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应该对犯罪的生理方面的原因进行思考。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承认道德地思考也就是精神健康地思考，那也就等于承认，犯罪者跟精神病患者并无实质的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把犯罪者当作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来对待。这样说并不是出于怜悯或仁慈，而是出于医生的认真考虑。也许犯罪者需要的是换个环境，结识新人或者短暂休整一下；也许他需要一个人独处或者换一个职业；也许他愿意过一段被监禁的生活来抑制自己某种危险的冲动；无论什么，只要对他的精神健康有利，我们都应该提供给他。我们应该将他痊愈的可能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如果情况很糟糕，我们也应该将无法治疗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有些犯罪者已经病得十分厉害，连他自己也极其憎恶自己，我们还应该给他提供自杀的机会。总之，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帮助犯罪者恢复精神上的自由和生活的勇气，除去他内心的悔恨，就像除去一些脏东西那样；我们应该告诉他，通过帮助别人或整个群体，他完全可以弥补自己以前的过失，并且还可能做得更多。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特别是应该允许他更改姓名或不断改变居住地，以此使他的声誉和将来的生活不受过去的影响。确实，在当前的情况下，每一个受害人都希望对犯罪者实施报复，无论其被伤害能否得到赔偿；而法庭总是按照法律条文，像一个执掌天平的买卖人，在秤的一端放上“罪恶”，在另一端放上同样分量的“惩罚”。我们难道不能超越这一报复行为吗？如果我们可以抛弃自己古老的报复本能，抛弃关于罪恶的信念，像基督徒那样为自己的敌人祝福，去帮助那些侵害过自己的人，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轻松愉快！让罪恶这一观念滚一边去吧！让“惩罚”的观念也跟着滚吧！从此以后它们不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

　　其次，我们可以想一想，犯罪者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跟病人十分相似：病人将自己的焦虑和糟糕的情绪传播给他人，他们什么都不干，还消耗别人生产的东西，他们需要照护、医生和休养，耗费了健康人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今天如果有谁希望因此对病人进行报复，我们都会指责他没有人性。但是，在以前的年代，人们却正是这样做的。在原始文明中，甚至在今天我们一些未开化的民族中，病人实际上是被当作罪犯看待的，也就是说，他们被看成群体的一种威胁，一种凶神恶煞的寄身，他们由于犯下某种罪恶而被这些凶神恶煞附体。因此，当时的法律条文是：每一个病人都是一名罪犯。那么，现在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采取跟他们完全相反的态度呢？难道我们不能说，每个犯罪者都是一个病人吗？不，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我们缺乏这样的医生，在他们手中，那些传统称之为实践道德的东西才能转化为治疗科技的一部分。我们缺乏对某些事物的强烈兴趣，而它们有可能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就像以前年代宗教狂热时期的情况那样。教会也缺乏能够改善人们精神健康状况的人才。我们的中小学也缺乏身体保健和合理饮食方面的课程。那些志在废除法庭和刑罚的人们还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还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敢于宣称，他是以接纳寄生者的多少来评判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同样的，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领袖敢于以一种宽宏大量和仁爱厚道的精神来实践下面的格言：“请用犁头来开辟土地，这样，跟随其后的禽兽们也会为你欢呼，万物都将为你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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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强者类型，是一种病态的强者。如果是在荒野之地，如果处于一种更加自由、更有风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之中，其作为强者的进攻和防卫本能本可合法存在。在现实社会中，他的德行遭到拒斥，他最活跃的本能冲动一旦出现，立即就会与压抑、猜疑、恐惧、耻辱交织在一起，而这会导致其生理上的退化。一个人不得不秘密地进行他最擅长和最喜欢的事情，长久地处于紧张、小心和诡秘状态，他就会变得贫血；由于他从自己的本能那里得到的只是危险、迫害和灾难，他的情感转过来会反对自己的本能，他因它们而痛苦。这就是我们那被驯化、被调和、被阉割的社会，一个来自高山大岭或深海大洋的自然冒险者必定会堕落为罪犯；或者必定会证明自己比社会更强大，例如科西嘉人拿破仑。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言具有重要意义；顺便说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我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心理学家，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幸遇，甚至超过司汤达。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那些付钱的德国人。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发现这些被断绝了回归社会之路的重刑犯跟他原来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那些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料雕刻而成的。让我们对罪犯问题展开更为广泛的思考：设想这类天性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公众的认可，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会被看作有益和有用的，有一种贱民的感受，感到不平等、被放逐、无尊严、成了污泥浊水。所有这些天性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具有地下生活者的色彩，与生活在阳光里的人相比，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苍白。然而今天我们所赞扬的几乎所有生存方式，以前都是生活在这样的半坟墓氛围中：如科学家、艺术家、天才人士、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等等。如果教士被看作最高类型，每种有价值的人都会被贬低。我预言，这样的时代正在到来：教士被看作最低的类型，看作我们的贱民，看作最不诚实、最不体面的人。我注意到，尽管现在地球上，至少在欧洲，风俗习惯的统治处于最温和的时期，每一种怪癖、每一种长久的、太长久的地下状态，每一种不寻常、不透明的生存方式，都会让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类型。所有的精神创新者在一个时期其额头上都烙有贱民那苍白宿命的标志，并不是因为他们被这样看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所有传统和荣耀隔离开来。几乎每个天才都意识到“卡提利那式的生存”，对于已存在和不再生成的一切之憎恨、报复和反抗的感情，是自己的一个发展阶段。卡提利那，每一个凯撒的前生存形式。

　　——曙光、偶像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