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对部属有独到的评价。功狗与功人之论就是他的一大发明，而且延续了二千多年仍不失其影响力。汉五年，既经打败了楚军，杀掉了西楚霸王项羽，天下大定之时，汉高祖刘邦开始论功行赏。这是很不好做又不能不做的大事，关乎刘氏江山初创时期的安定。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即说各路人臣与将军都在争名夺利地显摆自己的功劳，评来评去一年多过去了，也不能议定此事。

　　此时的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所以首先不容商量地将萧何封为酂侯，封给他很多的食邑。这让那些立有战功的将军们顿感不平，纷纷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即说我们这些战将身穿铠甲手执锋利的兵器冲锋陷阵，多者打过百余战，少者也打过数十战，攻下城池拿下地盘，大大小小的战功，本来就各自不同啊。现在萧何未尝上阵杀敌立下汗马之劳，只是整天搬弄文墨在后方发号施令；他不上前线作战，功劳反而居于我等战将之上，这都是凭什么啊？

　　汉高祖刘邦听后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诸君知猎乎？”诸将回答知道。刘邦又问：“知猎狗乎？”诸将又回答知道。此时刘邦才认真地说道：“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此言即说那个打猎，追杀野兽野免都是猎狗的事，而发现野兽之踪迹并指示目标都是猎人的事。现在你们诸君只能擒杀走兽罢了，所以你们可以比作有功的狗。至于说到萧何，他是发现野兽之踪迹并指示目标的人，所以他可以称作有功的人。况且你们只是自身随我征战，最多也不过一家二三人，而萧何把全宗族数十人送到前线随我征战，这功劳不可忘记啊！刘邦说完，那些争功的臣属们再也没有说什么。

　　刘邦的这个比喻很有些不礼貌，他把随其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将军们比作猎狗。尽管他们彼此可能比较亲切，听者不会生气反而倍感温暖；或刘邦此时已经建立了这样骂人的权威，但不尊重部属之人格仍为不可取。功狗之说，实际是说将军们只是没有思想的一介武夫，只是我刘邦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到哪里的战争工具而已；其中包含着刘邦对武将们的蔑视。这种结论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武将驰骋沙场亦有头脑，没有战略战术思想的一勇之夫不可能战胜敌手；许多武将都是文武双全、满腹经纶且战功赫赫之雄才，如韩信等人。功人之说则把萧何比作有思想的猎人，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雷达一样的存在。此说虽是高看其一眼，但也不太恰当。因为萧何是丞相，劳绩在兵员与粮秣等战争保障上，在后方根据地的稳固上；他还没有直接指挥诸将作战，也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但汉高祖刘邦就这么说、这么定了，别人也就不好辩驳了。特别是刘邦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夹带着无限感慨，即萧何把全宗族的人动员起来送上了战场。虽然这本是萧何的自保之计，虽然他全家人在战场上的功劳，也未必就有一将战功之大，但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而后走上皇帝宝座的刘邦的确被他感动了。所以在刘邦心中的天平上，萧何与诸将不在一个等次。

　　论功行赏之事，没有绝对的公平。文为里，武为表；武有武的套路，文有文的说法，两者不可比拟；彼此兼顾，求得个差不多大致平衡，达到激励大多数人的目的也就够了。若出现貌似不公平的现象，其中必有不公平的理由，如刘邦对萧何倾全宗族之力助其征战的感激之情等等，这往往是难以作为硬件去评功摆好的事。当然这种不公平也不会长久，只可用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身上而已。功狗也罢，功人也罢，在那个纷乱的推翻秦王朝暴政、建立刘氏王朝的转换时期，在以封建帝王为目标为追求的刘邦眼里，都不过是他打天下的工具而已。功狗功人之说内含着人格的不平等；是封建帝王意识的集中反映。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必须肃清功狗功人之说的封建遗毒。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劳动者、建设者或捏卫者，享有宪法法律保障的人格上的平等。必须坚决反对那种把人当成走狗的封建余孽，努力建立平等的纯洁的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坚决反对党内有党、拉帮结伙、称兄道弟、亲不亲看人脉等倾向性问题，防止其肆意蔓延，以致形成花样不断翻新的主子与走狗的封建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