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态度并非是直接显现的。表面看来，我们对死亡是有思想准备的，把它看成生命的必然归宿，认为死亡是自然的、无法否认的、不可避免的。而实际上我们却用自己的言行表明，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试图“暂不考虑”死亡，或者把它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总想把死亡包藏起来，不肯告人。我们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我想到这事就像想到死亡一样。”当然这是指自己的死亡。我们确实很难想象自己的死，每当我们尝试着想象死亡时，就会看到，实际上我们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因此，精神分析学者认为：归根结底，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亡，换言之，在无意识中，人人都相信自己是长生不老的。
而对于他人的死亡，我们文明人都注意不当别人的面说，只有小孩无所顾忌，他们放肆地用死亡来威胁对方，甚至对所爱的人谈论死亡，例如：“亲爱的妈妈，我很惋惜你会死。不过你死之后，我还会做这个，做那个。”除了医生、律师等职业是同死亡打交道的人，一般的文明人是不会谈论或想到他人的死亡的，除非这个人对自己很坏。如果他人的死亡可以给自己带来自由、金钱、地位等方面的好处，文明人就更加不会去谈这个人的死亡了。我们对死亡的敏感并不能让死神住手，当死亡来临时，我们的感情会经受极大震撼，好像我们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一样。于是我们开始强调导致死亡的偶然性：事故、疾病、感染、衰老等等，这种做法暴露出我们在竭力改变死亡的意义，把一种必然性变为偶然性。当大量的人同时死去时，我们感到特别可怕。对于死人，我们有一种特殊态度，就像在向一个完成特别困难任务的人表示敬意那样。我们在评价死人时往往是只说好话，不揭短处，所谓隐恶扬善。由此看来，在悼词中和墓碑上只写上对死人有利的话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本来死人是不需要什么敬意的，但在我们这些活人看来，对死人的敬意似乎比说实话更为重要，甚至要超过对活人的敬意。
在所爱的人如妻儿老小、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死去的时候，文明人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达到极点。这时我们感到痛不欲生，好像所有的希望、尊严、快乐都随着死去的人进入坟墓；任何事情都不能安慰我们，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此看来，我们的行为也像阿什拉族的原始人一样，几乎要随着所爱的人一起去死。
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容易被爱情所控制，所爱的人死后我们往往痛不欲生。这就让我们不愿意想到自己也会有危险，也不愿意想象同自己有关系的人会遭到不幸。我们往往不敢去从事那些危险而又必要的工作，如空中飞行、远征敌国、爆破实验等等。我们不敢设想自己会遭到不幸，因为如果那样了，像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样重大损失如何让能够得到弥补呢？我们总是想从所有的事情中排除死亡，同时也就排除了其它许多东西。
这一切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我们力求在虚构世界即文学和戏剧中寻找某种能给贫乏生活以补偿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了知道该怎么去死的人，看到了能够杀死他人的人。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才同死亡有一种协调的关系：人世间变化无常，我们自己却平安无事。在现实人生中，是不能有失误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人生不像下棋，不可能重下一局，也无法悔棋。而在文学领域中，我们找到了所希望的多种多样的生活。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好像随着某个确定人物死去了，实际上他是死了，而我们还活着。我们随时准备跟着下一个人物再次死去，不过是象征性的。
而战争显然让这一切有了根本改变：我们再也无法否认死亡，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现在是真有人死去，而且是许多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天一起死去。再也不能说死亡是偶然事件了。一颗子弹打中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似乎也是偶然巧合的情况，但活着的那个人也随时可能吃上另一颗子弹而死去。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意识到，死亡再也不是偶然事件了。这时，生活又变得趣味盎然，生命充满了意义。
——我们对目前战争和死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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