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邹一清创建抗日八大队

　　1939年2月，四中队奉总队长的命令，由古角山调回国民党的驻地小溪山。

　　黄梅县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迅猛发展，引起国民党五战区广西军和鄂东保安司令程汝怀对黄梅的不满和忌恨。首先他们对委派的县长刘鸿逵产生怀疑，于是将刘鸿逵撤换调离黄梅，调来了广西军某团政治部主任陈宗猷任黄梅县长。陈宗猷广西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一个国民党顽固派，为人阴险狡猾，表面上对共产党抗日武装伪善，实际上千方百计进行限制和扼杀。他上任不久，便将县总队副队长换上了广西军的军官。又于3月份以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突然命令解散黄梅县第四中队，将四中队部分战士编入第二、第五两个中队。

　　1939年3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派党委成员李丰平来黄梅巡视党的工作，并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由他主持，在土桥孙达腊家召开了黄梅县干部会议，会上汇集了全县各区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敌、顽、我几方面的形势，准备成立鄂皖边地委。

　　1939年4月，在黄梅土桥成立中共鄂皖边地委，书记李丰平，组织部长桂林栖，军事部长邹一清，领导鄂东的黄梅、广济、蕲春和皖西的宿松、太湖、望江等县党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该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9年6日，在黄梅抗日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经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批准，由鄂皖边地委主持，在黄梅县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八大队。原中共黄梅县委领导的第四中队130多人经解散后又迅速归队，成为八大队的骨干。经过统战工作，还争取了第二、第五两个中队100余人参加了八大队。

　　原来四中队存在期间，国民党县政府还提供口粮，不发服装，不补充枪支弹药。现在八大队纯属共产党领导，县政府连口粮也不管了。粮饷、军需都要自己筹备。为了筹集军需，扩建八大队，邹一清带领他的八大队又一次进古角山。王浩然与王亚枝等人商量着，为了支援、扩建八大队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决定在古角山召开抗日动员大会。

　　夜晚，王浩然带50块银元，到一保保长汪月波的家，送给他作为一点资助。人皆嫌命穷，谁不见钱亲。王浩然还要他联络其他几个保长，定于两天后在柳林河召开抗日动员会，由他主持，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讲话。因为汪月波是古角镇有名望的保长，国民党用他，共产党也利用他。战争年代，上层政权走马灯似的变动频繁，基层政权相对稳定，形成“两面政权”。国民党来了，为国民党办事，共产党来了，为共产党办事。有的地方还保持“三面政权”，日本佬来了，为日本佬做应付。

　　两天后，共产党在古角山柳林河滩召开了有几千人的大会。用门板搭起的平台两边，木立柱上贴有一幅大长对联，立柱上方拉着大会会标“抗日动员大会”。会场周围的大柳树上贴着许多用红纸写的标语：“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会前，张龙英在讲台上教台下的青年男女们唱歌：

　　《游击队歌》

　　肩上扛着枪，

　　手榴弹插腰旁，

　　草帽背肩上，

　　挺起胸膛向前方，

　　爬过万重山，

　　好似一群猛虎下山冈。

　　见敌人，莫惊慌，

　　急忙跑到大路旁，

　　找目标，瞄准来放枪，

　　乒乒乒，乓乓乓，

　　打得鬼子发了慌，

　　丢下子弹和军粮。

　　小车推，大车装，

　　欢畅畅，喜洋洋，

　　唱着歌儿进村庄。

　　歌声中，汪月波、王浩然引领着王亚枝、邹一清、桂林栖、郑重等人走上讲台，在板凳上坐下。歌声唱完，王浩然走到台前，掏出手枪，对着天空，连放了两枪，表示大会开始，大家安静。汪月波走向台前，向群众招了一下手，大声地说：“父老们，乡亲们，今天古角山召开群众抗日动员大会，现在大会开始，下面由王亚枝讲话。”

