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些都是空的。”
我问：“为什么这样说？”
他又说了一遍：“你的所有想法都是空的，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反问：“怎么没有用处？如果我们帮助了几千个，或者只有几百个不幸的人，这怎么会是空的呢？难道福音书告诉我们，给衣不蔽体者衣服穿、给饥饿者饭吃是没有用的事吗？”
他回答：“我知道。但你做的不是这么回事。怎么可以这样来帮助人呢？你在路上，有人向你伸手要20戈比，你给了他。这就是施舍吗？施舍应该是精神上的，但你给了他什么？你的举动不过是在表示‘不要缠着我’而已。”
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先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再花钱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我们还给他们找工作。”
他说：“像你们这样干，什么也做不成。”
我反问：“那么就这样让他们去饿死、冻死吗？”
他反问：“为什么要让他们死，难道这样的人有很多吗？”
我感到惊讶：“难道这样的人不多吗？”同时在心里想，他这样说大概是不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我接着说：“你知道吗？在莫斯科像这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应该不少于两万。何况还有彼得堡和别的城市。”
他笑了笑说：“两万？然而我们一个俄罗斯就有多少户农民？不会少于一百万吧。”
我问：“那又怎么样呢？”
他的眼睛开始放出光彩，显得十分有神：“怎么样？这些农民可以把他们领回家。尽管我不是很富裕，可以马上领走两个。你不是也领了一个小孩到你的厨房干活吗？我曾叫他去我那儿，他没答应。这样的人就是再多10倍，我们也能把他们都领回家。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干活，在看我们干活时学会怎样干活，学会怎样生活，我同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可以听到我说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所有的农户都可以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施舍，而你们干的那些却是没用的事情。”
秀塔也夫的话让我非常震惊，我不能不承认它是正确的，然而当时我却认为，尽管他的话很有道理，我所做的事情也是有益的。然而到后来，跟那些贫穷的人接触得越多，我就越是体会到这番话的深刻意义。如果我穿的是价格昂贵的毛皮大衣，或者骑的是身价不菲的名马，或者那些缺衣少食的人看到我的住宅价值超出了2000卢布，那么他们在看到我一时善心大发给了某人5个卢布，就会想到，我这样施舍是因为我有很多很多钱，多到花不完的程度，因此给了这5个卢布根本就不算什么；他们还会想，我这样富有，是侵占了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财产，因此除了想从我手上尽可能多地捞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卢布，不会有别的什么感情。我想接近他们，责怪他们不能以诚相待。然而我同时又不敢坐在他们的床上，害怕有虱子爬到身上而染上疾病；我还害怕他们走进我的房间，当他衣衫单薄地来到我家时，能让他在客厅等就算很好的待遇的，搞不好会让他呆在过道里。然而我却把难以接近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还怪他们不能以诚相待。
一个人的心肠再硬，如果让他坐在一些饿着肚子或正啃一个黑面包的人当中吃一顿十分讲究的5道菜，看着这些流着口水的饿汉，恐怕他是难以吃下这顿饭。为了能够吃得心安理得，首先等躲着这些人，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去吃。我们现在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不仅如此，我们富人的所有生活都是为了尽可能地远离穷人，从吃饭、穿着、居住、清洁卫生一直到教育，都是为了达到把自己同穷人分开这一主要目的。我们钱财的绝大部分都花费在这一点上。一个发财致富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再只用一个碗吃饭，而是用一整套餐具来把自己同仆人们分开。他也得把这些仆人喂饱，以免他们的口水流到自己的佳肴上。他一个人单独吃，然而这样有些乏味，于是他又想到用豪华美观的餐桌来让自己赏心悦目。这样，吃饭就成了把他跟别人分开的手段。对于一个富人来说，把一个穷人请到餐桌上共同用餐，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要请的是那些举止优雅的贵妇人，向她们致敬，让座，上菜，请她们漱口。
穿着的情况也一样。如果富人只穿那种能遮体避寒的普通衣服如短皮袄、皮大衣、毡靴、春装、长裤、衬衣等，他所需要的东西就很少了，如果他手中有两件皮大衣，就会送一件给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然而富人之所以是富人，正因为他的衣服是一整套订制的，每一件都只适合于某种场合穿，因此对穷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例如他有许多燕尾服、背心、西装上衣、漆皮靴、披风、法式皮鞋、拼装的时髦连衣裙、猎装、旅行装等等。这些东西在穷人那里一件也用不上。于是衣着也成了富人把自己同穷人分开的一种手段。
居住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一个富人要住10个房间一套的房子，就得不让那些10个人住一间房的人看见。一个人越富有，穷人就越是难以见到他，在他和穷人之间的守门人就越多。出行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个赶一辆大车或雪橇的农民，只要有空地方就不会不让走路的人搭一段顺路的车，除非他的心肠太硬。然而如果是一辆富人坐的轻便马车，让人搭车的可能性极小；这车越是豪华，这种可能性就越小。清洁卫生的情况更是如此。那些讲究清洁的富人，特别是女人，在这清洁是通过他人的劳动获得时，真是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如果今天是每天换一件衬衣，到了明天就变成每天换两件；如果今天是每天洗脸洗手，明天就成了每天洗脚，后天就是每天洗澡，而且还得浑身涂满特制香膏。如果今天是一块桌布用两天，明天就成了一块桌布用一天；如果今天是要仆人洗干净手，明天就要他戴上手套，要这戴手套的人把信放在清洁的托盘里送上来。这种清洁卫生除了把富人自己同别人分开，使之无法交往以外，没有其它任何用处。当这种清洁是通过他人的劳动得以实现时，对它的要求是没有任何限度的。
在思考我为什么不能接近穷人这一问题时，我还发现，所谓富人的教养也是同样的东西。老百姓把教养看作是衣着时髦、举止得体、讲究整洁，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称为有教养者。较上层社会的人所说的教养，除了这些以外，还要加上会弹钢琴、会说法语、写东西时不犯语法错误、在外表上更加讲究整洁。在更为高级的阶层中，教养除了指上面这些以外，还要加上会英语、有大学文凭、在整洁方面还要讲究一些。这三种意义上的教养，并无实质的不同，其作用就是把一个人同其他人分开，为的是不让穷人看见我们富人是怎样每天都在过着节日般的生活。然而这样并不能够躲避他们，他们是看得见的。
因此我相信，我们富人之所以无法帮助城市贫穷的人，是因为我们无法接近他们；而之所以无法接近他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那些财富的种种用途。我看到在我们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一堵墙，这堵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财富造成的所谓清洁卫生和教养。为了帮助这些穷人，我们必须首先推倒这堵墙，也就是按照秀塔也夫所说的办法，把穷人领回自己的家。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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