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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作

时间:2021/12/1 作者: 黄杏醉南风 热度: 117575
  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目的,却忽然发现:现在弄的这些短文,没来由,没目的。

  很久很久以前——当然那时也很年轻——知道我们这个小城的文学队伍里,有一个叫羊老师的,一边在乡村教书,一边写作。后来,转里八拐请范小青作了个序,将他的乒乓乓乓办喜酒出棺材等文章结集出了本书,让莪日里夜里睡不着,无限羡慕。很久以前,一个夏天,在这个城市的心脏地带,新华书店里,看到羊老师薄薄的小册子圈菜园的篱笆似的一长溜,崭新,灰头土脸;白漓漓的日光灯照不到,呼噜噜的吊扇吹不着,在洗手间的转角处。莪抽出其中一本,吹口气,尘埃落定,封底打着个长方形红印“特价”:2,5元。

  南门公园桥那里,旧城改造前是花鸟市场,金丝鸟茉莉花乾隆通宝……什么都不缺,桥东面还有个金牙齿老仇的旧书摊,飘飘扬扬的招牌有点像唐宋元明官道边的酒肆茶寮。金牙齿爹是莪同乡人,每年,只要莪没有漂流在外,总会废物利用大包小包去驮上五六回(曾经买到过一套绣像《金瓶梅》,至今不知道算哪个版本)。老仇的摊有好多书,也不全是旧的。有的从扉页里稚嫩的某班某某推测,是无数高考生黑色六月一结束,恨不得放把火烧掉的清仓大处理。一次莪又挑了一批书,准备付钱走人,忽然看见他酒杯豆瓣黄芽菜和露着棉絮的袖口边,赫然出现我们超哥的名字。超哥和我们原也是同道中人,后来发达了,呼拉拉去了天安门似的衙门,莪背起行囊,自此少了联系,早先桃李芬芳风华正茂一群小跳蚤在一起舞文弄墨时,莪常称他是我们队伍里文艺革命的旗手,虽然莪从未读过他的小说。据说当年大呼隆被划为右派,下放在老仇村上的邬老头,原是某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儿童文学专家,是超哥的娘舅。

  “老邬的外甥。”老仇不知道莪跟超哥的关系,拎起他的大作,多此一举地介绍说。“多少钱?”年轻的追求沦落到这里,无论如何,得摸出些银子。“哈哈,你要?”他呲出两颗当门牙,放下筷子上两片炒焦了的豆瓣,大笑一声问。莪看着他的下酒菜,点点头。“不要钱。送你了。”他把它算做那堆书的搭头了。

  继续:齐老,据说跟姚文元同学,在我市某意识形态部门工作,淡泊明志,埋头著书。第一次接触,当推若干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说不知天高地厚。莪捏了篇短文,去给我们这个城市的日报社投稿。女编的丈夫和莪同学,应该是有意提携,她看过后,高兴地说:“蛮好!嗯,去到前面八幢,给齐老看看,再送到这里来。”莪轻狂,浅陋,不知齐老为何许人物,说:“为何要给他看?”女编辑嫣然一笑,说:“他是我们元老。去撒。”莪后来还真揣了一篇通讯,一篇散文去聆听教诲,其实心里沾沾自喜,以为全城的文章就莪最好。

  齐老退休后,弄了三本书。一本是整理了自己历年来的散文集子,大多是讴歌第二故乡(他是东方之珠那儿人)的风土人情;一本是收集了陈毅抗日部队在莪家乡的英勇战斗、生活,非虚构类。还有一本什么内容不得而知,因为莪没有。莪知道他年事已高,矻矻孜孜弄出这三本书实属不易。不得不肃然起敬!哪知道……一次五颜六色多人在黄泥桥宾馆喝酒(记不清谁发起的了),有发了财的包工头,拆迁户,有衙门里的,有当着教师又不太像教师的,也有莪吃到散场也不知道是谁的香水呛人的。扎肝酱驳子后,莪私心里有点想借故抬高自己,跟身边的商主任说到老齐,说到他弄的那套可敬的书。哪知商主任吊起半个脸,牙疼一样抽着冷气,说:“嗤——你要?我送你。我们机关发的。押吃押斗,这种东西……”

  从来说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要说我们这个小城,文学成就高的当推新四军第一代女兵罗女士了,年轻时不顾女儿身,从江苏天目湖畔徒步奔江西,与美国红色女作家史沫特莱同渡长江封锁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未进北京中南海以前,第一次接见全国来京开会的群众代表”之一。“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朝鲜战场上英雄黄继光的事迹,就是罗女士首先报道的,”当上甘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正在那高山上的指挥所里“(《从上甘岭来》)。《黄山小记》作为全国名胜黄山画册的代序。很遗撼,由于年龄和文学成就相距太远,莪没有跟她有直接的接触,没有亲聆教诲得到营养。也就在前不久,晚间散步时,发现一个昏昏欲睡的小书店,旮旯里居然!码着她崭新的上中下三卷文集:一枝荷花高贵地挺立素雅的封面上,在洁白的底色里绽放,沉甸甸的1800页精装。莪如获至宝,抱在心口,像葛朗台抱着一罐金子——毕生的心血啊前辈,向你致敬!点燃一支烟,摸摸口袋,心有点虚,这种高贵的灵魂,是黄金都无可比价的。抱着走向巴台,店主酣声雷动,从发财梦里将莪打量了好久,一锤定音:“不要还价了,十块三本。”

  ……还要说下去吗? 莪不知道,是不是有唐吉诃德的勇气,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安安静静地写这些一钱不值的东西。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如莪的前辈或道友,在明天就可能关门的书店,旧货摊,地摊,多出一本谁都不需要的东西。

  ——全文到此结束,是不是太萧条,太灰了?

  莪很想有个光明的收煞,弄个“貂尾续狗”,因此写到这里,闷闷不乐,到阳台上转了几圈。风不知为什么,这样狂吹,这样冷,乡下栽的七十棵乌油菜会活吗?新花鸟市场买的一盆蟹爪兰,以为她没用,艳红的花却开得花瓣反卷,挺立着中间的蕊,像懵懂的孩童撅着小鸡鸡。剃须刀搁在无人机小镇,胡子拉渣……又回到桌前,添了一段。写了一个“哥俩好呀”的朋友,原先一道高晓声路遥静静的顿河爬格子,爬着爬着多年没见天时地理就爬上去了,爬进了某某协会。从此稿费也不薄,有时地方政F也会奖些摇旗呐喊的银子,有时也会露个脸宣传牌上冒个名……发达了的故事。啊不,不是故事,是纪实,百分百真人真事。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左键一击几道蓝线删掉了:那段纪实貌似励志,不删会恨莪一辈子呢。

  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外很多作家或类似于作家写着写就突如其来,天降疑窦,神秘,莫名其妙。这个永远无解的天问,有谁说得清?光明的收煞就是:(别人莪无法断言,莪自己)写作的过程是踏实的,飞翔的,全神贯注,魂牵梦绕,所谓幸福的。难道还不够吗?人生在世,不就是活个过程吗?至于结果,谁跟谁不是一样?阿弥陀佛!

  忽然想起苦僧老村:不是我选择了文学,而是文学把我押到这条多难的贼船上。

  可以结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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