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担任了国家党、政、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了稳定局面，巩固领导地位。全面继承毛泽东的道路与路线，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政方针。据文献记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在听中宣部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批准了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刚》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誓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区、公社两级革命委员会，分期、分批的举办了政工干部、基层领导干部学习班、理论研讨班、座谈会。深入学习、理解两报一刊的社论，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坚持“两个凡是”，狠批“四人帮”及邓小平的“三项指标”。一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狠批“四人帮”、邓小平右倾机会主义翻案风的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华主席万岁！”
　　“打倒‘四人帮’！”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打倒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
　　“狠批资本的‘三项指标’！”
　　……

　　标语口号、大批判专栏、大字报、向华主席表决心专栏铺天盖地，广播喇叭里轮番的播放批判“四人帮”、邓小平的文稿的声音惊天动地。华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农村干部他们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东风来了他就向西倒、西风来了他就向东倒。上头怎么说、他就怎么干。只要能保证我在这一亩八分地上称“爷”就行。大队干部紧跟区、公社的行动。大街小巷贴满了各种颜色的标语口号，大字报、忠心栏、大批判专栏、宣传队的演唱会搞的轰轰烈烈。运动形式不是“文革”初期，胜过“文革”初期。老百姓经过十年“文革”洗礼，懂得了祸从口出，大家默默的看着运动的发展。“造反”起家的“官员们”又发挥了“文革”初期的功底，开展了深批猛斗。“四人帮”、邓小平他们抓不来，就用“黑五类” 做活靶子。批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像邓小平一样，两次批倒斗臭，扶起来还是走资本主义。

　　社办工业是当时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从创办以来，就是集中精力搞生产，搞好经济，改变公社一穷二百的面貌。在《学好理论抓住纲》的引领下，坚持“两个凡是”，狠批邓小平的“三项指标”。社办工业也开展了政治挂帅，防止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批邓的同时结合本单位的资本主义思想，经济挂帅进行斗、批、改活动。班前学习，中午批判。社办工业基本上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年轻的一代，没有黑五类活靶子。于是就揪一些言行不好、爱发牢骚的人开展斗私批修，大家“帮助”（实质就是先检讨、后批斗）。砖厂有一个小青年（这里不写他的名字啦）上厕所，捡了一片旧报纸擦屁股（那时候，农村没有卫生纸，擦屁股就捡一些旧纸或坷垃、石块等），没注意报纸上有华国锋的像，被后上厕所的人发现，发现的人为了成为政治斗争的积极分子，把事情举报给了学习班领导，这个小青年成了活典型。以不尊敬伟大领袖华主席为罪名进行了十余场的自我检讨加“帮助”。

　　社办工业为了紧跟形势，搞好政治工作，又从生产队提拔了一批积极分子充实干部队伍。他们没有经济头脑，但搞阶级斗争的经验十分丰富。我跟衍渠下班后干私活也被不点名的进行的批评。同时警告：从前不再追究，如再发现下班后干私活的严惩不贷。衍渠怕惹麻烦，晚上找到石料厂的张凤镇书记，以翻山越岭，离家太远，生活不方便为理由，要求再回石料厂（送点礼是必然的）。几天后衍渠被调回石料厂搞维修，避开了斗争的风头。石料厂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

　　我在砖厂只好老老实实的工作，推掉一切私活，认认真真的干好属于自己的活（当然还有孙晋宝罩着）。但是我还是胆战心惊的过着每一天。“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左”的路线还在进行着，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农村一大批造反上台的“官员”还在政治舞台上掌权，像一片乌云遮着太阳。稍有不慎，落个粉身碎骨。

　　一九七七年 是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徘徊时期的一年 。人民看到了希望，但寒意仍浓。到了七月底，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七八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的拨乱反正，中国大地才洒满希望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