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培元支持造反派

　　1966年8月的一天，653这天晚上照例又在开批斗大会，场子上呼喊声此起彼伏，突然，从喇叭里传出了女高音：“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北京大学教授周培元先生来到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现在热烈欢迎周培元教授发表演讲！”台下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那天刚好也去了653，就站在离台子约四十米的地方，只见周培元先生满头白发，精神矍铄地健步走上台，在麦克风前站定，大声说：“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工人阶级的弟兄们！你们好！”台下又是一阵掌声，“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行动，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能手软，就是要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当时工人已分化成了两派，五局四公司的工人主要是两个地方的，以旅大为主的是造反派，组成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人要多一些；以抚顺为主的是保皇派，组成了工农红卫兵，人要少一些。周培元讲话时，工农红卫兵在台边上吵吵嚷嚷的，想干涉周培元讲话，两派还动了拳脚。之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北大哲学系的高云鹏、北大物理系党支书记代新民也到653支持造反派的斗争，为此，汉中地区联新派还嘲弄统临矿是什么保代驴。

　　七、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在1966年共接见红卫兵8次，第一次是8月18号，第一次是全国的每个学校选代表，分配有名额，红五类中还要再精选，我们学校只选了10名。这次接见毛主席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的，上万名红卫兵手持红宝书，见毛主席出来后都激动地热泪盈眶，嗓子都喊哑了，整个接见持续了二个多小时。陪同的其它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

　　这后来就乱套了，几乎全国的红卫兵都要求见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已经是红卫兵心中的一尊最伟大的神像，好象只有见到了毛主席才是最革命的，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诚，必须要见毛主席。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向北京涌去，大家都要分享见到毛主席的那种万分激动的感受。

　　第二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8月31号，这次毛主席是坐着敞蓬车，在天安门广场上顺着事先留出出的路周巡了几圈，这次毛主席离红卫兵更近了，大部分红卫兵都看清了毛主席亲切的面容。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有50万。

　　第三次接见是9月15号，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人是乘敞蓬车在天安门广场上和长安街上检阅红卫兵共100万人，康生主持这次检阅，林彪、周恩来分别讲了话。

　　第四次接见是10月1号，本来也是国庆日，刚碰上百万红卫兵蜂涌北京，上午10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晚7点时，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人乘车从人民大会堂西门外出发，当车走到广场南边时，红卫兵一下都涌了上来，把毛主席紧紧围住了，林彪大声喊到：“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晚会。”但无奈这时谁喊也没用，挤到前面的红卫兵还和毛主席握了手，人流象潮水般涌了上来，后浪推前浪，毛主席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这时赶紧调集中央警卫团前来解围，北京卫卫戍部队也赶来，硬是把毛主席给拉了出来。这次共接见150万红卫兵。

　　第五次是10月18号，这次的红卫兵都经过了两天的军训，加强纪律性，毛主席是乘敞蓬车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共接见了150万红卫兵。

　　第六次是11月3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的，红卫兵有队形地从天安门前经过，这次接见有200万人。

　　第七次是11月10、11号两天，共接见有200万红卫兵，先是红卫兵乘坐6000多辆卡车缓缓从天安门前经过，车队达30多里路长，接着广场上有30万红卫兵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第二天又乘敞蓬车接见了150万红卫兵。

　　第八次是11月25、26号两天，先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第二天乘车接见，共接见250万。

　　毛主席共接见8次，约1200万红卫兵。当时见一批后要求被接见者立即离京，但也有极少数的不走，两次见毛主席。当时北京市人口才五百多万，大量的红卫兵去京给北京造成了很大的交通、生活压力。每个红卫兵在北京逗留20天计算，共吃了8万万吨饭菜，约消耗了20万吨粮食，其它油、肉、蛋、等都没计数。当时北京的机关、学校包括体育场馆，凡是能住人的房子全都住满了红卫兵，每次接见完了都要庆祝，每人发两个白面馒头，吃一碗猪肉粉条豆角，当时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一年才能吃上一二次肉。每次接见完之后，第二天天安门广场都要清理一车又一车的鞋子、钢笔、帽子等许多物品。可以开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遗失物品展览会了。8次接见后，毛主席已很有倦意，但文革之火已在全国点燃，也是欲罢不能了。现在回想起来，红卫兵当时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狂热劲头，也觉得是应该的。因为就是那个时代嘛。

