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具体的日子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是七月底），正是暑天，由于忙于地里的农活，天黑了一会子，地里看不见干活我才回家，天上没有月亮，一天的星星，没有一丝的风。我热的裤褂都被汗水浸湿了。回到家时妻子正在硬撑着身子烙煎饼，怕生产后坐月子不能烙煎饼了。我放下农具后就去做饭。一群如狼似虎的编外“计生人员”把我的家包围了。有十二队的禇衍石、九大队的张建礼、三星观的宋巨亮、还有我的西邻居褚福东。禇衍石、宋巨亮都是文革造反起家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定为“文革的两类人物”，国家永不重用。他们在工农业生产中没有特长，只能找一些跟形势跑的工作干。找关系混成了编外“计生”人员。当然有本事，有事业心的人，忠厚老实的人也不去干这事。只有这种二混子为了眼前的利益，做一些专职人员又不愿干的事。
他们找到超生户不是做工作，搞好计划生育工作，而是抓人，拿东西，不讲道理。当时我年轻气盛，就和他们打了起来。我西院就是福东他三叔的院，隔了不到一米高的院墙。两家关系处的很好。他们听我打架急忙翻墙过来拉架，一看有福东，他当时就喊了福东的大哥福春。我和福春是老铁，自幼一起。听说有他弟弟，立马过来帮我拉开了编外“计生”四个人，并推了福东一把。几个拉架的把编外“计生”人员隔在了门外。妻子从西院的洪晨家走了，我也从洪晨的院子走了出去。从此走向了像黄宏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成了超生游击队的一员。
我与妻子逃走后，引起四周邻居们的愤慨。我们走后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哭，邻居喊了母亲过来领走了孩子。几个编外“计生”人员把家里的吃的、用地、衣服都拿走了。只有一两自行车，放在大门外，“计生”的人想推。福春说：“我的自行车你推干什么，我剛骑过来的”。
福春把自行车推到了他家，第二天送给了母亲。气的邻居们骂这些人还不如当年的还乡团，像国民党的烂煎饼队一个样。见东西就拿。没人性。
其实他们不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是管理区（也叫片或点），私招的，专门干政府工作人员不愿干的工作。国家工作人员要按国家的法侓、法规去办事。违反了要负责人，受处分。招这些人用，有成绩是干部们的，犯了法或错误由它们顶包，临时工开除就完了。他们没有地方开工资，就靠他们抢拿老百姓的东西换钱发工资。抢多了工资加奖金，抢少了就没有工资。所以他们发疯似得抢夺老百姓的东西。
我与妻子由于事出突然，身无分文，我还赤着脚连鞋都没穿。只好躲到村西头王化军家里。过了有一个小时，估计编外的“计生”人员走了，我求王化军的妻子到我家里把我的鞋子拿来，并找来了妻子的几件旧衣服。新的都叫编外“计生”拿走了。为了不给王化军家落影响 ，怕编外“计生”人员以后找他们的麻烦，我与妻子连夜走向了“逃亡”之路。
夏天的夜晚又闷又热，一丝的风丝也没有。天空没有月亮，漫天的星星挂在蔚蓝地天空。蝉没命的喊着，青蛙也鼓起劲的叫着，惹得人心烦意乱。我劳动了一天，晚上又没有吃饭，加上与编外“计生”人员的冲突，又累又饿，筋疲力尽。妻子到了临产期，翻墙加惊吓，身体十分的虚弱。我扶着妻子，趁着夜色一步一晃的向西盲无目标的走去。到了西界沟，进入了沙沟公社的地界。我两人心情松了下来，离开了南常，他们就管不着了（因为他们不是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我们又自由了。于是我俩坐在靠河边的草地上休息。河里的流水“哗哗”的流着，我与妻子渴了，到河里喝了些河水，心里舒服多了。妻子挂念家中的孩子，怕小的哭。因为才两岁，没离开过妈妈。可是又不能回去，只是心挂两肠。
到了黎明的时候，气温有些凉，露水露湿了衣服，草叶上顶满了露水珠。我扶 着 妻子慢慢地向西走，因为妻子要临产，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种庄是我二姑娘的家，于是我就扶着妻子向哪里奔去。
西边天上的玄月，照在地上，一片晃白。路边的荒草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腿。妻子走上一段就在草地上躺一躺。她实在太虚弱啦，但是不走不行，我强拉着、半扶着，走几步歇一歇，再走几步，再歇一歇。快天亮的时候，西边来了一块乌云，遮住了西边的残月，天地间黑暗了下来。黎明前的黑暗大概就是指的这时候吧。路上的坑坑洼洼看不清了，只好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前摸去。妻子一边走一边呻吟着，我无奈的鼓励着妻子坚持下去。
生活啊，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多少甘甜！我相信天空不会永远阴暗，总有乌云退去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艳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开放；最后我们一定会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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