　　王亚枝走向台前，大声地说：“父老们，乡亲们，兄弟们，今天的大会是抗日动员大会，我们五千年的古国，从来没有遭遇倭寇如此的侵扰，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支离破碎，国将不国了。”他用手擦了一下快要掉下来的眼泪，继续说，“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掳，无恶不作，有谁能容忍！如今国难如斯，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分南北，不分贫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青年们，开明的士绅们，国难当头，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固我国土，保我家园，共赴国难，是我们这一代人神圣的使命！”

　　王亚枝讲完，王浩然走向台前，郑重地说：“我代表古角山抗日自卫队的全体队员集体报名参加八大队，与八大队合编。另外，我私人向八大队捐献银元1000块，购枪支弹药。”说完，向台上坐着的邹一清交上1000元的银票。在王浩然的带动下，有不少的开明士绅上台，报名登记捐款，有500元、400元、300元、200元、100元不等，约定下午按登记数送钱交八大队领导人。还有40名青年上台报了名，自愿参加抗日八大队。

　　最后，桂林栖走向台前，大声地说：“父老乡亲们，今天在古角山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有许多爱国士绅为抗日捐了钱，有许多爱国青年报名参加抗日八大队，我代表八大队党组织向爱国士绅、爱国青年和古角人民致以衷心的谢意！”桂林栖立正向台下群众敬了个军礼，接着说：“古角山区是革命根据地，古角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在各个革命时期，古角人民为追求民主解放，跟着共产党前仆后继，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大敌当前，国共合作，齐心协力，共同抗日，我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不论党派，不论阶级，只要不当汉奸，支持抗日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会后，由八大队人员带头进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日军赶出中国去！”等口号声响彻古角山的上空。

　　接下来，在桂林栖、邹一清等人的指导下，对古角山抗日自卫队进行了改编，改编为八大队的一个中队，原班人马，队长王浩然，指导员王亚枝。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古角山抗日根据地，巩固根据地。经桂林栖、邹一清、郑重等人批准，建立了停（前）古（角）乡抗日民主政府，办公地址设在王氏七户祠堂，乡长王浩然，他是古角山军政一把手。副乡长刘兴汉，宣传委兼秘书陈永清，武装委王楚卿，乡通信员王月清，妇女委兼联络员张龙英，全部是老铺村人，张龙英也是老铺媳妇。大革命时有这样一句传言：古角山是红色苏区，柳林是红色的中心，老铺是中心的中心，革命的大本营。土地革命失败后，王焕庭在古角山杀绝了300多户，老铺村仅老屋塆不足一百户的塆子就杀绝了70多户。

　　当时，黄梅的形势是：县城及其南边的城镇是日军的地盘，小溪山是国民党的地盘，古角山是共产党的地盘，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紧接着，桂林栖又调来黄梅第一区由队长吴国珍、副队长吴白水带领的区自卫队40余人，还调来第二区区委石莹亲自组建的区自卫队100余人，加上各区委临时动员党员和青年参军100多人，八大队共有500多人。他们临时驻扎在王氏祠堂和王浩然的家里。

　　一天夜里，桂林栖在王浩然家里，两人谈论诗词，谈了一阵后，桂林栖说：“我们来玩诗好吗？”王浩然说：“怎么个玩法？”桂林栖说：“一首绝句诗，我吟前两句，你吟后两句，你的诗意要与我的诗意前后吻合贯通。”王浩然说：“行，你先吟。”桂林栖吟诗道：“生子当如孙伯符，仲谋毕竟是庸夫。”宋词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一句，因孙仲谋投降曹丕，桂林栖认为此句不当，他认为孙仲谋远不如他的兄长孙策，孙策又名孙伯符。王浩然答诗道：“坐拥江东终偏局，不思中原图霸术。”“妙！”桂林栖鼓了一下掌，他俩同年生，是老庚，因为他的两句诗是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吟出来的，王浩然毫无准备，仓促之间对答如流，前后诗意吻合贯通。桂林栖高兴地说：“你是个奇才。”

　　1939年6月15日，鄂皖边地委在黄梅县土桥铺附近的刘氏祠堂里，召开了组建八大队全体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经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批准正式成立。鄂皖边地委书记李丰平主持大会，经过一番动员讲话之后，宣布了大队干部和各中队干部的任命，邹一清任大队长，桂林栖任内定的政治委员，郑重（湖北江陵县人，大学文化程度，刚调来黄梅不久）任政治部主任，苏鹏任参谋长，蒋永孚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吴光治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还宣布了5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干部的任命。会上还布置大家回到各地组织好队伍，三天后到黄梅县太白湖南边的周宣村召开成立大会。

