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摸着也就几天的时间，妈便匆匆赶回。因为得到通知—公司那边这几天任务会比较多，所以她为了不出什么差错，就早些回来了。那天晚上天气很好，爸便提议我们一家三口去公园散散步，让妈散散这来往的疲乏。
爸妈各牵着我的左右手，一起绕着公园闲逛。那夜很暖，暖的昏沉，睡意十足。击醒我的倦意是公园广场响彻夜空的各种乐声，交流声，和拥挤人群的脚步声。我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广场小路，却没什么打开话头的话题。就那样走着，闲适而又无趣。
突然，妈拉了一下爸的衣领，似笑非笑的说了一句：“给K死了。”爸先是一犹豫，也似笑非笑的回答道：“是吗？我还以为他前几年就去了外地了呢。”他们俩只说了这一个简单的话，却让一旁听着的我若有所思。妈或许认为我忘记了给K是谁，所以并没有和我交流这些。
给K，朝鲜族。是乡里一个身世可怜的残疾人，且这种可怜，让我自幼重重考虑。
谁能记得他的真名呢？只记得这个绰号，只叫他给K。给就是汉字“给”的发音，K则是英文字母K的发音。正因为这两个字没发彻彻底底的写出来，所以我也只能记作他给K。不管怎么说，每每这两个字脱口而出时，一种调侃甚至略带讽刺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而这已成为乡里人对他约定成俗的称呼。
给K的残疾，是先天的智力发育不完全，待我长大后理解这种病为小头症。他知喜怒，懂自理，但是做不了任何别的更繁琐的事情了。他活脱像个烧焦粗松枝，焦黑焦黑的，又不合协调比例的长了一副细长的躯干，这让他打眼便不怎么讨人喜欢。
我若没记错，他今年也许有50多岁了，从未离开乡里。
谁会对他倾注太多感情呢？依稀记得某个长辈说，他父母死的也早，这几十年，都是政府和乡民照料着他。他就像老农无心插在东山上的柳树条子，风风雨雨，转眼便成了棵树了。给K说话极为简单，一般不超过10个字，发音也是含糊不清，让人听了捉急。而且他因为行动力不足，而总是模仿者别人做事。我记得那次我坐在土路旁，村长迎面走来，给K在旁边走来。他看见村长嘴里叼着的香烟，就冲上前去，干哑的喊了一声“来根儿！”。村长只是笑笑，把手里的烟利索的递给他，他咬了两口便扔掉了，然后晃荡的离开。村长爱笑，在确定他还没事后，径直消失在街角上山路中。
而每每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张着宽大的嘴，一口一口硬塞。为什么我知道他这么多事情？这还要提及我的外公。外公自供销社退休后，靠着手艺在乡政府的食堂掌勺。每次剩下的饭菜，他都会取些来给“给K”送去，有时也是别人做这件事。吴姥儿是乡中的老好人，也是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她隔三差五便去给K的破旧瓦屋看看，捎带点米面，给她带走脏衣服洗洗。村东头的瓦匠，篾匠也是年关年头都给他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那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回到现实，妈妈又对爸说：“发现他没的呀，还是咱吴婶儿。吴婶儿说那天准备了点黄米饭，想给他送去。一进门，都快闷过去了。再看看给K正裹着被躺在炕上，吴婶儿发现了事儿不对，就跑出去叫人。来的朱大夫说，这人都硬了好几天了，赶快入土为安吧。咱爸帮着下了葬。葬在给K爸妈那儿去了，估摸着，以后那一片，也就是孤坟。”
父亲没在多说什么，恐怕他只不过把此当做茶余饭后一个交谈的闲事罢了。但是他也很在意这件事，因为给K代表着一个属于我们乡的时代符号。
我拉起父母，转入了一条更加僻静的林间小路，那时候我的心思是很杂乱的。
走过茫茫，穿过匆匆。人生来的宿命，不尽相同。他离开了，无声无息，没有什么牵挂。像片叶子，来的干净，走的更干净。
便是因为他驻足于一个仅有几百人家的小村中，若是他处于这嘈杂的城镇，必定无人刻意记下他的绰号。
请善待这颗纯洁的灵魂，他让一个怀旧的人在喧闹中沉重的说了一句—“给K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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