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试着把书上写的“严父”、“慈父”的美名加在我父亲的头上,因为小的时候他在我和姐弟的眼里是那种从来不开玩笑,只会做错事就骂人的父亲。我们小的时候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在我们姐弟心中见到他犹如“猫见了老鼠”的时候,因为他每天总是穿着在农村很少见的皮鞋上班,严肃到不能再严肃。看着那硬梆梆的鞋头,想像着踢起人来一定很疼……但我们也有感激他的时候,因为他会给我们买同伴们看着眼红的“双星”牌白球鞋。
长大了,离家远了,打电话也只是和妈妈说话比较多,偶尔和父亲寒暄几句也不过是些我们彼此嘱咐对方注意身体的之类的话。打电话回家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感觉,现在的父亲似乎变了,少了许多严厉,我敢大声对他说话了。对于父亲的事业,我会向妈妈问起,但是从来没有和他本人讨论过。在妈妈的嘴里,父亲始终是一个事业总是不景气,却每年都要忙到大年三十下午才回家过年的“大忙人”。总是在全家人的脏衣服都洗好了换上新衣服的时候,父亲从里换到外,于是我们也不得不在三十下午还要赶着去把衣服洗掉。
父亲一直是不喜欢开玩笑的,也不怎么爱说话。可是每年大年三十吃年夜饭之前,端起酒杯的时候就是父亲对全家这一年的工作做出总结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对我们姐弟几个说的都是继续努力学习之类的话,而对他自己总是加倍挣钱让母亲和我们过上好日子。对于学习,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有过很苛刻的要求。他的教育理念是:只要你尽力做了,即使成绩不是很好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有一个端正的做事态度。
自我记事到现在,似乎家里的条件一直都是那种谈不上负债累累,但也从来没有富裕过的那种,所以每到要花“大钱”的时候总是会有些捉襟见肘。每年我们姐弟几个开学的时候也就是花大钱的时候,父亲也总是会提前计算好我们姐弟几个的学费,好提前去找别人凑钱。于是便有了无论刮风下雨,下班回来的父亲总是会骑着他那辆经常能拖着四个人的大摩托车“东奔西走”的一幕。即便是这样,在给我们姐弟几个上学的事情上,父亲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借了钱当然要还,于是一年到头的庄稼、棉花之类的便派上了用场。现在想来,幸亏我们家种的是双季稻,不然说不定我们姐弟几个中就有没有上学的呢。
现在我们姐弟几个差不多都能自力更生了,家里就只剩下了父母亲两个人。
庄稼还在,他们没有闲着,只是父亲现在改穿黄胶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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