　　6月18日，在敌后蔡山镇100多户的周宣村召开了成立大会，干部和战士按建制组合。向县内外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成立宣言》，申述八大队的成立，是中华民族黄梅一方最优秀的儿女，秉承着民族至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担当起国家赋予全国人民救国的重任，毅然揭竿而起，誓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八大队共有将士500多人，有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其余是大刀和长矛。500多人中，只有几个领导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其余都是黄梅同志，因此，八大队实际上是黄梅人民建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八大队成立后，战士们都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兴致勃勃，信心百倍，要与日军大战一场，不杀几个鬼子兵，誓不回家乡。

　　正是：磨刀霍霍上战场，消灭日寇保家乡。

　　（此章主要素材来源于历史资料，部分素材由汪怒安、汪当生、王金星分别口述提供，桂林栖与王浩然对诗的素材是老铺村民王国治提供。）

　　三十二 乌珠尖惨案和龙峻寺越狱

　　八大队成立后，立即在黄梅南部太白湖周围的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连续多次袭击了胡世柏的日军据点。有一天，八大队第三中队在中队长洪涛的率领下，袭击胡世柏日军据点，打死敌人5名，军威大振。几天后，八大队集中开往黄梅北部“四山”地区，试图在那里建立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八大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桂林栖与大队长邹一清率领1、2、3中队从西边北上，经大河铺到考田山区；另一路由鄂皖边地委书记李丰平、八大队政治部主任郑重与参谋长苏鹏率领4、5两个中队和手枪队从东边北上，经梅济堤，越过县城南面的马尾山，到古角山区。

　　八大队建立之时，正值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蒋介石先后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等反动文件，正酝酿着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黄梅，顽固派县长陈宗猷彻底撕下伪装，露出狰狞面目，充当反共急先锋。他向上级密报诬蔑黄梅县共产党建立八大队是“另立山头、与国军为敌”，是“叛变造反”，结果引发鄂东敌顽势力对八大队进行大举进剿。这次进剿行动，由国民党鄂东保安司令程汝怀任总指挥，以国民党广西军程树芬师为主力，鄂东顽军十七纵队王丹候部和各县保安团紧密配合，共有3000多兵力对八大队进行突然围攻。

　　正当八大队兵分两路向北转移途中，突然遭遇6倍于我的敌军大举围攻。由于东西两路队伍相距甚远，互相不能照应，形成两支孤军，遭到敌人的拦截、分割和攻击，领导也来不及开会商量对策，缺乏统一有力的指挥，八大队左右不能接应，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了阵脚。郑重率领东边一支队伍在途中与桂系顽军程树芬师一部打了一仗，双方都有很大伤亡。后突出重围，绕道县城北进，又遭顽军围追堵截，还以为是“误会”，派五中队指导员刘瑛带队员汪柱到县政府递交《宣言》，解释误会，当即被县长陈宗猷扣押。随后一部分队伍突破阻拦进入古角山区，又遭顽军包围。参谋长苏鹏前往敌营谈判，因苏鹏刚从新四军第四支队调来，身着新四军军服和标志，带有合法证件，结果也被顽军扣留。谈判不成，敌军包围缩小，在紧急关头，王浩然、王亚枝带领古角第四中队队员，抢占了有利的山头，用冲锋枪向敌人一阵扫射，打开一条缺口，掩护李丰平、郑重等首长和队员们向北山突围。副队长刘兴汉、乡宣传委陈永清牺牲，王月清和部分队员安全转移，队长王浩然、指导员王亚枝、乡武装委王楚卿等人被生擒。五中队指导员刘瑛和汪柱等20多位指战员和战士先后被俘。

　　李丰平、郑重等由古角向北山突围，经过吴李（塆名），原苏维埃时期停古乡宣传委员，现任农协委员，家住吴李的王六妹主动为他们带路，因李、郑是外县人，对北山路线、山势不熟悉。到北山后，王六妹搀扶着他们爬上崇山峻岭，将李、郑藏在石洞里，并为他们奔走找吃的。

