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站岗的找到魏爷爷，魏爷爷是下村学校的炊事员，我们认识。魏爷爷看到我说：“佩，你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脸，自从办学习班没有人在这里过夜。也没有一个家属走进这个院的，你是第一个。你不知道你杨老师给你说了多少好话。”
他推了一辆独轮车，我跟在他的后面走出了教师培训学校。出门后他告诉我说：“这次学习班搞得太过火，不讲政策。前几天出现了三个自杀的，小林（孙宝君的乳名）他大（爸爸）受不了折磨，夜里爬杨树跳下来摔死了。孙助理员是好人，为人老实，忠厚，就是心眼太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人一死 ，老婆孩子就苦了。都坏在张士堂那个坏种龟孙子手里。好事不干，一心想坏点子整人。孙助理死后几个坏种给人定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想到孙助理的弟弟是村的干部，当棺材送回家的时候，全村近百口人拦在离村三里路的地方，问：“你们送来的是什么人？”
“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专案组的人回答。
“我们这里都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群众，不准许反革命分子进入我们的地方，立即离开。”近百口子愤怒的人把他们连人带车赶到枣庄到薛城的公路上。专案组一看群众愤怒，只好联系当地公社革命委员会。夏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人看到近百人愤怒的群众也不好硬压。便问苍山来的人：“死者的案子定性了吗？”
“基本定性”，来的人回答。
“基本定性，就是还没定性！开除党籍了吗？”夏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人问。
“在研究。”苍山的来人含糊的回答。
“我问生前开除党籍了吗？”夏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人问。
“没有。”苍山来的人回答。
“撤销职务了吗？”夏装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人又问。
“文革前没撤。”苍山来的人回答。
“开除公职了吗？”夏庄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人问 。
“没有。”苍山来的人回答。
“中农出身，共产党员，为党工作近三十年，一没有开除党籍，二没有撤销职务，三没有开除公职，应该是革命干部吗？你怎么说是为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呢？这种情况你们还是把问题定性后与我们区革命委员会联系，我们再协助你们工作。”
夏庄公社革委会的人说完就走了。边走边说：“事前不给我们联系，闹出事叫我们收风。跨地区的一个小学教师来充什么大尾巴馿。”
专案组都是造反发家的红头猛子，没有工作经验，叫当地政府 搁了起来。夏天尸体放两天就臭了，（当时苍山没实行火花）教育局汇报给苍山县革委会，根据有关政策定为病故，家属按有关政策给与照顾。年龄不满十八岁抚养到十八岁，然后安排工作。小林他大的事才解决。 由于专案组的人对被批斗的老师们太残酷，连续出了三件人命事件，给县委增添了不少麻烦。教育专案组受到批评，现在好多了。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这一段看守的特别紧。被批斗的人出门必须有人保护安全，开会不准打骂。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早就反映到了毛主席那里。据听说毛主席五月十一日，就在人民大会堂—八厅招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开会强调“对犯 错误的人的检讨，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陈再道都不是这样嘛。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琴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弦就要断，凡是把人家搞得这样苦的，一定自己心里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对犯错误的人，有所批评就够了，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让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抓坏人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刹车。搞红眼，势必搞逼供信！总之，要重证据和旁证，包括反革命也要给他一条出路。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早就传达下来了，这些人就是不执行。”
夏天的早晨，天空还有几颗迟去的星星，微风徐徐吹来，带来了丝丝凉意。苍山的县城四周的路上不断地涌来农村人挑着蔬菜、推着猪羊奔向城里的市场。赶早集的人唤醒了沉睡的城市，城市慢慢的沸腾起来。公路上跑起了来来往的汽车，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在晨风中不停地摇摆着，像似在欢迎大家的到来。苍山县城和枣庄一样，遍地垃圾，到处都是破烂的碎纸。街道两边的墙壁上都穿上了红黄白的纸皮，毛笔写的黑字像洒满了恶心人的粪便。美丽的城市啊，您怎么变得这样丑陋不堪？您何时才能再换发岀美丽的新颜？
魏爷爷把我送到汽车站，刚刚六点，赶上去枣庄的早班汽车。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苍山，离开了囚禁中的父亲。我看到了外边的世界到处都出在混乱的状态，农村仍然是政治运动的外滩。我回到了枣庄，虽然又渴又饿，也没有心情吃喝，匆匆的赶上枣庄回薛城的火车。立即回到家中，减少祖母和母亲的挂念。
到薛城下火车后，我立即跑到西小庄的沙河里洗了个澡，洗去近三十个小时身上的汗臭和泥土。又把身上的衣服洗干净放在热沙滩上晒干。在沙滩挖了个沙坑，淘了一坑清水，吃了母亲给我带的煎饼，在沙坑里喝了些水，穿上洗干净的衣服才赶回家。回到家，我隐瞒了在苍山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把父亲的处境一字没提，以便减少祖母及母亲对父亲的牵挂。我将剩下的4元钱交给母亲，告诉祖母和母亲说：“爹很好，不用挂念，学习班结束他就回家，还有二十天。”并对母亲说：“爹给的钱叫我坐车和吃饭用了。”祖母和母亲看我穿的干干净净的回来也就放心了。为了让祖母和母亲放心，我隐瞒了父亲他们所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人活一生，有多少风雨雷电，有多少寒霜雨雪向你倾泻，使人的生活处于人为的困境。又有多少无辜的人丧生于无谓的政治运动之中。
平凡的人，日子无论过的多苦多累，总得一白一黑的过下去。赶上这样一个年代，你多么不愿意忍受，可是你天天都得忍受。每当夜静的时候，想起父亲他们明明无罪，偏偏强加之罪。没有语言自由、没有人身自由，受到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殴打，生活的克扣。又有多少人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过着这样的生活。又有多少人受不了这一运动的“考验”而丧生。
据有关文件记载，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二十九日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王效禹做检查，进行批判，解除了王效禹的领导权。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受到制止。中央政策进行了调整，运动中的逼供信受到制止并进行了刹车。可是，地方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压着不执行。直到秋天才结束学习班。到了秋天山东省又严肃要求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正常轨道。农村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军管会撤岀了公社。公社来了新的党委书记主持工作。实行了东西南北中党委领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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