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南。神学，或由“原罪“造成的理性毁灭。勒南跟耶稣会教士和忏悔神父一样，他在精神上具有教士那种做作的微笑，就跟所有的教士一样，只有在爱的时候才会变得危险。没有人像他那样，以一种致命的方式来礼拜。勒南的精神，一种麻痹神经的精神，对这个疲弱、患病、意志衰竭的法国来说，无异于一种厄运。
圣波夫。毫无男子气。对阳刚精神怀着小小的怨恨。到处游荡，小巧，好奇，无聊，好打听，全然一个女人性格，具有女人般的报复欲和感受性。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是散布流言蜚语的天才；其手段花样繁多；没有人比他更善于在毒药外裹上一层好吃的糖衣。他的深层本能是鄙俗，正好跟卢梭的愤恨类似，所以都是浪漫主义者，因为在一切浪漫主义背后都有卢梭的报复本能在起作用。他是一个革命者，可以被恐惧控制了。在一些强势力量面前毫无自由。他激烈地反对一切伟大人物和伟大事物，反对一切有自信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和半个女人，还可以感受到一点伟大的力量；他不停地蠕动着，就像那条著名的虫子，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在遭践踏。在某些方面，他是波德莱尔的一个雏形。
《仿效基督》是一本拿在手上会让我在生理上产生反感的书。它总是散发出一种女性的芳香，只有法国人或者是瓦格纳主义者才能够适应它。这个圣徒有一种谈论爱的方式，甚至能让巴黎女人也感到好奇。有人说，那位最聪明的耶稣会教士A.孔德想将法国人绕过科学带到罗马，他在这本书中获得灵感。我相信这一点：它是“心灵的宗教”。
G.艾略特。他们失去了基督教的上帝，却不得不更加坚持基督教道德，这是一种英国式的从一而终， 我不想为此而责怪艾略特这个道德小女人。在英国，为了每一次从神学的小小解放，人们必定会以令人恐惧的方式成为道德狂热分子，以此作为补偿。
乔治.桑。我读过她的《旅行书简》第一卷，跟卢梭写的东西类似，虚假、做作、咋呼、夸张。我受不了她这种糊墙纸似的花哨风格，就像受不了群氓总想显示自己豁达大度的虚荣心一样。当然，我最受不了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却有着带男子气和顽童般的风骚。在这样做的时候她表现得多么沉着冷静，真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女戏子！她写作时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像雨果、巴尔扎克以及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按部就班，只要是写作就会处于这种状态！她会多么怡然自得地躺在那儿，这头多产的写作母牛，身上具有某些很坏的德国人的素质，就像她的老师卢梭一样；不管怎么说，只有在法国人的欣赏力趋于衰败时，她才可能出现！但勒南崇拜她。
我读过托马斯.卡莱尔的生平，这是一场违心的闹剧，一个对于消化不良状态的英雄道德之解释。卡莱尔，一个喜欢吹牛的家伙，一个无法自制的雄辩家，他不断地被一种感觉所骚扰，就是既渴望一种强有力的信念又对此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特点。）对于一种强有力信念的渴望并不能证明他真的有强有力的信念，还不如说情况正好相反。一个人有了这种信念，他就可以允许自己享受一下怀疑论的奢侈，因为他已经十分安全、十分坚定、十分自制。卡莱尔对具有强有力信念的人崇敬有加，对不太单纯的人则很是气愤，由此来麻痹自己的内心：简言之，他需要一种喧闹的氛围。对自己有一种持续不断的狂热的不诚实态度，这就是他的特点。因此他始终让人感觉兴趣。显然，在英国他是由于诚实而备受尊重。好的，英国就是这样；考虑到英国人是不折不扣的假作正经的民族，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理应如此。从本质上讲，卡莱尔是一个英国的无神论者，但他却以自己不是无神论者为荣。
爱默生。比卡莱尔开通一些，逍遥自在一些，也更为复杂一些，狡猾一些，尤其是更为幸运一些。他本能地喜欢精美食物，把无法消化之物扔掉。他比卡莱尔更有欣赏能力。卡莱尔十分喜欢他，但还是这样评论他：“他没有足够的东西供我们食用。”这话说得有道理，但无损于爱默生。爱默生为人和善、聪慧、乐观，不过于认真。他对自己的年龄没有什么概念，既不觉得老，也不觉得年轻，他完全可以用维迦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继承者是我自己。”他的心灵总可以找到令自己满意和感激的理由；他有时能达到一个快乐老实人的超然境界。一次同情人幽会，他十分满意，回来后充满感激地说：‘尽管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寻欢作乐仍然是值得称道的。’”
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他是一个巨大尝试，即通过回归自然、上升到文艺复兴的纯朴来克服18世纪。歌德自身带有这个世纪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现实和革命（革命只是非现实的一种形式）。他借助于历史、自然科学、古代以及斯宾诺莎，尤其借助于实践活动，将自己封闭在一定的视野之中。他不厌弃生活，而是投身于其中。他从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总体，反对理性、感性、情感和意志的分离（而康德的意见正好相反，他以一种可怕的经院哲学来鼓吹这种分离），他训练自己成为这种总体，自我创造。在一个推崇非现实的时代里，歌德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与之相近的一切都予以肯定。歌德塑造了一种身体强健、文化修养极高、体态灵巧、有自制力、自我尊崇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所有领域和财富都给予自己，他强大得足以承受这种自由。他塑造了一种宽容的人，其宽容不是由于软弱，而是出于强大；那些导致平凡天性毁灭的东西，仍可为其所用，从中获益。他塑造了一种百无禁忌的人，其除了软弱，无论是罪恶还是德行都无所谓。这样一个实现了自由的天才，带着欢乐和信任的宿命论，处于世界之中，怀有一种信念：只有个体才可能被遗弃，而总体的一切都得到拯救和肯定，因此他不再否定。但这样一种信念是一切可能的信念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狄奥尼索斯来为它命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所追求的一切，也就是歌德为自己所追求的：理解和肯定总体性，接纳每一种东西，勇敢的现实主义，尊崇所有的事实。
——偶像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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