　　邹一清率领西边一支队伍经过几次战斗，也被顽军十七纵队王丹侯部打散了建制。第三中队队长洪涛等人在奋战中英勇牺牲,第二中队队长洪忠和程中高、张冬一等人被擒。桂林栖、邹一清少数人在一中队队长队员们的掩护下，突出重围，来到北山，与李丰平等人会合。后来，李丰平、桂林栖、蒋永孚等分别转移到皖东。邹一清与郑重等人仍在北山活动。

　　参谋长苏鹏被俘后押解到安徽省太湖县杀害，黄梅县委委员石莹到广济县郑公塔执行联络任务，被顽军逮捕，就地杀害。

　　顽固派县长陈宗猷指使其爪牙，在全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200多人，关押在小溪山油铺柳上屋、西柳大屋和胡洼等村子的临时牢房里。反动县长陈宗猷不顾全县人民的强烈反对，疯狂迫害这些抗日志士，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这些抗日勇士们坚强不屈，在牢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少年先锋队之歌》等抗日歌曲，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无罪”等口号，严词痛斥国民党顽固派镇压抗日军民的反动罪行，揭露陈宗猷之流倒行逆施的丑恶嘴脸。面对敌人的刀枪，抗日志士们一个个无所畏惧，大义凛然。

　　1939年8月12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反动县长陈宗猷下令，将牢房里关押的八大队将士和其他抗日志士吴国珍、刘瑛、汪柱、王显如、石保亚、冯瑞云、刘汉邦、李寿君、李伯成、吴伯水、陈金生、张杰、张进、周振扬、杨业芝、洪继良、殷日红、徐金龙、徐红龙、桂龙、翟孟侯等28人，押解到小溪山乌珠尖的山谷里用机枪杀害。

　　乌珠尖坐落在小溪山东北部，海拔近千米，山势巍峨陡峭，像巨人挺立，主峰两旁各突起一座挺拔的山峰，如巨人高举着双臂。山谷里苍松翠柏，绿荫如盖。这样秀丽的山谷，竟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屠杀抗日志士的刑场。

　　这天下午，陈宗猷等顽固派如临大敌，在西柳大屋和胡洼到乌珠尖的10多里山路上密布岗哨，禁止老百姓通行。28位抗日英雄被五花大绑，用长麻绳一个连接一个，每两个荷枪实弹的敌兵押解一个。一路上，英雄们进行反抗和斗争，因此走得很慢，十几里山路竟用了几个小时。来到乌珠尖山谷，已是傍晚时分，暮色苍茫，刽子手头目下令停止前进。刽子手将英雄们押到山谷中一块大草坪上，周围架起几挺机枪。英雄们明白，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他们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一个个顶天立地。20岁的中队指导员刘瑛高声朗诵一首英雄的诗篇：“抗日救国赴刑场，碧血长留日月光。化着乌珠松与柏，顶天立地傲风霜。”刘瑛朗诵完毕，曾担任湘鄂赣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的共产党员吴国珍昂头大笑，连呼“好！好诗！”敌人用手枪首先对着他们开了枪。共产党员汪柱接着高呼：“同志们，我们为了抗日，不死沙场死刑场，可悲可笑可恨！”众勇士一齐发出怒吼：“抗日无罪！”“断头流血不投降！”“野兽们，你们开枪吧！”一双双怒目圆睁，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刽子手们吓得发抖，慌忙开动机枪，随着嗒嗒嗒的机枪声，英雄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抗日英雄们精神千古，浩气长存！

　　乌珠尖杀害抗日英雄的案件发生后，全县民情激愤，民主人士於甘侯听说，从病床上爬起来，连连在地上捅着拐杖，大骂道：“陈宗猷，不是个东西，我要摔他两棍！”