　　八、革命大串连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全国的学生就开始了革命大串连，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大串连，不知是哪位中央首长说过：你们(学生)要把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的每个角落，要进行革命大串连。1966年10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谬论断受到了大批判，才开始那些红彤彤们还继续坚持“血统论”，但马上反对血统论的就占了上风，然后波及全国，因为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出身也不是工人或贫农。这是铁打的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好汉混蛋”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这样就又解放了一大批学生，而这批学生的思想是最活跃的，他们呈现一种理性思维方式。学校的筹委会迅速瓦解，马上各学校又成立了临委会，同时还成立了很多比较小的组织，原筹委会的少部分学生仍然坚持荒谬逻辑，成了保皇派；以临委会为首的就成了造反派。

　　1966年10月10号，“汉中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宣布成立，我们大部分黑五类学生也有了加入红卫兵的权利。我和班上的杨永录、刘水泉等几个同学组成了“东方红战斗队”，和临委会是同一战线。我们战斗队马上发展到了五十多人，我们分工明确，有搜集材料的，有审查编印材料的，有散发传单的。我当时是负责审查编印的，也刻过钢板，我记得一张蜡纸我们还印过600张白纸，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用的是原始的手滚印刷机。我们当时是小范围的串连，在汉中地区各县跑过，当时的传单可是满天飞，我们可是忠实的革命派，每天都忙碌着编印传单，散发传单。把红色的革命种子撒向各地，我们还到农村散发过传单。我让母亲给我做了一套草绿色军装，一顶军帽，这下可神气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见到毛主席，这也是我们当时迫切的愿望呀。10月底，我们决心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们战斗队选了十几个人也有我就出发了，我们先坐汽车到了阳平关，结果在阳平关车站根本就弄不到去北京的车票，因为从四川去北京的学生太多了，每趟车都挤得满满的。其实当时也不用办理什么车票，只是我们年龄小没见过世面，太老实了，还老老实实地按章办事。在阳平关呆了两天，我们一看去不了北京，决定先到西安再转北京。好不容易弄到了去西安的票，上车时那才叫挤呢，只要看哪个窗户开着，就不由分说往里钻，结果钻进去车厢过道上也是挤得满满的，人在里面根本就挪不动。大部分都是红卫兵，行李也不多，我看行李架上还有个空，就爬到了行李架上，腰稍微弯点坐在上面，还有个同学也爬到行李架上，那时也没人管行李架上坐人的事。当时全国的火车也不可能正点，到10月底去北京的红卫兵累记已达一千多万，火车在调度的指挥下艰难地运行着。车过弯道时，由于车身有些倾斜，那个同学一下从行李架上掉下来，落在了下面人的头上，大家也没人骂，也都能谅解。我也差点掉下来，但由于我个子矮人瘦，还稳坐在上面。

　　到了西安，我们去两个人办理住宿。当时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火车站，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大串连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红卫兵是革命的播种机，是革命的宣传队。红卫兵在各地享受特权，坐车不掏钱，住宿不花钱，吃饭每顿交二两粮票一毛钱。晚上到了西安，颠簸了一天，肚子早饿得咕咕叫，其余人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吃摊上每人买了一碗面条，我见牌子上写着啤酒五分一碗，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娃还没喝过啤酒，就来了一碗，刚进嘴就吐了出来，哇！怎么这么难喝呀，跟家里的刷锅水差不多，这城里人也怪，怎么喝这种刷锅水呢？一看周围人喝的挺香的，我们勉强喝了下去。我们被安排在西安交大东面的一个小学里，到住地后，大家都人困马乏地倒头便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吃了饭，我们就到西交大去看大字报，原来交大党委书记彭康被红卫兵炮轰着，我们就在交大校园里仔细看大字报，到底是大学，这里与北京真是密切相关呀，中央的各级领导情况在这里都能了解。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我们搜集了些传单，紧张的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派两人到火车站订到北京的票，其余人又到西北大、西工大去串连，学习大学生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晚上订票的同学回来说到北京的票根本就不给订，北京的学生实在太多了，中央发通知不让红卫兵进京，就地闹革命。这北京是去不成了，我们就在西安呆了8天，又跑了几个大学、中学，光材料就搜集了三十多斤，又回到了勉七中。这时汉中地区所有的造反派成立了统临矿革命造反司令部，而保皇派也成立了联新革命统一指挥部。

　　这时筹委会还在，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们竟然还又把8。13我的事件拿出来，仍然坚持说我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反革命。结果这一次立即遭到了以临委会为主的各个战斗队的猛烈回击，双方在食堂的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这次筹委会很快就败下阵来，只辩论了几天就停止了，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筹委会的人马上就逃之夭夭了。

　　九、徒步大串连

　　12月下旬，中央又发通知说是红卫兵可以继续串连，为了铁路交通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让红卫兵步行串连，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把革命的火种继续撒向全国。我们战斗队全体成员开会，商量怎么走法，最后我们决定从褒城出发，经汉中、西乡、镇巴、万源、重庆、达遵义，再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北上最后到达北京去见毛主席。时间一年。

