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至10月，全国各地相继成立革委会，大都是以地县为单位，革委会领导当时都由部队领导担任。当时出了一本书叫《全国山河一片红》，记录了每个地县成立革委会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的贺电。当时中国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几乎每天广播中就会传出某地成立革委会的好消息。每一封贺电都是千篇一律，“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党中央，我们××地××万无限忠于您的儿女向您报告特大喜讯，……。”每一封贺电都要通过无线电传遍全中国。汉中是9月2号在体育场召开的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那天汉中体育场内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谁也没听清台上的人讲的什么话；红旗林立，谁也没看清台上是谁在讲话，反正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都在欢天喜地的庆贺。就像1949年解放军解放汉中城老百姓那样的热闹一样，终于拨弄乌云见太阳，盼来了和平的日子。被炸断的公路重新修了起来，工厂，农村又恢复生产。汉中城内的瓦砾堆开始清除，在废墟上又慢慢盖起来了新房。在原两派的武斗人员中追查重大事件责任人，在汉中勉县两地给原两派武斗骨干分子办学习班，最后841名参与武斗的主要犯罪分子受到不同处理。

　　十七、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严肃清查阶级队伍，重点仍是为旧中国各机关学校服务过的人员，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人人过关，严查狠打，由各级革委会负责。

　　我父亲由于以前在师生中声望很好，在文革前期没被批斗，但这次他却未能幸免。11月底，农校贴出了我父亲的几十张大字报，我也去看了，其实就是把我父亲的档案翻出来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我父亲1943年和三个同乡到重庆求学，当时重庆是蒋介石的所在地。革委会的头们推理就是：因为父亲在重庆呆过，而重庆当时是国民党的巢穴，为什么要去重庆求学，所以父亲就一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他们逼着让父亲承认自己是特务，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还是通不过。父亲当时第一学期放假了，没有钱生活，刚好碰到了小老乡曹靖华先生，曹先生是著名的俄语翻译家，通过曹先生在国民党的新兵营里谋了一份教官的差事，假期结束后就又回校了。就因为这事，我父亲光交代材料都写的有一米高一摞纸，其实就是反反复复地写，还是通不过。革委会的头非要我父亲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留下的间谍，当时每个单位是非要让揪出几个反革命来才说明你这个单位运动搞彻底了，整不出几个反革命是不行的。

　　父亲和其它十几个老教师被关在一间黑屋里，轮流被批斗，斗完了又回去反省写交代材料。当时毛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革委会又让黑帮们挖地道，可怜的老教师们又一个个轮流钻到地下去像老鼠一样打洞，工具是一个一尺长把的锄头，外加一个筐子，好半天才能挖出一筐土。身体只能倦缩在只容一人大小的黑洞里，每天不停地挖呀挖，竟然也在地下挖出了几十米长的洞来。在那黑暗的日子里，父亲原本结实健壮的身体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尤其是他那颗心灵黯然到了极点，他几乎绝望，后来听我母亲说，父亲那时想自杀，是母亲百般地劝说，父亲才活了下来。

　　1969年6月，我已经下乡，还时常回来看父亲，一次中午回家后，忽然农校来人说父亲不行了，当时父亲已经到农场去劳动改造了。我连忙到了农场，一看父亲躺在屋檐下，其它几个“黑帮分子”围着父亲，父亲眼睛紧闭，牙关咬得嘎崩响。“黑帮分子”帮我找了辆破架子车，我拉上父亲就朝医院跑去。医生诊断说是急性胃炎发作，打针吃药后父亲稍微好了一点，我把父亲拉回了家。后来听说那天革委会头说父亲身体好，让他一人把2000多斤麦子扬完，烈日当头酷似火，父亲就这样在烈日下晕倒了。

　　病好后革委会头见逼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让父亲到城固上元关汉中专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后来听父亲说，在“五七干校”里还稍微好些，还交了一些好友。