　　乌珠尖惨案后，国民党县政府在小溪山安身不牢，便迁到龙坪山，它的临时牢房设在龙坪山龙峻寺。这里关押着在乌珠尖没有被杀害的八大队指战员和战士，他们有洪忠、程中高、张冬一、何瑞民、王亚枝、孙忠、孙达生、刘介仁、熊记福、王浩然、王楚卿等18人。他们全部被戴上脚镣手铐，关押了好几个月。

　　1940年初的一天，敌人从白湖渡地区捉来一个人，名叫黄霸生，是一位身材高大结实的中年汉子，也关押在龙峻寺监狱里。洪忠主动接近他，一个星期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在洪忠的启发下，黄霸生愿意参军抗日。在他们密谋策划下，一场振奋人心的越狱突围行动开始了。

　　这天晚上，午夜时分，在洪忠的指挥下，黄霸生首先露出一手绝技，他三两下就把洪忠的脚镣手铐砸开了。然后一传二，二传三，大家齐动手，全部镣铐都砸开了。接着他们又一下扭开牢门的铁锁，打开牢门，站岗的哨兵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昏了。洪忠带领大家冲进看守牢房士兵的寝室去夺枪。看守牢房是一个加强班，共15人。他们一枪不发，趁敌人在睡梦中夺来机枪一挺，冲锋枪2支，步枪12支。

　　洪忠是龙坪山人，对这一带地形熟悉，龙峻寺越狱后，迅速带领大家转移。先涉过龙峻寺旁的溪沟，爬上石山，在山坡上休息片刻，听到背后传来枪声。原来敌人被惊醒了，敌中队长张人俊带兵追来，洪忠指挥大家埋伏在石山上堵击敌人。一场伏击战，敌人4死6伤败了下去。谁知反动县长陈宗猷命令自卫队总队长穆振球带3个中队随后追到石山。抗日志士更加英勇，又打了一场伏击战，敌人8死10伤撤退了。两场伏击战打死敌人12人，打伤16人。

　　大家在洪忠的带领下，翻上莲苞尖，来到山中小庙梅源寺，庙里住持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又继续急行军转移到北山。此时邹一清、郑重带领少数八大队的同志正在北山活动，在王六妹的联络下，与洪忠他们会合了。大家喜出望外。第二天，邹一清领导大家翻过界岭，来到蕲春县唐山，在王家冲和姜家冲休息了三天。然后到处打听，与党组织联系不上。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八大队只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把枪支埋了，动员大家投亲靠友，队伍解散。正是：身后有余难缩手，眼前无路必回头。邹一清、汪纯如、戢记火、洪忠几个人来到黄宿边界偏僻山林隐蔽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王浩然在王家冲写了一封信，叫一个农民把信送到他家去，他家人会给农民两块银元的跑路费。信中要管家王火山把石印机沉到门前水塘里去，带1000元钱，与张龙英一同到九江，在船码头附近的陈泰旅社会面。他担心张龙英沾了革命的边，敌人会找她的麻烦，想让她与他一起到九江朋友家避难。他与王亚枝、王楚卿先行一步，晓宿夜行，来到九江陈泰旅社等着。

　　王火山带了1000元钱，约张龙英半夜从柳林家里动身，晌午时分，到了小池口。也没吃早饭，走了百多里路，已是饥肠辘辘，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俩走进一家饭店吃午饭。饭还没吃完，进来一队日本兵，叽里哇啦的一阵，一个鬼子兵见了张龙英，一阵狞笑，高声叫嚷着：“花姑娘，米西米西。”鬼子兵见张龙英年轻俏丽，竟把她抢走了。走到一个僻静去处，日本兵准备轮奸。为头的日本兵说：“牛岛司令昨天到了小池，我们不如把这个美人献给牛岛司令，我们都会升官受奖的。”另一个日本兵说：“我们先轮奸了，再送去不迟。”头头说：“如果先轮奸了，再送给牛岛司令，我们会杀头的。”

