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生物学教师，一些学生的情况使得我开始关注某些性方面的问题。我对生物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作了调查，希望获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结果是，作为一个分类学家，我为这些研究的样本之不足而深感震惊：这些调查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般结论是建立在这样少的样本之上，因此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只是由于偶然，一些个体在这里被研究，另一些个体在那里被研究，下一个研究中有四十个男性，而最细致的个案历史研究中也只有三百名女性。数量较大的样本仅仅在调查问卷表研究中得到运用，但在关系到性这样的对象时，这种调查样本的有效性是值得质疑的。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都不能提供一个数量充足的样本，而这种样本对于科学的性研究是必要的，这就像一个分类学家在研究一个植物或动物种类时不必为样本之不足而烦恼，或者像一个研究民意的学者，在有把握描述公众看法或预测任何一部分人下一步的行为之前，手中掌握着数量充足的样本。性研究与昆虫研究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规模数量要求，前些年在对瘿蜂类的研究中，我们可利用的黄蜂个体有十五万只之多。

　　在许多已出版的关于性的研究中，明显地将道德价值、哲学理论和科学事实混为一谈。许多研究的兴趣在于划分性行为类型，发展广泛适用的结论，以及为社会运作开处方，而实际上它们远离客观事实的科学确定。这些情况仿佛在给出暗示，这里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像一个科学探测器那样去开始对人类性行为的研究。

　　在从事这样一个研究时，会遇到比研究昆虫大得多的困难。搜集人类的数据要求我们学习新的技术，其中人类个性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克服的障碍，而人类记忆又是我们不得不利用的工具。对卷入人类行为中的因素分析是更加困难的，因为行为变异的来源要比昆虫结构特征的变异复杂得多。这样一种研究的复杂性构成了对我们科学能力的检验。以前的一些研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表明至少有些人是可能被劝说去提供他们活动记录的；而我们同其它社会阶层的人有足够的接触，在城市社区、在农村地区、在边远地区以及在遥远山区，在那里我们搜集瘿蜂，从而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获得各种不同的人广泛合作。在确定一个性历史应该包括什么的问题上，这个即将出版的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基础；而我们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背景，使得我们补充的问题具有调查价值。一些亲密的朋友给了本计划以极大鼓励。1938年7月，我们开始获得第一名个案的历史。

　　要学会怎样去获得对象以及弄明白什么访谈技巧是最有成效的，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教科书关于怎样进行一个访谈的指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在昆虫学领域工作中训练人们以及同他们打交道的经历，让我们能较好地赢得信任并获取诚实的回答。我们花了六个月的工夫去说服第一批六十二个人提供他们的历史情况；而我们的技巧是发展的；后来我们开始较快地获得对象，正像下面的记录所表明的那样：

　　个案历史总数量

　　年 增加数 总计

　　1938（6个月）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部分） 62
　　671
　　959
　　843
　　816
　　1510
　　2490
　　2668
　　1467
　　728 62
　　733
　　1692
　　2535
　　3351
　　4861
　　7351
　　10091
　　11486
　　12214

　　我们的技巧是逐渐发展的，而我们发现，主要是由于本研究的情况在数万人中间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去，其意义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提供他们的历史。经过数年努力，到现在要去寻求比我们已经掌握的更多的个案历史，是完全可能的。第一批个案历史主要来自大学生，因为他们最合乎要求的；但在第一年后，样本持续不断的扩展就开始覆盖人口的所有部分。要获得一个数量充足、描述到位的样本，甚至以十万名个案历史作为目标，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难题。

　　在从事这个研究前，搜集与社会问题有关的人类行为数据通常被理解成与搜集科学材料无关的事情，因为科学材料很少直接影响人们的情感生活。在从事这一研究的第一年或第二年，我们一再受到警告：进行这一活动是有危险的，可能遇到特别的麻烦。我们碰到一些有组织的反对，主要来自一个特定的医学群体。该医学社团企图在一个城市状告我们无证行医，而警察也在两三个城市对我们的调查活动进行了干涉；在一个农村地区，一位警长对我们作了调查，并试图说服大学管理部门来中止我们的研究，或阻止我们的成果出版，或将本书资深作者从他的大学里开除出去，或建立一个由本研究引发的对所有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印第安纳大学管理部门对所有这些企图进行了抵制，坚决维护我们进行客观科学研究的权利，本计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保护。在一个城市，一个学校董事会的头头是一个医生，开除了一名中学教师，原因是这人在这个城市同我们合作获取个案历史，尽管他是在校外进行的。我们还受到其它一些法律活动的威胁，政治调查的威胁，审查制度的威胁，以及一些年来自科学界同行的批评。这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由此可以观察到，古代传统和社会习惯是怎样深远地影响着那些甚至身为科学家、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对我们调查研究的反对主要有两种类型。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性行为主要是一个心理问题，一个生物学家是没有资格去作这样研究的。有些社会学家觉得这一问题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没有权利去作性研究。而在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看来，除了精神分析学家，其他任何人来研究性行为可能都是不合适的。一个医生群体反对从临床实践中获得性历史，并认为所有这样的研究都应该在公益诊所医生内部进行。

　　第二种类型的反对来自一些科学家，他们承认对其它动物的性研究是合适的，但怀疑人类研究是否可能建立在像其它科学研究同样客观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在这一方面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数据，出版这些数据资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并没有准备面对现实。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那些负责性教育的人，主张人类性行为首先是一个感情问题，而科学研究不可能成功地测量出情感；如果有可能作出这样的测量，要出版这样的数据也是太危险了，至少在这十万个案历史被搜集完整之前是这样的。有些劝告者对我们心怀善意而胆子有点小，他们建议，在我们的研究实际出版之前，应该一直保守秘密不让人知道。有几个科学家承认，这样一个研究应该是合乎需要的，但多少有些明确地表示，即使是作为科学家，在访问对象和分析数据时也应该作出道德评价。还有几位科学家朋友极力主张，本研究应该限定在“正常”性行为的范围之内，这样就不至于产生“正常和不正常行为之间，哪些是是可接受的以及哪些是有效的”之类问题。

　　以上这些为自己的“科学”主张辩护的说法，没有一个像一位旅馆老板说得那样透彻，他在有意拒绝我们从该旅馆居住者获得性历史时说：“因为我不希望在我的旅馆里有任何人精神上光着身子！”

　　我们确实搞不清楚，人们对这个研究的反对同沙漠、高山和峡谷以及有时我们在昆虫调查中要对付的怀有敌意的土著者相比，哪个对我们更有威胁一些。但这些干扰从没有对我们的研究造成实质性的延缓，因为总有一些人愿意合作，来反对少数企图干涉我们研究的人。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万二千人对本调查研究有充分的信任，以至于愿意贡献出他们的历史；而一旦我们有时间去作进一步访谈，还会有数万人随时准备来贡献自己的历史。

　　在调查研究进行几年之后，这种种干涉大都过去了，总的来说，人们越来越理解我们这个覆盖所有个案历史的研究，它强调的是来自任何人和任何群体合作之上的明确记录。针对每一个科学家的干涉，马上就有数百名各个领域的其他科学家来给予帮助。

　　在从事这个研究前，我们只知道一些人在他们的朋友和邻居面前表现出的东西；而现在我们有机会去了解更多的东西，了解他们的满足和悲痛，以及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对还其本来面目的人们同情和接受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