　　当时全国各单位都在清理阶级队伍，尤其是知识分子，被关黑屋，住牛棚，到边远地方、“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达十几万人。悲惨的66、67、68三年中，我国多少优秀的革命家、老干部、作家被逼的自杀身亡，其中著名作家老舍先生1966年8月24日跳进北京太平湖而死，据说在水里还是站立着。著名散文家杨朔1968年也是被逼而死，像我父亲一样的遭遇的知识分子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当时遭受到的那种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无休止的摧残，巨大的压力，许多人选择自杀，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很多“黑帮分子”由于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含冤而死。没死的也受尽百般折磨，许多作家正是他们写作的黄金岁月，结果就这样白白地耗费了。后来我上大学学习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这首诗时，我非常喜欢这首诗。因为这首诗作者就是在“五七干校”里写的。

　　十八、国家主席之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我国优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解放后五十年代前半期，毛泽东还是很信任刘少奇的，决定让刘作他的接班人。担任国家主席，到1958年大跃进时候，刘与毛就发生了矛盾，尤其到了1960年，我国遭遇了暂时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趁机卡我们的脖子，撤走专家，要我们还钱还物逼债。刘少奇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生存危机，毛泽东坚决反对，分歧进一步增大。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头两次刘少奇还陪同接见，但很快就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打倒在地。江青看时机已到，又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整刘少奇的黑材料，把刘少奇治于死地而后快。

　　1968年9月25号，他们把材料搞好后送到周恩来手中要周总理表态，周也是迫不得已在材料上批示：“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接着又与康生，陈伯达、江青4人把材料送交毛泽东批阅，林彪也看了材料，表示同意。1968年10月在召开的党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还选择在刘少奇生日那天放广播，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一消息。我记得那天早上，学校喇叭就传出了很大的声音：“请全国人民注意，今天下午有重要新闻，请一定收听。”当时，学校把所有学生都集合起来坐在操场上，等了的十几分钟，终于听到了这一消息。接着，刘少奇就被关进北京的一所监狱，不久就移往河南开封监狱，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这位开国元勋含冤死在监狱中。据说刘少奇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患肺炎根本就没得到治疗，连饮食都得不到保障，只剩下一把皮包骨头。

　　1980年党中央宣布平反后，刘少奇骨灰送往北京，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依据刘少奇生前遗愿，将骨灰撒向大海。文革前期，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象陈毅，贺龙，陶铸等人都被迫害至死，他们的子女也被迫流落四方，象陶斯亮写的《一个冬天的童话》，还有一篇写贺龙子女漂泊的文章好象是刊登在《光明日报》上，我都读过，我读时也不禁泪流满面，心中悲伤之极，好歹悲愤的时代现在都过去了，

　　十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的伟大号召。中央决定：全国66级、67级、68级初高中毕业生一律到农村去，这三届的大学本、专科、中专毕业生也到基层去劳动锻炼。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展开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学生大都到东北，内蒙、陕西、云南等地上山下乡，像汉中这样的小城市的学生就地下乡，上海、北京、西安的知青近6000人也下乡在汉中专区，当时邓小平的女儿就下在汉中专区的宁强县。

　　我联系了11个人，但我们下乡遇到了麻烦，因为我们户口在汉中县(当时还不是市)，而我们在勉县上学。我们到勉县政府去登记下乡，工作人员说我们户口在汉中，应当属汉中管我们，我们又到汉中政府去找，工作人员又说我们在勉县上学，应当归勉县管。我们成了皮球，被上面踢来踢去。最后我们又到勉县磨破嘴皮才答应让我们自己联系下乡地点。

