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来之后，崔钢尽量保持心态平衡，决心好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当少爷，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在一次革委会休会期间，大家坐在会客厅里喝茶聊天，潘复生有意亲近范卫军，并一本正经地提出，要给崔钢安排住房，升工资。当时，他还对在座的革委会秘书-------外专造反派学生，一位长得很飘亮的女同志-------说，你们工作很努力，很辛苦，都应该涨工资。
崔钢听着他说，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便摇了摇头：“这是个全局问题，现在还不是安排我们住房和工资的时候。现在革委会还是临时机构，象我们这样的学生，全国恐怕有一大批，还有上上下下的问题，留谁不留谁，还是个未知数，中央目前恐怕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崔钢心里想，现在给我个人长工资，这可不是帮我的忙，而是孤立我，把我同群众对立起来。他当时很幼稚，未知潘复生言下之意。
不久，在省革委会任办公室副主任的聂振同志，见玉梅来革委会总是同崔钢挤在一张放在办公室供午休的单人床上，觉得失职，便给他找了一处住房，当作临时住房，崔钢谢绝了他的好意。不多久，中央对于大专学生在夺权单位任职及其工资问题，发了一个文件，明确指出，关于这类问题，应当留待文革后期处理。
文革期间，有人说群众代表有一大批补助，补这个补那个。崔钢说，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就是开会，也是自己掏钱吃饭。在后来党的核心组成立以后，开会才同其他干部一样，有一点伙食补助。崔钢对坐小车很反感，从工人文化宫开会回107省革委会驻地，才二三百米，潘复生等来回坐车，范卫军每次都是步行。有一天天下大雨，是潘复生硬把他拦上了车。
刚从北京回来，崔钢同潘汪相处还好。有好几次开会错过了开饭时间，汪家道和范卫军就在潘复生住的三栋的小灶那里用餐。潘复生很客气，经常给他俩添上一两道菜，还亲自给范卫军夹菜或让菜，弄得范卫军很不好意思。
那时候，潘复生有什么事情总是主动地同崔钢聊聊，把他高兴的话说给范听，似乎要同崔分享他的福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一天上午，崔钢找潘复生办事，事完后崔刚要走，潘复生神秘地把他拉坐在沙发上，把门掩上，从办公桌里拿出一分材料给范正美看，并用严肃的语调说了这些材料的内容。
这是李xx的秘书的一封揭发信，检举他的生活作风问题。里面详细还揭发了他在这方面的细节，以前崔钢总是不大相信，根据这份材料看来，这件事确实是真的。
刚从北京回来，潘复生对崔钢提出的意见特别尊重，开会之前总是要同崔钢商量一下。有一次，在谈到对学生造反派的安排问题，潘对原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革命性和工作作风信心不足，想从大专院校中调一批造反派学生和教师到革委会来工作。崔钢建议他要慎重，因为中央的政策还不明朗，而且这么多剩余的机关干部到底如何安排，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最好再等一等比较妥当。经范这么一说，潘复生觉得他言之有理，就也去掉了这个念头。
1967年3月23日，h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即日起，h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h省革命委员会。同时下属的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办公室等，开始启用新印章。崔钢被安排到政治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协助主任张多树工作。崔钢跟他合作得很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崔钢非常重视同潘汪的友谊，但是在那个年月，这种友谊也同哈尔市的早春季节一样，变幻无常。一是他不愿意攀高权贵，授人以柄，说他紧抱潘汪大腿，有攀升之图。二是他的思想性格，跟不上这两位老革命的思路，又习贯于独立思考，不愿别人左右自己，有什么不同见解，总是大胆提出来，不会藏着掩着，更不会拍马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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