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七大队分四个生产小队，一、四生产小队外姓多，二、三生产小队禇姓占绝大多数。大队的领导权在禇姓人的手里。“文革”开始，外姓“造反”，贫下中农掌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张成耀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董永先、刘庆山、肖德平任副主任。殷衍法 、肖纪香、褚庆昌任委员。把原来的四个生产队改成两个生产小队。一小队由张纪普任队长，肖纪香、王纪付任付队长。二小队由肖德平任队长，殷衍法、李广山任副队长。禇姓无人入选，褚庆昌与我队的禇姓是一姓不是一个支房。

　　“造反派”掌权后，“破四旧”拆了禇家的祖宅，扒了禇家的祖坟，大牌坊。连街两边乘凉的老槐树都伐了。禇家的一切文物、古迹一扫而光。火炭烧在谁身上谁就会感觉到痛。禇家受到了威胁，一些军功、烈属及成份好的贫下中农心情有些接受不了。从成玉太爷到当时的“庆”字辈才六辈人，血缘关系太近。可是成玉太爷的后人，贫下中农太少，大多都是地主、富农、老中农。在当时的情况下想夺回造反派的权力是不可能的。

　　在成立革委会时，大队里几个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气焰十分嚣张。有一个叫殷X的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拿着抗美援朝的纪念腰带炫耀自己说：“老子扛枪打天下，打过鸭绿江，打到朝鲜，打败美国鬼子。老子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老子就凭这腰带找到林副主席，也得给个中央委员干。七队只有我、肖X胜、朱X伦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派！”

　　朱X伦当时振臂高呼：

　　“殷x万岁！”
　　“肖X胜万岁！”
　　“我万岁！”

　　许多群众听里心情异常反感。当时有赴朝作战的王纪付站起来从腰里解下腰带说：“伙、伙计，我这腰带不是捡来的吧？你过鸭绿江都有什么了不起，充什么英雄！还当中央委员，还你万岁、我万岁，只有毛主席万岁，别人没万岁！”

　　“造反派”们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也不敢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挡箭牌乱来。非共产党人也不敢造共产党的反。

　　“三大万岁”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但是造反派与禇家的矛盾越来越大。

　　到了打夏场的时候，因为用杈子，两个队的杈子发生混摇。一队说是一队的，二队说是二队的，各自争执不下。一队有个叫福星的小青年，他叔叔是军队的干部，他家是军属，所以不怕“造反派”的人。到二队那边把杈子拿了过来。二队的殷X、及张X在场里骂了起来。一队这边地、富、成份的人多，敢怒不敢言。二队那边贫下中农多，气焰越来越嚣张，殷X站出来说：“外姓兄弟爷们，过去咱们受姓禇的，今天咱们不受了。有种的拿家伙跟姓褚的拼了！打死他们，就是打死了反革命，有事我担着！外姓十几个人都拿起杈子、木锨要向一队冲过来。”当时福星年纪小，害怕了，失去了威风，不敢和外姓挑战。

　　这时候禇衍生站了出来说：“小乖乖，过去你受姓禇的，今天你还得受！你说说姓禇的给你们什么亏吃的？你们几户外姓怎么在南常安的家落的户？你们吃的是姓禇的，喝的是姓禇的；你们造姓禇的反，扒姓禇的祖坟，拆姓禇的祖宅，砸了大牌坊，禇姓的老祖被您撒骨扬尘，您干尽了断子绝孙的事，今天还想闹事！姓禇的，拿家伙，三个打一个，狠狠地打，打死了我挑着！”（禇衍生的哥哥也是抗美援朝回国后又去新疆“平叛”，的革命家庭、军官家属。）姓禇 的人多势众，本来大家就窝了一肚子火，今天有人出头，大家同仇敌忾，不管是意见不合的人，还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氏族利益面前都瞪起了血红的眼睛。“哗啦”一声四五十人拿起了家伙就要向二队冲过去。

　　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就像弹簧一样，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大。在这千均一发的时候，革委会主任张成耀一看事态严重，一场血风腥雨的拼斗即在眼前。他立即双膝跪在姓禇的人群面前说：，“禇属的三老四少，千万不能打，我在这里给你们赔罪了。”说着向人群磕了三个头。转脸向他哥张X栋和殷X骂了起来。压住二队的外姓人不在敢动，这才平息了一场姓氏之间的斗争。

　　“文革”开始，从宣传毛泽东思想，到破“四旧”，开展夺权运动，到派性、家族、姓氏之间的争斗。人们的主要宗旨不是在搞好生产，夺取丰收。而是 互相残杀。生产队里的劳动基本都是“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女去干。贫下中农要造反，要掌权，要武斗，要夺天下。贫下中农的子女要上学，要进步。而“黑五类”子女没有上学的权力，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否则就要掉到挨打、批判、专政的汪洋大海里。俗话说的好“人勤地不懒，人懒地不产”。造反派不管地，“黑五类”干的不出心，地里庄稼既不打粮，也不收草。人没有粮食吃，牲口没有草吃。为了不把牛饿死，生产队按人口分任务，每人每天向队里交五斤青草给牛吃。每人记2分工分。我家每天须交二十五斤青草，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三弟和妹妹由二弟照看，我每天吃过早饭就到地里割草。刚开始不会割，经常把手割破，手破了就抓一些细土按上，找个破布条扎上。开始找不到有草的地方去割草，每天都完不成任务。有时候母亲就说我偷懒不好好干。气的我不知怎么辩解。后来我结识了一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跟他们一起去割草，慢慢的就找到了割草的巧门。大多数人都在村子近的地方割草，一遍又一遍的割，草长的再快也长不出来啊！远地和坟地的草没人去割，因为刚扒过不久的坟地里到处都是死人的骨头，胆小的人不敢去割。我们几个孩子就专门去那里去割。割一会就完成了任务，其余的时间我们就去找好吃的东西吃。那时候我们大队的地里有一个果园，公社有专人看管，果园一圈有枸橘树和铁丝网护卫着。看管的人不时的巡逻着。 巡逻的人养着两只狼狗，听到有人狼狗就会扑上去。一般很少有人去偷果子吃。我们小孩多，就想着办法去偷，开始我们分三组，一组去吸引看管的人，两组去偷果子，偷回来大家分着吃。少了几次果子，看管的人就分开巡逻。我们就分四个组，两个组去向果园里摋东西，把人和狗吸引过去，另外两组偷果子。后来看管的人知道是几个孩子也就不问了，反正摘不了几个，逮住也没办法处理。吓哭了孩子妇女们又上门来骂。人少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去摘果子，主要是怕狗。

　　“造反派”闹“革命，”贫下中农去造反，我们大队二十几个“黑五类”的狗崽子没有上学的权力，只有游荡在田间地头，偷瓜偷枣填肚子。捡大字报、小字报、海报去烧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