茨说：“你能否拉一个错音以证明你是人而不是神呢？”
1987年12月，海菲茨病逝于洛杉矶，享年86岁。美国《时代周刊》在悼文中写道：“如果海菲茨从未存在过的话，小提琴演奏艺术就永世达不到今日的水准和如此完美的程度……作为小提琴演奏家，他将对今后的几个世纪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海菲茨在乐坛上活跃了半个世纪，录制唱片160多种，总销量超过300万张。
说到苏联的音乐史，我们不得不提及，两位坚守本土的挣扎于政治漩涡的跻身于世界顶尖行列的悲剧人物，他们就是普罗柯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
普罗柯菲耶夫出生于1891年4月。5岁时，写出了处女作《印度嘉洛舞曲》，9岁时，完成了大部头歌剧《巨人》，被誉为音乐神童。十月革命炮声后，他本来也选择了出国，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呆过了十四年，创作了第二、第三、第四交响曲，第三、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歌剧《三桔恋》，《愤怒天使》，管弦乐曲《丑角组曲》，小提琴曲《五支旋律》等。但是对祖国的眷恋和强烈的思乡，使他在1932年返回祖国。
普罗柯菲耶夫的回归，被看成是苏联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三十年代初，正是斯大林开始肃反，政治吃紧的时期。于是，他为了适应政治环境，开始了痛苦的修炼。尽管普罗柯菲耶夫回国后也作出了两部交响乐的代表作，但也不得不作《向斯大林致敬》之类的东西。原来，普罗柯菲耶夫不允许别人动他的作品，他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指令对自己的作品动手术刀，但到晚年，尤其是在杀鸡给猴看的《麦克白夫人》批判后，他已由“有点傲慢”被完全磨秃了棱角，作品被一改再改，说话的口气近乎哀求：“我准备接受我的所有作品所遭受过的失败，只要你能理解我是多么想上演《战争与和平》呵！”
更令人扼腕叹惜的是，他的逝世与斯大林同一天。他终于没能看到解冻的一天，一天也没看到……
在伟大的作曲家行列里，就悲剧而言，除了贝多芬，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了。贝多芬的悲剧是个人的，肖氏却是社会的。肖氏的降生，似乎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十月革命时，肖斯塔科维奇才11岁，比他年长的音乐家纷纷移居国外，普罗柯菲耶夫尽管命运多舛，究竟还在国外呆了十四年。而肖氏土生土长，一直故土未离，偏偏木秀于林，天生一个枪打出头鸟。
1925年，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一下就奠定了他在世界乐坛的地位，被誉为“20世纪最有才情、最有前途的作曲家”。然而， 1936年初的一天，斯大林在莫斯科歌剧院看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麦克白夫人》，愤然离去。不多时，在党报《真理报》上就出现社论，题为《紊乱代替音乐》。文章言词极不客气，说该歌剧是“粗糙的，原始的，庸俗的”“歇斯底里的，痉挛的，癫痫的”“其结果可能会极其悲惨！”10天后，又传来一枚重磅炸弹，肖氏正在上演的芭蕾歌剧《明亮的小溪》又遭轰击，炸弹同样来自党报。号角一旦吹响，讨伐铺天盖地。《文学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动作慢了些，遭到严厉质问：“……难道这些报纸真的没有话可说吗？”我们的大师，刚刚崭露峥嵘，就遭狂轰滥炸，不断地作检讨，遭批判，“他感到自己被打败，被辗碎了……”从此小心翼翼，躲进了弦乐四重奏和电影配乐里。现在存留的几帧照片，莫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眼里露出腼腆，恐惧，一付大祸又将降临相，让人看了辛酸。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大师从此变成了软骨头，这是极不公正的。比如他在《见证》一文里，就无情讥刺了苏联作曲家协会头头见了斯大林后，竟然当场尿湿了裤子的事“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高级的乐趣……”
所幸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逝世后，活了22年，因此晚年创作颇丰。《第七弦乐四重奏》，《第八弦乐四重奏》《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等等，为人类的音乐史，贡献了宝贵的财富。而且，另有一批作品，被压在箱底，直到斯大林死后，才拿出来公演。 1958年，苏共中央决议，纠正了对他“没有根据的不公正的评价”，从此才在精神上解放。
……天寒地冻，细雨夹雪。应该再讲点什么呢？说真的，莪也不知道。点了一支烟，凭窗远眺，燃了半支，也没有开心：这一切，远在天边，又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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