　　其实当时有许多城里学生为了不下乡，到处托关系跑医院开证明，而我却为什么要急着下乡呢？一是我意识到这次下乡是形势所迫，非下不可，二是因为我的确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一家六口就只靠我父亲一月七十元来生活，那种艰难在现在是无法想象的。早在我上初一时，我和9岁的弟弟还有妈妈有空就从山上往下挑料浆石，就是一种白色的在黄土中埋的石头，这种石头运到家里砸成约直径二公分的小块，再运到公路边堆成梯形堆，公路段的人量后，才二元多一方，当时这种石头和黄土混合后用来铺公路很好的，就这样我们全家每天都不停地劳作，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后就上山挖这种石头，然后又背回家，我妈妈就每天砸呀砸，一个月才挣了四元多钱。后来这种石头公路段不收了。1965年三线建设在汉中大规模地展开，我们又到河里用筛子筛石头，当时2—4公分的石子1。2元一方，2公分以下的石子2。4元一方，放暑假时候，我和弟弟只穿裤头在烈日下拼命地在河滩上挖呀筛呀，冬天，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赤着脚淌过快要结冰的河水去筛石子。我清楚地记得1966年春节那天，天寒地冻，北风刺骨，天不亮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到河滩筛石子。我们赤脚趟过冰冷刺骨的河水，父子三人奋战到早上10点左右，干了三个小时，我们竟然筛了近一方石子，凯旋而归。但第二天我们到河滩一看，我们筛的一方石子不翼而飞了，被别人偷走了，我父亲说：“就算是给偷石子的人的新年贺礼吧！”我当时还气得要命，干骂了几句，三个人一早上的辛苦全白干了。1967年的春节，大年初一天不亮，父亲又带着我和弟弟上山去割柴，那天刚下过雪，路特别滑，我背了一捆柴草，走一个上坡时滑倒了，柴捆一下压在我的头上，我双膝跪地起不来，急得我直喊，我父亲才赶上来解救了我。后来我们又上山割草，除去自己家烧的外，我还卖过柴草。我们为了生存顽强地劳作。说真的，我当时感到父亲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我必须自立，给家里减轻负担。

　　我们跑了好几个公社，书记都说接收有困难，说已接收了西安和当地许多学生。12月中旬的一天，那天北风呼叫，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我们一行5人到东方红公社(现老道寺)找公社书记，结果一下等到晚上书记才回来。我们自我介绍了下情况，书记也说：“我们这里已接了西安学生上百人了，实在没法安置你们”。我们又磨了半天，仍坚持在东方红公社下乡，书记坚持说不行，最后书记说：“这样吧，我给曙光公社李书记写个条，你们到他那里去看一下，兴许还可以。曙光公社那里分的学生比较少。”没办法，我们只得回家，已是半夜1点多，我们踩着两寸厚的雪，冒着刺骨的寒风，又步行8公里回到家中。到家后我的面颊冻得已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我们11个学生选我到曙光公社去联系，我到后，李书记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最后说好让我们就下在公社上边2公里的春风大队。并很快打电话把大队长叫了下来，大队长带着我到春风大队的沟沟梁梁上转了一大圈。大队长介绍说：“我们张家湾大队还是勉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队，你看我们这里层层梯田，我们还在上面自己修建水库，旱涝保收呀！”当时给我的印象，这个大队虽然地处秦岭脚下，一沟一梁的，但这里旱地水田都有，很有发展潜力，还蛮不错的。我回来后和其它同学介绍了情况，大家都一致同意就下到春风大队。12月26号，我们11名同学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背着行装来到了公社，大队派了十几个人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我们，然后用架子车把行李拉上我们一块到了大队。分配人员是：第一生产队小队是我、张和平、代大康、崔新亚；第二小队是晁保民、晁保华、王勤玉；第四小队是何玉才、何玉贵、王葱、李保全。

　　我们4人住在一家贫农的一间大空房里，站在屋里能透过瓦缝看到天，屋里很脏，我们收拾了一下，贫农家有大堆木头，我们就用木头垒了两个床，抱了好多稻草往上一铺，两人睡一铺。

　　从68年革委会成立开始，全国上下都开展了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敬、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毛主席)早请示(早上先向毛主席像鞠躬，宣誓同样的誓词)，晚汇报(每天晚上也面对毛主席像，自己汇报自己的思想)。每天必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毛主席这时已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神，他的一句话顶一万句，他的文章中的某一句话，都可以随便摘出来用。

　　农民们跳舞自然不太行，但也要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才行。小队长见我的字写得不错，就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给全小队32户门上(双扇门)写64个红漆“忠”字，并说：“娃儿，这可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你一定要完成好。”我只用了一星期时间就完成了，队长非常满意，因为我写得又规矩又工整。接着队长又让我每天早上拿个喇叭筒，爬上村头的一颗大核桃树上，给小队社员们读报纸。

