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行的另一个劣势是，由它产生的名声要靠机会，机会让人们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品行，而其名声的获得并不直接取决于品行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当时的境况，这种境况使其变得重要并获得名声。如果某种品行属于个人行为，例如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么目击证人就很少，有时甚至没有，而且证人的话也不见得都是公正的。尽管如此，品行产生的名声也有其优势，这就是它属于实践的范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因此，只要掌握了有关品行的真实情况，人们就会对其作出公平的评价，除非他们还没有弄清这种品行背后的动机，因为要做出公平的评价是不能离开对行为动机的考察的。
由作品创作产生的名声的情况正好相反。作品的产生不需要靠机会，完全由作者自身来决定。作品一旦问世，就不会改变，总是那个样子。然而要准确地评价一个作品并非易事，而且其水平越高，评价的难度就越大。人们往往无法对一个作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过它的名声并不取决于某一次的评判，而是可以改变的。我说过，品行是通过人们的记忆而流传下来，并且只能由品行发生时的同代人来传播其名声；而作品本身就可以流传下来，除非在这一过程中它丢失了一些内容。这样，它的本来面目就不会被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对它的某些偏见也可能被消除。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有特殊评价能力的人，他们能够深刻理解那些杰出作品，不断地作出越来越准确中肯的评价，最后，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形成一种完全公正的定论，以后再历经时日也不会改变，由此确立了一部杰作的不朽名声。
至于一位作者能否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公正的评价，这就要看他的运气如何了。一般说来，作品的水平越高，反映的思想越深刻，其作者能看到这一点的机会就越小。这样的作品获得名声需要较为长久的时间，它就像橡树一样成长比较缓慢，然而一旦成名就能长久保持下去。而那些成名较速的名声要消失起来也是很快的，就像乍开即谢的昙花一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个作者越是属于后世的，他就越是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他不是为同时代人写作，而是为整个人类写作，其作品没有人们熟悉的时代色彩，因此，很可能是无人问津的。而那些只为其短暂一生所经历的时代写作的人，由于与该时代共存在，属于这个时代，因此被人们所赞赏，从而获得很大名声。纵观文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的最高成果通常是得不到当时人们青睐的，直到某个天才的思考者出现，他认清了这种成果的真正价值，使其获得名声；由于思考者的巨大影响，这种作品获得了与其水平相称的地位和名声。
普通人缺乏超强的智力，此外还有一种毛病：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一个人获得名声，他周围的人就处于被相对贬低的地位，因此，他的非凡名声是以牺牲那些籍籍无名者为代价的。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杰出的作品一问世，就会遭到众多平庸者的打压，他们联合起来要将它们消灭于无形之中。他们暗中达成默契的口号就是“铲除一切杰出的成果”。甚至那些由于自己的成就已经获得某种名声的人也不希望看到有新人崛起，因为别人的名声会让他们黯然失色。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名誉容易得到公正评价，不会因嫉妒而被贬损，实际上名誉是人人都能有的，而名声则不得不经受他人嫉妒心的攻击，那些须得向他人名声表态的人并不都是公正而无偏见的。我们或许可以与他人共享名誉，却不愿意与他人共有自己的名声。一个作品名声之大小与它拥有的读者人数成正比，因此，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获得的名声要比那些供人们消遣的通俗作品小得多，而名声最小的是那些哲学著作，因为它们研究的问题，从功利的角度看是毫无用处的，其读者只能是搞哲学的同行。
一个人的名声是建立在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因此具有相对性，一旦他人跟自己相同了，这种名声就会消失。只有在一个人拥有其独特个性时，才具有绝对价值。一个杰出的人，其真正价值即真正的幸福在于他自身，而不是他的名声；名声不过是偶然获得的，只是其业绩的外在标志，表明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正确的。本人的内在价值就如一束光，我们知道，光只有经过物体反射后才能被看见，杰出人物的价值也只有通过名声才能被人们所认识。
毋庸置疑的是，名声只有次要的作用，它不过是一个人的成就之回响和反映；能够让人称赞的东西要比人的称赞更有价值。实际上，能够让人获得幸福的并非名声，而是给他带来名声的东西，是他的成就，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他藉以取得成就的思想和能力，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智力方面的。每个人为了自己都会将其特性发挥到极致，至于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则没有那么重要。那些本应获得名声却未能得到的人其实已经有了比名声更为重要的东西，足以弥补缺乏名声之遗憾。我们之所以敬仰一个杰出的人，并不是他被那些平庸无能之辈称为杰出，而在于他有真正杰出的才能和特性。他之所以是幸福的，不在于后世的人还在称颂他，而是他留下了那些真正有价值并被人们所珍视的思想。
——附录与补遗
【本文摘自《叔本华自述》（黄忠晶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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