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各个民族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早在基督教被当成国教之时就种下了根源。国家是靠暴力来维持；为了自己的存在，它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其法律，其次才是宗教戒律。如果没有死刑、军队和战争，国家就无法存在。国家要人们把执政者当成神，根据财产多少和权力大小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这样的一种机构却将基督教奉为国教，而基督教宣称所有的人都享有完全的平等和自由，上帝的法律要高于其它所有的法规；基督教不仅否定任何暴力、惩罚、死刑和战争，还要人们去爱自己的敌人，提倡自我贬抑和甘于贫贱，而鄙弃财富和权力。这种机构执政的异教徒皈依了基督教，然而他们不但不懂得基督教真正的本质，还打心眼里反对信仰和宣扬基督教真理的人，把他们处以死刑，或将他们流放，禁止他们的宣教活动。教会禁止人们阅读福音书，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解释圣经，还大力为政教合一进行种种诡辩，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对人民实施思想上的催眠。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实际上对于基督教的真正内涵连一丁点了解都没有。尽管如此，基督教的真理一旦被说了出来，就无法再被压制下去。时间越长，基督教要人谦逊和爱的学说与国家这个要人骄横和施暴的机构之间矛盾就越来越明显。堤坝再大也终究抵挡不住湍急水流的冲击，这水流或者洞穿堤坝，或者将它完全冲垮，或者绕过堤坝而行，总之，最后总是可以找到一条奔腾而下的通道。受到国家权力阻挡的真正的基督教也是同样的情况。尽管在很长时间里国家挡住了基督教的活水，最后它还是会冲垮国家的堤坝，裹挟着一切奔腾而下。这一时刻现在已经到来，其标志就是日本人很轻易地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以及波及俄罗斯各个阶层的革命造成的种种动乱。
日本人在战争中获胜，主要原因不是俄罗斯国家治理不当或者治军无方，而是由于日本人在军事上拥有极大优势。日本现在几乎是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陆地和海上军事国家。这是因为：首先，过去基督教民族在对非基督教民族的战争中占有优势的所有科学技术成果已经被日本人所掌握，而且他们掌握得比比基督教民族更好；其次，日本人的天性比基督教各民族更为勇敢，更不畏惧死亡；第三，各基督教国家政府大力提倡的与基督教真理背道而驰的穷兵黩武精神，在日本人那里十分盛行；最后，日本人对被奉为神灵的天皇的盲目崇拜，具有比已经超越盲目服从专制制度阶段的基督教各国人民更为强大集中的力量。总之，日本人之所以拥有极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不是基督教徒。尽管基督教在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受到歪曲，它毕竟还是存在于他们模模糊糊的意识之中。因此，信仰基督教的人，尤其是其中比较优秀者，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去发明和制作杀人武器，就不会不对穷兵黩武的爱国主义持某种否定态度，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宁愿剖腹自杀也不肯成为俘虏，或者像以前那样特别看重军人的勇敢精神，宁肯抱着炸药包跟敌人一起被炸死；而是不愿盲目服从损伤人的尊严的权力，特别是不愿随意杀人。即使在和平的环境里，基督教民族也斗不过非基督教民族。例如货币之战。基督教徒总是认为财富不是幸福的最高目标，因此无法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到谋求财富上面；而那些把财富看作最高理想的非基督教徒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在科学艺术方面情况同样如此。那些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实证科学、实验和以享乐为目的的艺术中总是处于领先地位，而基督教民族在这方面总是望尘莫及。战争是真正的基督教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非基督教民族在这方面必然占有绝对优势，日本人在对俄罗斯的战争中大获其胜就是这一优势的明证。
日本人胜利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基督教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文明实际上毫无价值、不堪一击。日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的天赋，却在需要时仅用了几十年的工夫，就掌握了基督教民族所有的科学技术知识，包括细菌和炸药方面的，并将它们用于军事目的，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个崇尚武力、精于算计并善于模仿的民族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别人手执一根大棒来打你，你就应该拿起一根更为粗大结实的棒子来还击他。日本人由此掌握了所有的战争技巧，再加上其特有的宗教专制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具有最强军事实力的国家。日本人的胜利向基督教国家表明，军事上的统治权已经不在它们手中，而是转移到非基督教国家手中；受到基督教徒压迫的亚洲、非洲的非基督教民族，会学日本人的样子掌握军事技术来解放自己并消灭压迫自己的人。因此，这场战争让基督教国家的政府意识到，尽管军备开支已经让人民难以承受，他们还得加强军备来对付像日本人这样的非基督教民族；然而这仍然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会被对方的报复所击败。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带来的教训是，暴力只可能造成灾难和痛苦；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不仅违背了基督教精神和道德，也是在做一件愚蠢的事情。这就表明，各基督教民族的力量不在于军事，而应该按照基督教学说来生活，通过协作和爱，而不是通过暴力，来让人们获得最大的幸福。这就是日本人的胜利对于基督教民族最重要的意义。
到了1905年，各个基督教国家的人民都已经深切感受到自己要求自由生活的愿望与当局任意盘剥百姓、扩军备战的做法之间深刻的矛盾。而俄罗斯人民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让他们卷入一场荒谬可耻的战争；再就是他们还保持着原初的农耕生活方式，并且有着特别活跃的基督教思想。因此，把人民从暴力中解放出来的1905年革命，一定会从俄罗斯开始，实际上它已经开始了。这一革命所采用的手段，应该不同于以前人们试图实现平等时所采用的暴力。平等是不可能用暴力来实现的，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暴力本身就是不平等最为明显的表现。今天我们的革命是要实现自由，而自由是不可能通过暴力获取的，这个道理同样很明显。然而现在俄罗斯的革命者却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现政府并建立一个新政府，即君主立宪政府或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实现自由这一革命目的。实际上暴力革命已经过时，今天已经不是1793年，而是1905年。广大的俄罗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所需要的不是议会，不是被恩赐的自由，不是立宪会议，也不是用一个暴力政府去代替另一个暴力政府，而是消除了所有暴力政府的真正、完全的自由。在俄罗斯开始的革命的意义，不是确定所得税等税收，不是让教会与国家分离或者由国家接管公共设施，不是组织选举和让人民参加政权，不是成立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要求实际上的自由，而这不可能依靠街垒战斗、依靠杀人、依靠任何新的暴力机构来实现，只能通过不再服从人的意志而得到实现。
——论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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