　　1969年1月份，正值农业兴修水利，修梯田时节，大队的水库又上马修了，每个小队都分配了人员数，我们学生无牵无挂，自然都到了水库工地，这个水库容量算起来顶多有三万多立方吧，坝体约有70米长，底宽20多米，完工后有8米高。取土先从水库里面挖取，上百号人在这里紧张有序地劳动着，用镢头挖，用铁铲装，用竹筐挑土，几十米长的斜坡上人流涌动。坝上有四付夯，4人一付，领头的喊着一句即时编的顺口溜，其余三人就跟着吭唷吭唷地喊，这夯就重重地落下来，每层土垫的约有30公分厚。中国北方的农民凭着他们的一双手，凭着他们的勇气，凭着他们的韧劲，在荒凉而贫瘠的沟梁上开辟出了层层梯田，垒起了道道石坎，修建起了一座座水库，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大寨人的精神鼓舞着全国的农民，也鼓舞着春风大队的社员们，他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以最原始的工具，改变着地貎，也改变着他们的生活。

　　二十、在农村的第一个春节

　　一个多月后，春节将临，这时我们小队死了一头水牛，不知是什么原因死的，但这牛肉是不能埋进地下的，是一定要吃进肚里的。队长给我们4个学生特地照顾，分给了我们7斤肉，其余的骨头、牛头、牛杂碎等东西煮了一大锅，每家再盛上几碗。我们把牛肉拿回来洗净切成了几大块，放进锅里就煮起来，当时刚下乡，队长让我们先烧小队的稻草。结果我们从中午煮到晚上，烧的灰都挖出去好几筐，再尝都咬不动，大家也都饿得不行了。干脆咬不动也吃，就捞出来用刀切成小块，费劲地咬吃起来。肚子没吃饱，腮帮子倒吃疼了，但4人还是瓜分完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个往毛坑里跑，都拉的稀里哗啦的，一个个浑身无力，像一只只死狗躺着不动了。后来每当说起这件事时，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我们四个学生还给生产队烧过一次砖窑，队长的要求是火不能灭，要一直大火烧，窑旁边两大摞稻草可能差不多够了，八个小时一班，二人一组。点火后，我们就烧起来，不是我们先前想的那样浪漫，稻草烧的很快，一个人来回跑着抱草，一个人还得把草折成大小差不多的把子，往炉膛里塞，不一会灰就满了，得往外掏灰，两个人就这样来回奔跑着，队长不时来看一下，对我们还满意。下个班的人来接班时，见着我们两个哈哈大笑，我们还莫名其妙，这时我再仔细看另一个人也笑的前仰后合的，浑身满脸都沾满了黑灰，就像是黑烟熏过的腊肉一样。

　　春节过后，队长说你们不能烧小队的稻草了，要自己动手去砍柴，要多砍些柴准备半年烧的，我们一听这没法了，只得听从队长的指挥。第二天，我们天不亮，就和队上的几个农民，头天借的斧头，准备好绳子就上山了。翻过一座山，下山过一条小河，又上山走了很远，我算了一下时间，大约走的有十二公里。农民说：“你们可以在这里砍柴，我们砍得主要是子林稍子（小青杠树）和铁匠稍子，你们也砍这两种小树吧！”，农民又教我们怎样把刚砍得小树抱到一个很高的悬崖下面，把小树倒立过来，用火烧，很快火就窜上去把树叶烧掉，小树干烧黑，这样的柴背回去才轻，而且越走越轻。第一天我们按前辈们的方法做了，我以前是割过柴草的，也会扎柴捆，其他三个同学从来没干过这活，我就一一教他们扎柴捆，穿背的绳子，我们四个学生都背的不多，大概有五六十斤，我还背的稍多一点，大概有七八十斤。走回去都累得一躺下像死猪样睡了，休息了一天，又上山砍柴去了。我们共上山砍柴去了九次，柴已经把一间空房子都快堆满了，足够烧半年了，我们才停止了。

　　后来我和张和平在修铁路时又回来上山去砍过一次柴，不过这次砍柴不是要烧，而是为了得到点钱。因为我们两个都没钱用了，张和平家也很困难，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妹妹。我们两个人天黑了才回来，我们的被褥都在修铁路的地方，就住在一位贫农大伯的家里。第二天我们把柴背到史宅，是公社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见我们是学生，要了我们的柴，那次我背了85斤，张和平70斤，0.026元一斤，我卖了2.20元，那时可真是艰难呀！两天的功夫，累的都爬不起来了，才换来了两元钱的收获。现在想起来那些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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