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这场战争还让不同民族的人们互相隔膜,一个民族仇视和诅咒另一个民族。例如,一个伟大民族在历史上曾为共同的文明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也能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现在却被称为声名狼藉的“野蛮人”,被排除在文明大家庭之外。我们希望历史会作出公正判决,表明正是这个民族,我们所爱的人为之牺牲的民族,没有太违反文明社会的规矩。但在目前情况下,又有谁能站出来对此作出评判呢?
民族的存在形式是国家,国家由政府来治理。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会十分难受地体验到他们在和平时期无法体验的事情:国家禁止每个人去做坏事。这并非是因为国家想把坏事给消除掉,而是因为国家想把它们给垄断起来,就像垄断盐和烟草一样。参战的国家干下一系列坏事,犯下一系列暴行,使我们每个人深以为耻。国家不仅要人们接受其战略方针,也有意识地欺骗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战争在耍手段上已经超出了以前的战争。国家要求公民绝对服从,作出最大牺牲,同时却把他们当成小孩,不让他们知道任何国家机密;国家还实行新闻言论检查,从精神上解除了人民反对奴役力量的武装,使他们无法应对不利形势,无法识破蛊惑人心的谣言。国家无视对其它国家的承诺,撕毁自己签订的协议,毫不知耻地坦陈自己不能餍足的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与此同时,国家却要求每个人都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对此作出表态。
严格说来,幻想破灭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喜欢幻想,因为它使我们免遭感情上的折磨,给了我们心理上的满足。但如果幻想碰上现实后被砸得粉碎,我们不应该埋怨什么。
这场战争有两件事让我们的幻想破灭。一个是国家的表现:它对内作出一副道德维护者的姿态,对外即对其它国家则不讲道德;一个是个人的野蛮表现,而文明人是不应该如此的。
我们先看第二件事。我们要问,一个人是经由什么途径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呢?一种观点是,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在教育和文明环境的影响下,消除了身上的邪恶而代之以美德。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观点,肯定会对下述情况感到困惑不解:许多人尽管受过良好教育,在他身上仍然可以看到邪恶力量的作用。
实际上,“邪恶”是不可能被消除的。精神分析的调查表明,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本能,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其目的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些本能自身无所谓好坏。我们只是根据人类社会的需求来给它们分类。我们不得不承认,被社会指责为邪恶的那些本能如自私和残酷等,具有原始性。
经过长期发展后,这些原始本能以曲折的形式在当代人身上表现出来:它们受到禁止,被引导向别的目标和活动,互相融合,方向有了变化。最后,在某种程度又回到这些本能上。 那些反对本能的反应使得本能以自欺的形式存在,利己主义似乎变成了利他主义,冷酷似乎变成了同情。许多本能一开始就以矛盾的形式出现。对于那些外行来说,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十分奇特,通常被称为矛盾心理。我们最容易观察和最好理解的情况是,深深的爱和深深的恨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精神分析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互相矛盾的感情都针对一个人的现象是并不少见的。
我们知道,将人的性格仅仅分为好的和坏的,是很不准确的。很少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是一个彻底的坏人,或者是一个完全的好人。通常情况是,他在一方面是好的,而在另一方面有些坏;或者在某种外部条件下是好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坏。很有意思的是,孩童时代被看成是坏的强烈冲动,往往成为成年人做好事的必要条件。那些童年表现出明显利己主义的人,很可能成为最乐于助人和牺牲自我的社会成员,我们当中大多数有怜悯之心的人、人道主义者、喜爱动物的人,他们在童年时曾是虐待动物的坏小孩。
文明社会只要求一个人的行为好,而不管他行为的动机,因此大多数人都表示服从社会的要求,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是真心想这样做。受到这一结果的鼓励,社会就进一步把道德标准提高,让其成员更加远离自己的本性,不断地压抑本能。当这一压抑达到极限时,本能就以反应和补偿的形式明显表现出来。这种压抑在性的领域最难实现,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神经紊乱;在其它领域,文明造成的压抑虽然没有产生疾病,却导致了性格畸变。而受到压抑的本能时时蠢蠢欲动,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来冲破压制,让自己获得满足。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只按文明信条那一套办,而不正视自己的本能,他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糟,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都是一个伪善的人。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文明社会特别有利于产生这种虚伪。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心理现实,就会明白:文明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虚伪的基础之上的。应该改变这种情况,这一改变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现在伪善的人要比真正的文明人多得多。
通过上面的观察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安慰:我们不必为世界上的同胞们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文明行为感到羞耻,不必为幻想破灭而痛苦。这种羞耻和痛苦所依托的基础正是产生幻想的东西。实际上这些同胞们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堕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尚。人类的大多数,包括个人和国家,都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控制,许多人得以短暂地满足一下自己被压抑的本能。而这一短暂满足并不会毁坏一个民族业已形成的道德观念。
我们看到,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不能要求太高。也许每一个民族都在重复着个体进化的过程,当其组织和形成较高级群体的时候,实际上同时处于较原始的阶段。民族更容易直接服从自己的感情,而不是较多地考虑到利益问题。利益只是其感情的观念化,是为满足自己感情提供一个理由。为什么各民族之间,就是在和平时期也是互相轻视、厌恶、仇恨呢?这仍然是一个谜,我说不上是什么原因。这与下述情况十分相似:当一群人在一起时,个体的道德观念就消失殆尽,只剩下最原始、最古老、最野蛮的心理状态。也许只有在未来发展的某一阶段,这种状况才可能改变。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比较公平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为这种发展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我们对目前战争和死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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