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文明之间的这种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原因我们还得作深入探析。这一分裂首先表现为家庭和个体所属的大群体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知道，文明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结合成越来越大的统一体，但是家庭又要将个体留在自身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亲密，他们跟家庭以外的人关系就越疏远，也就越难进入更广泛的生活范围。家庭生活在人类最古老的时代就有了，这也是个体在童年唯一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对以后要取代它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进行抵抗。脱离家庭是每一个年轻人要完成的任务，社会通常在个体青春期采用一些仪式来帮助他完成这一任务。
其次，爱与文明的不一致表现为女人与文明倾向的对立，而最初是她们的爱为文明创造了基础。女人代表了家庭和性生活的利益，而对于文明的建设越来越变成男人的任务。因此，男人们不得不迫使自己的本能升华，将很大一部分里比多用于文明的目的，从而减少了同女人过性生活的能量。男人在同其他男性的不断联系以及对这种联系的依赖中，疏远了女人，减弱了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女人们发现自己被文明逼入困境，因此对它怀有敌意。
最后，这一分裂表现为文明对性生活的限制。这一限制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文明最初阶段也就是图腾崇拜阶段，也有着严厉的乱伦禁忌。在各个时代，性生活的限制都给人类造成最严重的创伤。种种禁忌、法规和习俗，给性生活加上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对男人有影响，也对女人有影响。不同的文明，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社会组织的经济结构对性自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知道，文明对性生活进行限制时要服从经济规律，将里比多从性欲中撤回，从而获得很多能量用于自身目的。这里文明对待性欲，就像一个已经获胜并能控制和支配对方的民族或阶级，由于害怕对方反抗，会采取更为严厉的预防措施。我们的西欧文明已经达到这一发展类型的最高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明对儿童性生活的指责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不在个体童年时就进行控制，等到他成年时就无法控制其性欲了。但文明社会的控制如此极端，竟然完全否认儿童性生活的存在，而这一存在不仅是可以证明的，而且其表现十分明显。文明使得处于性成熟期的人只能选择异性为性对象，并且将许多非生殖器形式的性满足看作性反常行为而予以禁止。文明的禁律要求所有的人都过同一种性生活，完全无视个体在性方面的差异，将很大一部分性快乐排除掉了，因而造成极大的不公正。即使是唯一没有受到文明谴责的异性生殖的爱，也要受合法性及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限制。性欲作为一种人类寻求快乐的源泉，是文明不能容忍的；文明只是将性欲看作一种大量增加人口的手段，才容许其存在。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极端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些限制并不能都付之实行，有些哪怕是短期实行也不可能。只有力量弱小的人才会容忍对其性自由的侵犯，而那些力量强大的人只有在获得补偿即有某种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同意这样做。文明社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默认许多侵犯行为，而按照社会法律，它们都应该受到惩罚。在我看来，文明人的性生活显得很无能，给人的印象是，其性功能正在萎缩，就像牙齿、头发等的功能那样。这一假定可能是正确的，性欲作为一种满足的根源，作为一种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其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小。有时我们设想，不仅文明产生的压抑，就是性功能本身，也有某种东西不让我们获得满足。
以下的思考是对上述观点的支持。人是一个有着明显两性特征的动物有机体。人类有一半是男性，而另一半是女性。而这每一半最初都是雌雄共同体。性首先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虽然它在心理生活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常常说，每一个人都表现出男性和女性的本能冲动、需要和特性，但男性和女性的特点只能在解剖学中得到证明，而不是在心理学中。在心理学中，性的对立变成了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对立。我们很容易把主动与男性等同，把被动与女性等同。不过雌雄同体理论还不是很清晰，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还无法将其与本能理论结合起来。无论怎样，如果我们假定这是一个事实，即每一个人在性生活中都有男性和女性的欲望需要满足，那么，我们就得接受这种可能性：这些欲望需要不可能在同一个对象身上都得到满足；如果这些需要难以分开，不能各自进入适合自己的领域，那么，它们就可能互相干扰。
我有一个更为深入的猜测：由于人类采取站立姿势，降低了嗅觉价值，性欲受到损害，成了器质性压抑的牺牲品。从那时起，性功能就遭遇到对它的反感，其完全的满足受到障碍，并被迫离开性的目的而升华或移置。据我所知，布洛伊勒曾指出，人们确实有这种拒绝性生活的基本倾向。所有的神经病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十分反感“我们是出生于尿和粪便之中”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生殖器也对嗅觉器官产生强烈刺激，而让许多人无法忍受，从而使得性交活动不能进行。我们发现，这种直立姿势是文明对性压抑最深刻的根源。当然，这些看法还只是一些未能最终确定的可能性，并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实。
——文明及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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