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贵族出身的人追求精神生活，希望离群索居、闭门思索，他们以一种比较优雅的方式进行统治，也就是从某一等级中精选一些追随者或成员来实际管理，他们自己则利用宗教获得安宁，远离管理世俗事务的喧闹和繁杂，躲开了一切实际政治活动不可避免的肮脏和残酷。例如婆罗门就是这样做的。借助于宗教组织，他们拥有为民众指定国王的权力，同时又超然于政事，去完成那些高于国王的使命。
宗教还给予某些被统治者以机会，使他们有可能在将来进行统治，这是指那些慢慢兴起的阶级和等级；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幸运的婚姻关系，通过增强意志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通过宗教提供的动力和诱惑，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体验到控制情感、深思默想和寂寞孤独的滋味。一个种族要想超越其低级血统，上升到更高等级，禁欲主义和清教主义是其必不可少的手段。
最后，是那些普通的大众，他们只有通过劳作才能生存下去，宗教让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境况，内心宁静，乐于服从，看起来容光焕发，原谅了自己精神上所有卑下、平庸和贫乏的东西。宗教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伊壁鸠鲁哲学对较高级的受苦者所起的作用一样。不过宗教起作用的方式比较特别，很高雅地利用了苦难，最后甚至将苦难神圣化了，证明它们的存在是有正当理由的。基督教和佛教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它们有办法教导那些最卑下的人尊崇表面上高其一等的东西来提高自己，从而让他们对现实社会感到满意，尽管他们在这个现实社会生活得十分艰难，而据说这种艰难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宗教的作用，揭示其隐藏着的危险性：如果宗教并不是哲学家掌握在手中培养和教育人的工具，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如果宗教想充当世界的最终目的，而不是一种工具，那么，要付出的代价总是沉重而可怕的。就像在其它动物那里一样，在人类中也总是有一些有缺陷的人、患病的人、退化的人、必然受苦的人，而成功的人只是例外；考虑到人还是未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动物，这种成功者是很罕见的。更糟的是，一个人发展得越高级，他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人类社会体制中的偶然性和非理性规律，会对这些较高级的人产生可怕的毁灭作用，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较为脆弱、多种多样、难以确定。那么，这两种最大的宗教对人们生活中过多的失败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们力求保存一切可以保存的东西；实际上，作为遭受苦难者的宗教，它们原则上是站在这些人一边的；它们总是喜欢那些将生活看作痛苦的人，而将其它的生活体验看作虚假而不可能的。无论人们对这种溺爱式、保护式的关怀（也关怀其他的人，但更多地是关怀那些遭受苦难的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我都要说，这两种迄今为止至高无上（这是对其通常的评价）的宗教是造成人类停滞在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们保存了太多本该毁灭的东西。
人们确实感谢它们所作的贡献；只要一想起基督教为欧洲所做的一切，都会充满感激。但是，在它们给予遭受苦难者以安慰，给予被压迫者和绝望者以鼓励，给予孤苦伶仃者以支持，将社会中的落魄者和精神苦闷者引入修道院和忏悔室以后，它们还要做些什么，才能有条不紊、问心无愧地来保存这一切病患者和遭受苦难者，从而加快欧洲种族的退化呢？它们要做的是：颠倒一切价值判断！摧垮强者，破灭伟大梦想，怀疑爱美之心，毁灭自由感、男子气、征服欲、统治欲（这是最高级、最成功的人具有的天性），将这一切变为犹豫彷徨、内疚自责、自暴自弃，将对现实的热爱和统治尘世的欲望颠倒为对尘世和世俗的憎恶，这就是教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直到按照它的标准，最后人们做到“不爱钱财”、“不好酒色”、“成为高级人”为止。如果我们以伊壁鸠鲁式的嘲弄而客观的态度来看欧洲基督教这场让人莫名难受的喜剧（它既粗糙又精细），就会惊讶不已，还会大笑不止；某种意志统治欧洲1800年，最后产生一个崇高的怪胎，实际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如果有人态度相反，像欧洲基督徒那样（例如巴斯卡），手执一把神圣的大斧来考察人类这种自愿的堕落，他就会带着愤怒和同情，浑身颤抖地说：“嗨，你们这些蠢货，你们这些专横而可恶的蠢货，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你们敲打和破坏了我最美好的石头！你们想弄出什么来？”
我要说的是，基督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灾难。人还没有伟大和坚强得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来塑造人类；人还没有那样的强大和卓见，以至于能以崇高的自我克制来任凭千百万人失败和灭亡；人还没有崇高得能够分清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同的等级和差别：而这样的人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下一直支配着欧洲的命运，直到最终产生一个发育不全、十分可笑的物种，一个群居的动物，恭顺有礼，病病歪歪，稀松平常，这就是现在的欧洲人。
——善恶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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