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

　　7月6日，在我外出的时候，一位宪兵军官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我的庄园，在我家里度假的有我的几位客人，他们是大学生和在我管理的社区里任教的教师，还有我的姑妈和妹妹。这个宪兵军官宣布说，逮捕这几位教师，并要他们交出自己的物品和证件。我的庄园被搜查了两天，这些官员搜查了学校、地下室和储藏间。据这个军官说，他们未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不仅我的客人受到侮辱，我姑妈和妹妹也同样受到侮辱。宪兵军官搜查了我的书房，还有我妹妹的卧室。我妹妹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他是按照陛下您的旨意办事。其他宪兵和地方官员肯定了他说的话属实。这些官员进入我妹妹的卧室，翻看检查了所有的信件和日记。他们离开时向我的客人和家人宣布：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他们自由了。这就表明，这些官员成了我们的审判者，由他们决定我们是否可疑以及能够享有自由。这个宪兵军官还说，不要以为他走后就太平无事了，他随时可能再来这里。

　　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向陛下证明我所受的这种侮辱之不公正。我过去的经历、社会关系、职务和人民教育活动以及我主办的杂志都可以证明我不可能搞阴谋活动、编写传单和杀人放火的，因此根本不必采用这种毁坏人的幸福安宁的方式来对付我。他们的这种行动让我承受社会舆论的凌辱，被迫时时生活在威胁之中，还大大地降低了我在老百姓中的声誉，而这一点是我极为重视的，因为它是我多年来的努力而赢得的，并且是我开办人民教育学校所必需的。

　　十分正常的是，我得搞清楚谁应该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承担责任。责任不在我自己，我认为自己是完全无罪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在诬告我，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也无法追究那些侮辱和审判我的官员，因为他们再三说明是按照陛下您的意旨才这样做的。

　　我认为我的政府和陛下您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不相信他们的话。让一个无罪的人时时处于被侮辱和惩罚的恐惧之中，这绝不可能是陛下您的意旨。

　　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我十分冒昧地直接上诉到陛下。我只是希望能够消除对陛下的不公正的指责，让那些滥用陛下名义的人受到惩罚，至少也要把他们揭露出来。

　　——给亚历山大二世的信（1862-8-22于莫斯科）

　　伊凡·洛杰诺维奇阁下：

　　我满怀善意和尊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给你写信，也把你当成一个普通人。我希望你也以这种态度来对待这封信。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彼此协商，获得谅解。

　　我要说的事情是，有些人受到你属下官员的迫害。他们手中有我写的书，这些书在俄罗斯是被查禁的，他们把这些书送给那些索要的人阅读。据我了解，受到这种迫害的人有各个阶层的。最近在图拉又发生一起这种事件。一位姓赫伦思科的女医生遭到搜查并被捕入狱，现在正因被控传播我的著作而接受审讯。

　　这一迫害赫伦思科夫人事件让我特别震惊。她年纪很大，体弱多病，神经也很脆弱。她人格高尚，受到人们广泛的敬重。就我了解的情况看，她遭到迫害的原因是，她跟我的几个女儿很熟，有密切交往。图拉的一个工人多次写信索要我写的《我信仰什么》一书。但我手头没有多余的书，而且我也不认识他，因此他的几次来信我都没有答复。今年冬天我又收到他索要书的来信，于是就把这信转交给我女儿，嘱咐她说，如果她那里有这书就寄一本给他。我女儿那里也没有，但她想起赫伦思科夫人也住在图拉，手中有我的一些书。于是就寄了一张自己的名片给那个人，名片上写着：如果赫伦思科夫人有这本书，就给来人。这句话就成了赫伦思科夫人被捕和遭受迫害的原由。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极其愚蠢和十分残忍的，特别是很不公正的。说它极其愚蠢，是因为无法解释，把我的著作给熟人阅读的人数以万计，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赫伦思科夫人作为迫害的对象。说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是因为这样做的人根本就无法达到目的。这种做法无法不让人们阅读我的书，因为把我的书借给别人阅读的人成千上万，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关在监狱里。说这种做法十分残忍，是因为对于像赫伦思科夫人这样身体衰弱、疾病缠身、神经脆弱的人进行搜查、审讯和关押，会加重他们的病情，甚至导致其死亡。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很不公正，因为其矛头没有对准政府认定是危害的真正制造者。

　　这个危害的制造者就是我。这书是我写的，政府认为有害的那些思想是从我这里传播出去的。因此，如果政府要阻止这些有害思想的传播，就应该把这种对付那些偶然受到我的影响的人的做法用来对付我。这些人的过错只是拥有这些禁书并把它们借给别人阅读，而我不仅没有否认自己是这种传播的根源，还在这封信里声明，这些被政府认为是有害的书是我写的和传播的，无论在我的书中，还是在这封信里，我都在继续传播这些思想，我在与人谈话中也在传播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是要把上帝的法律告诉人们，它是在任何人的法律之上的。按照上帝的法律，所有的人都不应该互相仇恨和使用暴力，而应该互相友爱和帮助，对待他人就像你希望他人对待自己一样。我在自己的书中全力表达的正是这些思想。我在与人谈话中，再跟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的信中，谈的也是这些思想。现在我指出你下属的官员违犯上帝法律而制造残忍的暴力事件，也是为了向你阐明这些思想。

　　就传播基督教教义这一问题，伽玛利说过，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如果是由于人力，必定会毁灭；如果是由于上帝，你们不但不能毁灭他，反而是在冒犯上帝了。这就是政府应该汲取的对于人们活动的教训。如果某个活动是错误的，它必定会失败；如果它实质上是上帝的意旨，那么任何外部力量都不能加速或延缓，更不可能阻止它的实现。如果像现在这样去迫害那些掌握并传播这些思想的人，尽管可以让那些软弱胆小、信念不坚的人放弃这种传播，同时却可能加强那些意志坚强、信念坚定的人的传播行为。因此，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办法，这种传播真理的过程都不会停止，也不会加速或延缓。

　　我认为，这就是真理传播的永恒法则。因此，政府对待它不喜欢的思想时，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不能采取像现在这样迫害无辜者的做法，这些无辜者不过做了成千上万人都在做的事情。因此这种做法是十分卑劣、极其残忍和很不公正的。

　　如果政府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这样的活动，那么为了把其不公正性降到最低程度，它就应该只是对付那个作为这种恶行根源的人，也就是只对付我一个人。我已经声明过，我将会把这种政府所谓的恶行进行到底，直到死亡，因为它是上帝的意旨。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因为由于我的名声和地位使得政府这样来对付我时有困难，从而使我免受搜查、审讯、流放、监禁等暴力迫害。我不但没有这样想，而且恰恰相反，我相信政府要这样做一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就社会舆论而言，大多数人不但不会对政府的作法表示气愤，反而会大加称赞，并且说早就应该如此了。

　　上帝可以为我作证，我写这封信并不是要向政府示威，也不是随意而谈，而是出于道义上的要求，也就是不能让无辜者为我的行为承担责任，向政府官员（包括你）指出这种做法的残酷、愚蠢和不公正，并且请你停止这种行为，从而避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道义责任。

　　如果能够简单地回复一下，表明对我以上所说有什么看法，是否答应我的请求，也就是如果一定要实施这些迫害，是否可以只加到我一个人身上，我将感激不尽。

　　怀着诚挚友好的感情向你致以敬礼。

　　——给俄罗斯内政部长戈美津的信（1896-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