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他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一大堆法律的制约，规定了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国家制度越是完善，这种规定就越是细密。这些法律首先规定他必须宣誓遵守所有的法律；规定他怎样才能结婚，怎样才能离婚，怎样抚养子女，哪些子女和合法的，哪些不合法，谁能继承财产以及如何继承；规定他触犯了什么法律就要被审讯和判刑以及如何判刑；规定了他在什么年龄可以开始雇佣工人，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以及他应该提供给工人的食物；规定了他应该怎样对子女进行疫病防治，他和家属以及家畜染上某些疾病时应如何处置；规定了应该送子女进什么样的学校；规定了他可以建造多大面积以及坚固程度如何的房子；规定了他可以喂养怎样的家畜、怎样使用水源等事宜；规定了他应该怎样惩罚那些不遵守法律的行为。这些法律的规定多如牛毛，难以尽述。
由于这些法律的规定，无论他买什么生活必需品，如盐、啤酒、葡萄酒、衣料、铁器、煤油、茶叶、白糖等等，都得多花一大笔钱去支付那些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缴纳的费用。每搬一次家，每得到一笔遗产，或者每做一笔生意，都得多花钱。如果他占有一块土地，在上面盖了房子或用作耕地，还得缴纳更多的钱。因此，如果他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的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用在缴纳各种税费上面了。法律还规定，他到了成年就得应征入伍，也就是接受最为残酷的奴役，还得去打仗。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处于奴隶地位，反而以此为骄傲，就像仆役以伺候自己的主子而自豪一样。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洗脑，他会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我要工作，要养家糊口，不要以俄罗斯的名义来盘剥我。我不需要它。你们可以用暴力抢走我的一切，也可以杀死我，但我不会去参与奴役自己的行为的。”然而现在人们都不说这样的话，他们认为一个人必须得隶属于一个国家；这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尽管笼子的门已经大开，它却不飞出来，这是因为习惯了在笼中，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自由。
那些生活在城市的人不愿飞出笼子外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利益跟统治者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觉得奴隶地位似乎对自己比较有利。例如洛克菲勒不会拒绝本国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可以保证他在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赚取亿万财产；他下面的那些企业经理以及雇员也不会拒绝这种法律，因为他们都是这种法律的受益者。然而各国那些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包括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为什么要对这种并不需要的权力顺从呢？生活在图拉、波兹南、堪萨斯、诺曼底、爱尔兰、加拿大等地的人，跟彼得堡、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满洲的攻城掠地以及外交活动有什么关系呢？生活在波兹南的一家人跟普鲁士的柏林以及非洲殖民地毫无关系；生活在爱尔兰的一家人跟不列颠的伦敦以及埃及等地的事件毫无关系；生活在堪萨斯的一家人跟美利坚的纽约以及菲律宾的事务毫无关系。然而他们都得为此付出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参加战备和打仗，得服从他人制订的种种法律。他们被告知说，由于他们选举了一个并不认识的人作为代表，他们现在所服从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实际上，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人才会相信这种鬼话。一个人隶属于某个国家，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只要国家以及用来支撑它的暴力存在，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人们往往会就此产生疑问：“如果没有国家，我们怎么生活呢？”他们已经习惯于让自己隶属于某个暴力机构，或者是一个法国人，或者是一个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等等，就像习惯于自己是父母的儿子、祖父母的孙子一样。如果他们不隶属于某个国家的政府，就觉得自己无法生活下去，就像几千年前人们觉得如果没有那些决定他们怎样行动的祭司和预言家就无法生活下去一样。
人们发问：“如果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我们怎样生活呢？”我对此的回答是：跟现在一样生活，只是不再去做那些由于迷信而干过的蠢事和恶行。他们跟现在一样生活，只是不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去交税，也不参加任何暴力、审判和战争。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俄罗斯人民，他们大多数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自己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对于政府毫无所求。在当前的情势下，他们更加清楚，他们不需要任何政府，无论是最专制的还是最为民主的，就像一个自由人不需要任何质地和长短的锁链一样。人民不需要任何个别的自由，只需要一个真正、完全、一般的自由。为此他们不需要同政权作斗争，也不需要任何代表制度，只须做到不要对人顺从。只要人民不再顺从政府，就不会有税收、剥夺土地、压迫、兵役、战争。这样的做法简单易行，为什么人们不去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再顺从政府，就得顺从上帝，也就是必须过一种善良的有道德的生活。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顺从上帝，过这种有道德的生活，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对人顺从，从暴力中解放出来。
——论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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