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只是在遇到个别事件时才会对这种信仰感到不满。例如在巴黎，我看到执行死刑的场景，这让我对进步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当看到一个人的头颅和身躯分别落到棺材里面时，我就明白了，任何一种“存在就是合理、一切都是进步”的理论是无法为这种杀人行为辩解的；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利用有史以来的所有理论来证明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也不会认可他们的说法；这里不是用我的理智，而是用我的整个身心明白了这一点。因此，要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正确评判，不能靠什么进步理论，而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另一个事例是我哥哥的死。我哥哥十分聪明，生性善良，做事认真；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了病，经历了一年多的痛苦折磨而亡；他不明白自己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死。在这一导致死亡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中，没有哪种理论能够给我和他一个说法，也让我对进步理论产生怀疑。但这只是一些偶然产生怀疑的例子，实际上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仍然相信进步；当时我的想法应该是：“一切都在进步，我也在进步；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以后自然能够弄清楚的。”
从国外回来后，我在农村开办农民学校。我十分喜爱这项工作，因为它没有那种明显的虚伪性。而我以前从事的文学活动则充满了令人难受的虚假气味。在这里我也是为进步而工作，但已经开始对进步这一观念持批判态度了。我认为，有些所谓的进步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此在对那些无知识的人、农民的孩子进行教育时，要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选择自己的进步之路。
其实我仍然陷在那个难点之中而不能自拔：既要教育他人，又不知道要教育什么。通过在文学界这么多年的经历，我认识到，如果不知道要教什么，是无法进行教育的；我的作家同行们要教给人们的东西各不相同，而且彼此争论不休，其实是借此掩盖自己对于教什么的无知。然而跟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我想可以绕开这一难点，让孩子们去学他们愿意学的东西。现在想来，当时我的做法显得可笑，其实仍然是在不知道教什么的情况下来满足自己教育人的欲望。一年后我再次出国，为的是考察在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怎样能够教育他人。
在国外，我一直呆到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一奥秘，在解放农奴的那一年回到俄罗斯，担任调解员一职，并在学校给那些无文化者授课，同时出版文化教育方面的杂志。一切看起来似乎很顺利，然而我的感觉是，我的理智已经有些不正常了，如此下去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如果不是这时有了家庭生活，我完全可能陷入后来50岁时那样的绝望状态。
我从事调解员的工作大约有1年时间，同时开办学校、出版杂志，忙得不亦乐乎。在调解中产生的争执让我烦恼，我办的学校性质难定，我在杂志上的言论无非是陈词滥调，就是既要教育别人，又想掩盖自己的无知。这样我精神上遭遇的危机更甚于身体上的疾病，我不得不抛开手中的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生活的草原上去换换空气，喝喝马奶，像动物一样生活。
在这之后我结婚了。家庭生活十分幸福，我也就中断了对生命总目的的探究。这段时间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家庭、妻子和孩子身上，再就是怎样增加自己的生活资料。以前是对一般完善和进步的追求代替了对完善的追求，而现在则用对家庭最大幸福的单纯追求代替了前者。
就这样，我又过了15年。在这期间，尽管认为文学创作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是继续自己的创作活动。这是因为，我已经从创作中尝到甜头，获得好处：用极少的劳动就可以换到大量的稿酬。于是我就把全部心思都用到写作上，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消除内心对于一般生活意义的渴求。这时我的写作，主要是宣扬这种思想：唯一的真理就是要让自己和家庭过得更加幸福一些。
我就这样生活着。然而5年前，我的生活中开始发生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生命似乎停止不前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生活，惶惶然不可终日，心情极为郁闷沉重。然而过了这段时间后，我又恢复过来了，生活中的一切照旧。但是以后这种奇怪现象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都是表现为相同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以后会怎样？而当中的恢复期则越来越短。刚开始我以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而我只是没有工夫来回答它们；如果想要回答它们，我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然而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要求回答的强度越来越高。我就像一个身染绝症的病人，最初只有一点微小的症状，自己也不在意，后来症状越来越加剧，痛苦越来越难以忍受，最后终于认识到，起初以为是小的毛病，竟然是死亡的征兆。
我身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明白这不是偶然的小毛病，而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我明白，如果这些问题总是被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这些问题看起来十分愚蠢、简单和幼稚，一旦认真对待之，就会发现：首先，它们并不幼稚和愚蠢，而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而深刻的问题；其次，不管我怎样全力以赴、专心思考，都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如果要管理我在萨马拉的地产，或者教育儿子，或者写书立论，首先得搞清楚我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如果目的不明确，我就什么也不能做。在我考虑地产问题时，会突然冒出一个问题：“你在萨马拉省有6000亩土地，300匹马，但那又怎样呢？”于是我惊呆了，不知该怎样思考下去。或者在我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时，也会冒出一个问题：“这是为了什么？”或者在我涉及民众福利问题时，我会自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在我想到自己的作品带来的名声时，我还会自问：“好的，即使你的名声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以及所有的作家都大，那又怎样呢？……”
于是我什么都无法回答。
——忏悔录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