　　1967年1月初，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消息传来，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权，这又极大鼓舞了我们的革命斗志。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汉中地区的形势也急转直上，造反派夺权的消息不断传来，甚至连公、检、法的权也要夺过来，汉中也发生了冲击市公安局的事件，但我们学生的任务却是串连。

　　1967年1月12日，正值数九寒天，我们15名同学打着战斗队的队旗出发了。(有的同学不想出去)，有件事我至今没忘记，我母亲怕我在路上受冷，让我父亲给我送条棉裤，我父亲骑上自行车追了十几公里才追上我们，我深深感到伟大的母爱和父爱。第三天，我的腿上长了个疥疔，痛得我走不成，我们只好在西乡停留了一天。第四天，我勉强能走，就又坚持踏上了征途。当时步行串连是党中央发的命令，所以各公路沿线的红卫兵接待站非常多，虽然是山区，但沿途都是红卫兵接待站，有吃住都管的，也有只管吃饭的，吃饭都是一顿二两粮票一毛钱，大都是玉米小渣子和大米一起蒸的饭，住宿免费，只要学生出示学校证明学生证，在接待站登记就行了，然后这些接待站就拿上登记表到公社或县上要补贴。

　　第五天，我们走到西乡和镇巴之间的一个叫杨河坝的公社所在地，这个公社处于公路大盘旋的山沟底部，天将黑了，我们只好在这里休息。刚进大院，里面就出来一个中年人，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先让我们洗脸洗手，马上就让我们吃饭。间歇的工夫我起来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两层木制楼，门口贴了几张传单，我上前一看，哇!还真不简单哩，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对杨河坝还写了一段话，传单把毛主席写的有关杨河坝的二百多文字摘录了下来，大意是表扬杨河坝在农业合作化中的一些事。这时那个中年人走过来对我说：“看了吧，我们杨河坝还上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表扬了我们哩。”他显出一副十分自豪的样子，吃饭时，他还问长问短，显得很关心我们。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这个接待站的人员对红卫兵那么好，原来还是毛主席曾经关心过的一个地方，这在那时对这儿的农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资本。我们听了这个中年人的介绍后，心情也非常激动。晚上我们被安置地二楼睡觉，上楼是一个活动简易木梯。没有扶手，很陡。第二天早上，我下楼梯时正面下，不小心一下从梯子上摔下来，多亏穿得厚，背先着地，把背上的喝水缸子给压扁了，虚惊一场。

　　我们在步行在这大山里面，因为陕南是中国的腹地，内迁的国防军工厂比较多，公路上的汽车也挺多的，我们见有的学生还坐在车上，我们也试着挡车，谁不想着坐车舒服呀，结果没想到这些开车的都是老油子，你在公路中间挡，他开的挺快的，离你近了照开，你不得不往路边跳，他顶多减点速，见你躲了他一加速又开跑了。后来我们干脆站在公路中间不让，司机又说你看我拉这么多货没法坐人，我们只好又继续步行。我们发现有拉货不多的车上常常有女生坐着，只可惜我们全是清一色的“包谷棒”，没那个福气，不过我们也碰到过好心的司机，拉上我们一程。我们走到陕川边界，这里是盘旋公路的顶点，两边都是下坡，向南望，烟雾缭绕，朝北看，弯弯曲曲的公路从沟底盘旋而上。我们欢呼起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我们终于走出陕西了。可惜我们没有相机，没有留下那珍贵的一刻。

　　进入四川，沿途开凿石头的农民很多，他们打炮眼用的不是木把锤，而是用两个竹片做成的把子，打眼姿势也很特别，他们把大锤往后一甩，锤把中部刚扛在肩上，锤把呈一个弯弯的形状，锤头几乎打到自己的后背上，然后又利用反弹力砸在钢钎上，竟然每锤都打的那么准，刚刚砸在钢纤上。他们把开下来的毛石再用小钢钎凿成长方形的石料。我还仔细看了他们的劳动过程，他们凿得很快，一块毛石不到一刻功夫就能打造成一块漂亮整齐方方的石料。我们到万源的路上，一路上都是这样的劳动场景。

　　万源是个很小的山城，这儿的人烧的全是煤饼，原来这里沿公路边人们挖了许多只容一人钻进去的小洞，没烧的了就自己拉个小车到小洞里挖些煤运回家。我还亲眼见一个小孩拉着一个自制的木板下面装几个木轮子的最简单的运输工具，从路边小洞里拉出了一筐煤正往板上放，小孩满脸浑身都是黑黑的。好像这里的人们千百年来就一直这样生活着，这里有取之不尽的煤能源。城里街道很窄，全是青石板铺的路，石头台阶，石头墙，甚至有的房顶也盖的是石板。这里没有什么喇叭的喧嚷声，显得很宁静。我们在这里稍休息了会就又出发了。

