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刚放松了一段,立即绷的更紧了。区、公社、大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大批判开路。揪出了一批“右倾资本主义分子”进行游街批斗。展开了大会批小会斗,“痛打落水狗”。标语、口号、大字报、批判专栏都上了墙。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刮起了十二级台风。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园受到了压缩,养鸡养鸭、养猪、养羊都受到了管理。大队成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领导小组。革委会副主任董永先为组长,青年团支部书记禇衍灼为副组长,各个生产队的队长为组员。对各家各户进行检查,对养鸡、养鸭、养羊、养猪的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教育。对自留地、自留园庄稼长得好的社员也要斗私批修。追问他们是不是把肥料上到自留地、自留园里去了;是不是私而忘公,不把肥料交到公家;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让社员明白“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道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树立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评教育、做斗私批、狠挖私心。对学习检讨态度不好的进行批判、游街示众,以观后效。社员们起早贪黑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种点自留地、自留园就是为的生活宽裕点。自留园种点菜卖点钱好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否则就没有进钱的门路。俗话说人活着谁不为口吃食,割了这点尾巴,就断了家庭的经济命脉。社员在学习班嘴里检讨,心里不平,怨气滔滔。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犯愁,为填饱肚子而犯难,连如此渺小的愿望都没法满足过,老百姓的心情能配合政治运动吗?
大队革委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资本主义思想滋生的制度。社员们每天要三出勤、有事要请假、办完事要销假。有病要有卫生所的诊断证明,否则,就要进行批评或进行批判。由禇衍灼为主的几个人,天天围着村前宅后的转,看看谁还在自留地里劳动。批判在自留地劳动的人,说他们:“早起到自留地把休息一夜的力气都用光,到集体的地里去休息,出工不出力!”
为了控制社员“搞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领导小组”制定了全体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社员早晨出工带足一天的干粮,早晨、中午,生产队里送汤。劳动前要进行军事化训练,练习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老百姓穿的五花八门,鞋子有没后跟的,有穿拖鞋的,还有赤脚的,走起路来步调不统一,跑起来更是快慢不一致。“领导小组”的“官”就无情的批评、训话,弄得社员们怨声载道。更可笑的是办起了共产主义商店。地头办起了无人商店,从经销店带来烟、火柴、糖块……日常用品,谁用谁拿谁交钱,实现共产主义经营目的。可是事如愿违,第一天出去的货和交的钱相等;第二天出去的货多,交的钱少;第三天货出去,钱没回几个,赔了个大窟窿。创办小组的人立即召开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大会,斗私批修。可是没有逮住拿东西不交钱的人,没有批判的典型人物,只好大糊笼的批评。钱是收不回来了,只好自认赔埙。这个“共产主义商店”三天宣布破产。受到教训的是“头脑发热的人。”
农村市场进行了关闭,农副产品不准交流。社员们自留园里种点菜也没有地方去卖。民兵小分队的人员整天在市场堵、截、逮、抓,轻者没收东西、重着游街批判。我记得我家后院的衍俊嫂,70多岁,一个老人生活,因家庭成分不好,生产队没给她办理“五保”。一个人靠亲邻帮助生活。她养了一只母鸡,攒了几个鸡蛋到市场去卖两毛钱准备买盐吃,没想到刚拿到集市上,就叫民兵小分队队长宋巨亮一脚给踢烂了。老太太坐在市场上放声大哭,引起了民愤,大家对宋巨亮的行为感到愤慨。愤慨是愤慨,又有什么用,没有人赔賞埙失。衍俊嫂回家要上吊自杀,在大家的劝阻下没死,哭了一天。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又使一些运动贩子又跳了起来,指鹿为马,狐假虎威。混吃混喝的混子们又有了前程,他们是“大批判天天搞,又吃又喝不用劳。工业农业咱不管,混了一天是一天”。“民兵小分队”的人背着长枪又在乡间横行。押着新揪出来的“右倾资本主义分子”游街、批斗、体罚。在市场上驱赶出售农副产品的社员,抢、夺、打、砸去到市场交流农副产品的社员们。老太太们用水瓢端几个鸡蛋去卖,也被他们拿走或踢破。有时候没收加罚款,不服从的人就扣留、批判加游街,强制劳动改造。“民兵小分队”经常押着一大队、一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游街批斗。更多时间是押着不服从管理的人员串村轮流批斗,批倒斗臭。刚刚灰复的工农业生产又进入了寒冬。工、农业生产口号喊的震天响,行动就是不变样。
这一次运动被批斗的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因为“黑五类”经过了20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已经彻底的被打翻在地,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发展“资本主义”当中做到了老老实实。同时老牌的“黑五类”都到了花甲古稀之年,天年将尽,使运动贩子无法拿他们作为这次运动的典型。
砖厂烧窑的师傅姓曹,是个劳改释放人员,他的烧窑技术是在劳改农场时学习的。他与厂长赵新胜同村。批判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加上曹师傅是劳改释放分子。“社办工业的积极分子”就揪出曹师傅批斗。厂长赵新胜不同意,“民兵小分队”强行揪走。并说赵新胜包庇阶级敌人。曹师傅揪走了,烧砖看火没有专业人员。砖窑掉了火,烧出一窑“二红砖”(没烧熟的半成品)。直接经济损失三万多元。
社员们和社办工业的人员,在新的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贫下中农这张身份证也失去了免疫功能。人人有事要请假,时时防挨斗。言论无自由,祸从口出,人人缄口防事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时期,物资不能流通,社员的农副产品不能交流,老百姓失去经济来源。除了从生产队里领到一些口粮,凭发给的票证如布票、煤票、棉票、煤油票、肉票等等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社员的生活苦不堪言。社员只能“早送星辰、晚迎月出”的磨日月。人没有了钱,就没有物资交流的砣碼。物资不交流,经济就成了一塘死水。无论人还是鱼,在死水中活的就十分艰难了。
到了秋后,又进入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村村队队都摆起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田野里到处红旗招展,标语口号贴满田间地头,高音喇叭响彻云霄。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搞运动的人不劳动,只有几个“无用”的社员头顶星、脚踏冰,日夜奋战在田野里。劳动的时间、宣传的口号与劳动成果并不成正比。
后来又掀起了比、学、赶、帮、超运动。要求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喊口号的人口动身不动,形成政治运动,而不是生产运动。
社员们的劳动虽然有些被迫,但广大社员们在冰天雪地里,寒风凌冽中,脱掉棉衣,头上冒着热汗劳动的精神是肯定的。是否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和政治运动的行式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不说,但不能不为衣食不足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精神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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