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反右倾”

　　1966年9月22日，以李世英为首的校文革总会，按十六条中“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要求，安排全校在国庆之前开展“大学习，大辩论”，总结前段斗争。全校师生大鸣、大放，对停止校内斗、批、改，杀向社会的大方向问题，静坐、绝食的斗争方式与斗争策略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从1966年10月29日起，在肖勇外出串连的1个多月里，西安大专院校临指已变身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统指】，同时也成立了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红造司】。

　　12月12日，李世英作为统指的主要负责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谈了统指近一时期内部发生的分歧。他认为，联络站与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他们要讲究斗争策略，反对挤、压、砸和搞关门主义。

　　统指中的西工大、西军电等把李世英的观点归纳为三句半：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在各种场合进行批判，说什么李世英“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衷、调和了”---------

　　肖勇完全赞同李世英的观点。他于12月9日发表【一二、九评论员】文章，认为造反派与保皇派只是认识上不同，不是立场问题，运动要注意分清敌我，革命应该不分先后。

　　在学习红旗十五期社论讨论会上，肖勇发言支持李世英的观点：“讲究斗争策略决不是右倾”，“统指内部矛盾是两条路线的反映，把矛盾暴露出来让师生们判断，自己教育自己，李世英的作法是正确的。”

　　12月15日至16日，为了支持李世英，交大师生分头到兄弟院校宣传、辩论，张贴大字报，呼吁统指整风。

　　从1966年12月中旬到1967年元旦，统指在一切会议上都反右倾。以西工大孙大福为首的部分学校负责人把李世英排挤在外，自己成为统指决策人，多次召开全市大会批判“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开动东方红广播站，出动10多辆宣传车，配以漫画、大标语，大造反右倾声势。

　　尽管如此，交大文革总会仍然认为他们与统指一些人的观点分歧是内部矛盾，没有打算退出统指另立组织。

　　1967年元月15日，交大60多个战斗队成立【大辩论串联会】，推举肖勇、李成参为召集人。

　　元月18日，大辩论串联会开始对反右倾展开反击。他们出动宣传车，张贴大字报和大字标语，介绍李世英讲话，发表【告全市人民书】：“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郑重声明：李世英讲话是交大师生经过大辩论以后形成的统一认识。

　　不久，各校都出现了赞同李世英观点的组织，如高联和中革会。

　　大辩论串联会在西安市内及咸阳等地前后组织了10多次抵制反右倾的辩论会。1月25日在土门俱乐部主持辩论会，西工大学生冲击会场，肖勇被他们架下主席台时受了伤。

　　1月28日，统指在市体育场召开反右倾打会，将反右倾演变为打砸抢。他们不仅拒绝交大同学发言，还驱赶交大军乐队，砸坏乐器、标语牌，抓打交大的学生。

　　一二八以后，交大的宣传车被砸坏了，怎么办？在当天的辩论会上，有的同学说修好了再战，一位青年教师力排众议，提出不用宣传车，用红喇叭打人民战争宣传交大观点。不久，城里到处活跃的红喇叭小分队受到市民的欢迎，便是辩论会的产物。

　　上海一月夺权后，面对新的形势，2月5日，交大大辩论串联会更名为大联合促进会。

　　同一天，李世英和校文革总会常委戴长安以及统指孙大福到北京。不久传来了周总理的指示：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总理希望“停止辩论”。但统指头头们不听。肖勇先后到冶院、西工大、音院参加或出席统指会议，他们不仅坚持反右倾，提出“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彻底革命必须反右”，还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

　　2月9日，西安市部分工矿企业群众组织呼吁停止反右倾，指责打砸抢。但统指、工联不听群众的呼声。西安铁路系统、新华印刷厂等工人组织认为工联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发出十万火急倡议：

　　成立自己的组织，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反对打砸抢！

　　2月18日，西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宣布成立。

　　2月23日晚，交大校文革总会响应周总理的指示，向全校师生做“努力整风，准备夺权”的动员报告，决定下乡下厂的师生全部返校，所有战斗组织解散回原班级、单位。李世英、戴长安等在京谈判近1个月，3月2日和周总理与康生一起连续接见所有代表。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示：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