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节是指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丈夫死后，妻子不改嫁就叫守节，跟着丈夫去死叫殉节，如果再嫁就叫失守。那时失节可不是件小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但古代最初的守节，并非仅指妇女婚嫁，更主要是指臣民对君主的忠诚，好所谓“一臣不事二主”。那时妇女再嫁虽不合于道统，但也是常见之事。汉武帝地姑母冶陶长公主，再嫁家僮董偃。汉武帝的姐姐由皇帝下诏再嫁大将军卫青。汉宣帝的公主敬武再嫁过三次。汉光武刘秀的姐姐刘黄，再嫁大臣宋弘。蔡文姬嫁匈奴左贤王后，曹操亲自将其赎回，再嫁董祀。唐太宗还曾下诏，鼓励鳏夫寡妇嫁娶，唐代共有公主221人，再嫁者23人，三嫁者3人；唐代民间更是见多不怪。

　　到了宋代，儒家道统发展到了“程朱理学”阶段，这些理学先生就专和妇女过不去。我们看《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只有矮脚虎王英、小霸王周通近女色，王矮虎要抢清风寨知寨刘高的老婆做押寨夫人，宋江还笑他“不是好汉勾当”。他们岂止是不近女色，简直就是仇视女色，残杀女人。这就是当时的“红颜祸水”的观念。但在北宋时期，妇女再嫁也还是被允许的。范仲淹幼年随其母改嫁朱氏，以后其子纯佑与王陶为连襟，纯佑和王陶的妻子亡后，纯佑妻又改嫁王陶。王安石之子王雱与妻不睦，王安石不仅不禁止他们离异，还为其媳择婿，操办嫁妆。还有著名词人李清照也是再嫁之妇。

　　将妇女“守节”问题上纲上线，是到了南宋时期，到明朝达到极致。这是因为宋朝国力孱弱，一直受民族侵扰，有朝不保夕、国破家亡之惧，于是就特别强调臣民的忠诚，但要臣民忠诚又谈何容易，危难临头，各自趋利避害，于是就又要求地位卑贱、容易控制的妇女“守节”。而明太祖朱元璋则是一个专制魔君，他还嫌已有的皇权不够集中，又废除宰相制度，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直接管理国家大事。与极端专制相适应，就必然要求臣民对君主绝对忠诚。妇女“守节”问题也就随之升级，不仅不允许改嫁，而且还要“殉节”，我们看明清时期文人的文集或方志，都有相当篇幅的“节妇”、“烈女”的传——“烈女”是指遭强暴自尽或被杀的未婚女人，倘若忍辱不死，就要受到社会谴责。这些文章虽是歌颂，却都残酷到令人心惊动魄的程度。

　　有笔记记载：清代闽中有一少妇丧夫，言将也于某日自尽，亲戚皆以为荣，聚财为其治棺木。死前三日，采油轿鼓吹，如迎神人。少妇冠帔衮服，手拿鲜花，端坐轿中，游历街市，观者如堵。三日游罢，当路搭彩棚，悬彩绳其上。少妇辞别亲属，慨然登台，履小凳，悬颈而亡，万众拍手称美。

　　别有一则笔记云：福州某妇人丧夫，族长逼其殡葬，而至时又悔。上彩台后忽要下来，众人上前拦阻，道：“你殉夫为宗族增光，为何下来。”妇人说：“我去喂猪。”遂夺路而逃。

　　无怪乎鲁迅先生说中国封建时代是“吃人的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