　　1967年2月初，我们到了重庆，被安排在市党校住。经过二十多天的步行，行程六百多公里，由于走的不是很快，倒也没觉着累，只是我的胃病又犯了，胃里很不舒服。党校接待员知道了，特给我做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送来，一路上都吃的是米饭，早腻了，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面条，胃里面好受一些了。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沙坪坝重庆大学，在重大呆了一天，后几天我们参观了中美合作所、红岩村革命纪念地、周公馆等革命胜地。2月8号，接待站贴出了中央通知，说是不让步行大串连了，各学校红卫兵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串连的学生只能坐返程车。到底我们年纪小，大家都傻眼了，我们的红军精神又要落空了。咋办呢，我们15个同学商量下一步走法，有的说继续南下，有的则想回去。我想：继续南下接待站看我们是北边的学生，不会接待我们，只有回去。最后我们决定返校，办理火车票时，车站人员说你们从原路回去，我们又和车站人员吵了半天，最终同意我们从成都返汉中。

　　十、复课闹革命

　　1967年三月，我们又坐进了教室，当时教我们化学的是姓杨的一个老师，他是广东人，方言比较浓，同学们听不懂，就在课堂上造反。不听课不说，还故意大吵大闹。最后校领导到班上解释，稍微好了一点。杨老师也很詑异，我教了快十年书，还没有学生如此这般。这也难怪，是文革运动造就了我们这些学生敢打敢拼敢造反的精神，老师算个啥。杨老师从此上课讲话一字一板，也怪逗人的，其实也能听懂。被批斗过的老师上课学生们大都对他们不太友好，有的胆大的学生竟然在课堂上戏弄老师，搞的老师哭笑不得。学生们经过了多半年的革命风雨洗礼，心也更加躁动不安，大多数在课堂上都坐不稳。只复了不到三个月的课，就又被轰轰烈烈的武斗打断了。

　　1967年5月，汉中大学两派骂斗，动了石头棍棒，结果当场打死了6人，伤20多人，开了汉中武斗的先河。1967年7月12号，汉中工人俱乐部发生了两派棍棒打人事件，双方都说自己有理，城外的声援队伍接连来到城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部队出面才制止了这场武斗。全国的学生、工人和部分群众都分化成了两派，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要文攻武卫，其实很快就成了武攻武卫。汉中马上分化区域，汉中城的东北基本是统临矿占领的地盘，西南是联新派占领的地盘，双方都把对方的人从自己的地盘上赶了出去。勉七中是统临矿，农校是联新派。两校一墙之隔，经常两校互相扔石头瓦片，双方在自己的地盘上安了高音喇叭，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一会又是女高音的对骂。

　　这时我父亲领导的文艺宣传队也因形势中断了，我父亲是体育教师，当时管有十几支小口径步枪，两派都想把枪搞到手，我父亲就是不给，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枪还转移到我家，我母亲吓坏了，父亲赶紧把枪又藏到一个平时要好的农民家中。两派都说父亲是对方的人，并扬言要抓我父亲，没办法他只得到城固一个学生家中去避难。

　　653的工人老大哥们给我们发了安全帽，我们又组织了巡逻队，每人手上拿一根垒球棒夜间巡逻。653的工人还在七中搭了一个约二十米高的木架，我们初中生的任务就是每天爬到架子上面观察远处的动静，有情况立即报告。夏天的夜晚，我们站在高高的架子上，顿感凉风习习，十分惬意，远方的灯光和天上的星星连在了一起，灿烂无比。我们发现远处有个手电光在一闪一闪，我们也把手电光打过去一闪一闪，那是在说平安无事。又过了一个月，653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干脆把工农红卫兵赶出了653，农校的联新派一看大势不妙，也就撤离了褒城，这样，褒城就成了统临矿的大后方。武斗也逐渐升级，双方不再是面对面的指鼻子指眼的辩论对骂了，而是有组织的偷袭对方，打倒甚至打死对方的人。1967年7月13号，统临矿派的一名成员被联新派打死，统派抬尸游行三天，几十辆车开道，上万人高呼口号要报仇雪恨。17号，统派一名学生又被对方打死，更激起了两派的仇恨。两派就开始抢公安局、人武部的枪炮弹药，两派武斗发生了飞跃，展开了真枪实弹的作战。1967年8月19号夜间，统派头目王永林指挥，运了数百斤炸药把汉运司联新派盘踞的一幢三层楼炸飞，32人血肉横飞，40多人伤，可谓报仇雪恨。这就是武斗开始最惨烈的一次战斗，自此，大规模的武斗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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