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人善良，心地单纯，却总是对我说，希望我跟有夫之妇发生性关系：“一个年轻人要显得有教养，最应该做的是跟一个体面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她希望我做的另一件事是当一个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认为这会给我带来幸福。而最大的幸福是我跟一位富有的姑娘结婚，由此可以获得许多奴隶。
只要想到这些年的生活，我就感到恐惧、厌恶和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打仗时杀过人，向人提出决斗为的是把他打死，赌博，酗酒，挥霍无度，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并处罚他们，坑蒙拐骗，与人通奸，荒淫无度，……没有哪种罪恶是我没有犯过的，然而我却为此受到称赞，我周围的人都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就这样生活了10年。
那时我开始了写作，是出于虚荣心、自私自利和骄傲自大。我的写作生涯跟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名利，为此我不得不把美隐藏起来，而将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就是这样做的。在我的作品中，我经常以略带嘲讽的笔法来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善良的追求；我的目的达到了，人们一致称赞我。
战争结束时我26岁，我回到彼得堡，跟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视我为圈子里的人，对我奉承有加。很快我就接受了他们的人生观，将自己身上还剩下的一点好东西也都抛掉了。作家们的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他们的观点是：生命总会往前发展的，而我们这些有真知灼见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动力，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艺术家和诗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教育人们。他们避开了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我们知道些什么，能够教给人们什么？”声称这个问题已经在理论上获得解决，不必再探究下去，而艺术家和诗人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教育人们的。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们的理论。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以此来教育人，但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由此我得到大笔的钱，可以吃美食，住豪宅，玩美女，迎高朋，扬名世界。这样看来，我的教育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时期我完全相信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这也是一种信仰，我愿意为之献身，从而过着十分愉快的生活。然而一两年后我就开始怀疑这种信仰，对它进行了深入探究。导致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有此信仰的人彼此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他们一些人说，只有我们教的东西才是真正有用的，其他人教的都不对；另一些人说，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师，别人都教错了。他们吵吵闹闹，彼此攻击，勾心斗角；其实他们并不真正关注是非问题，只是想凭借写作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让我怀疑这种信仰的正确性。
此外，我进一步观察那些作家朋友，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不道德的人，十分卑劣，比我以前过放荡生活和在军队时见过的人还要低下。然而他们十分自负，自我感觉良好；能够这样感觉的，要么是完美无缺的圣人，要么是完全不知纯洁为何物的人。我厌恶这样的人，也厌恶自己，最后我明白了：这种信仰是骗人的东西。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我很快就清楚了这一信仰的虚假，并否弃了它，但我没有否弃那些人给予我的种种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我还认为自己是诗人、艺术家，能够教育所有的人，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教的什么。这是由于我跟那些人的交往而导致的缺陷：一种疯狂病态的自大和自信。回想这段时间，我觉得当时自己的情绪以及那些人的情绪类似于疯人院里的情况，令人好笑，让人害怕，也值得同情。
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谈话、写作、出版，因为这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这一大帮子人，一边互相争斗攻击，一边不停地出书、写作、教导他人；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无知，尽管我们连最简单的人生问题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都无法回答。我们这伙人一起讲话，只顾自己讲，不管他人说什么；有时也去原谅和奉承他人，为的是他人可以这样来回报自己；有时则争吵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就像疯人院里发生的那样。数以万计的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排字、印刷，我们的作品通过邮局发往全国各地。但我们还在没完没了地说教，总嫌自己说得太少，总嫌人们听得太少。
这种现象确实十分奇怪，不过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它。当时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钱和名声。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刊，别的什么也不去做。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做这种无益之事，我们还需要一种能够为之辩护的理论，于是就想出了这样的观点：凡是存在的都合理，凡是存在的都会发展，而发展又要通过教育，而教育的效果是通过书籍和报刊的出版来衡量的。我们写书、出版报刊，获得稿酬，还获得人们的尊重，因此我们是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如果我们这些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上述观点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些人的看法跟另一些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但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我们获得稿酬，获得同行的称赞，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当时我们的情况就跟疯人院一样，我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只是看到别人是疯子，而把自己排除在外，其实所有的疯子都是这样做的。
——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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