　　最后没有轮奸，日本兵用一根绳子将她的胳膊花起来（没有五花大绑），一个鬼子兵牵着绳子走在前面，其他几个鬼子兵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张龙英想，羊落虎口，想逃一定逃不掉。张龙英见前面的鬼子兵腰间摆动着一柄短剑，心里一阵激动，热血直往脑门上翻涌，她抢前一步，拔出短剑，往自己颈上一勒。鬼子兵夺过短剑，她一下倒向血泊中。可怜一个绝色美女，生不逢时，为避玷辱而轻生。正是：宁学尤姐刎颈去，不做日军奸污女。鬼子兵见她血流如注，都跑了。附近两个居民把她抬到医务室急救，因未伤及大动脉，竟慢慢地活过来。

　　王火山到陈泰旅社会见了王浩然，交了钱，讲述了张龙英被抢的经过。王浩然长叹一声，抑郁半晌，沉痛地吟诗两句，“世事凶险难自料，一段恋情九重悲”，表达他对日军的憎恨和对女友的思念。接着，王浩然问王火山：“石印机被敌人搜去没有？”王火山说：“我和老板娘听说你被敌人生擒了，当夜，就把石印机沉到门前水塘里。第二天，来了一队兵，长工们都跑到山上躲起来，家里只有老板娘一人，敌人问她石印机藏在哪里？她守口如瓶，一字不吐。敌人用枪托砸她的头，砸得鲜血直流，两个敌人又抓起她的两条腿，把头浸在门前水塘里淹。塘深水污成绿色，塘面上又长了一层浮萍，石印机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也没有发现。老板娘被淹得快要死了，敌人才把她拉上来，扔在塘边就走了。敌人走后，我们才回来，慢慢将她救活。”

　　听完王火山的讲述，王浩然掉下两串热泪来，又叮嘱王火山，要他把家里一切事务打理好，自己要在九江躲避一段时间才能回去。说完，就打发他回家了。王浩然给王亚枝、王楚卿每人借200元钱，各奔东西，他自己到朋友家去安身。几天后，王浩然听说张龙英在小池医务室还活着，就到小池医务室为她付了医药费，还感谢了抢救她的两个居民，把张龙英接到九江与他同居避难。正是：问世间情为何物，与恋人生死相伴。

　　不久，王亚枝、王楚卿都被日本鬼子抓去了，但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是后话。20世纪末期，由区级干部王平牵头，组织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募捐，在乌珠尖山麓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亭。

　　正是：巍峨山岳埋英骨，长使忠魂向太阳。

　　（此章素材主要来源于历史资料，部分素材由汪怒安、汪当生、吴润芳分别口述提供。）

　　三十三 於甘侯杖打县长陈宗猷

　　在黄梅第一次抗日高潮中，由于中共黄梅县委忠实地执行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调动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英勇地投入抗日战斗，而且团结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都尽心尽力地为抗日救亡而斗争。著名绅士於甘侯就是其中的代表。反动县长陈宗猷杀害抗日志士的暴行，也激怒了於甘候。

　　於甘侯，字树棠，黄梅县渡河桥人，1874年生于书香之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进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任江西宁都知州，担任过前清国史馆顾问，后又在北平交通大学任教。他桃李满天下，皆是高层进步人士。辛亥革命后，他任湖南章县知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哈尔滨海军学校任秘书。以后长期寓居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善书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夜为抗日奔走呼号，并告诫两个儿子说：“我们岂能苟且偷安而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应当热血洒疆场，不做亡国奴！”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先后在北平和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七七”事变后，华北失守，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年过半百的他从北平回到家乡黄梅，他是省府参议员，又参加了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担任县动委会副主任委员。在动委会的会议上，他多次强烈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抗日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我中华，保我家园。”为抗日游行时，他积极地走在队伍的前列。为抗日募捐时，他带头捐献出大批钱粮和衣物。他到处奔走，联络和动员商会会员坚决抵制日货。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排挤共产党，他在全县会议上为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大声疾呼地表态支持。他不仅与共产党领导人桂林栖、邹一清、蔡琼等来往密切，而且满腔热情地支持抗日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组织，亲自动员他的学生张日利等人参加黄梅县青年战时服务团和黄梅县青年抗日先锋队。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黄梅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排斥和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蒋永孚、王占松等青年，组织黄梅县青年战时服务团，宣传抗日。国民党顽固派诬蔑他们“宣传赤化”，要取缔这个组织，要逮捕服务团骨干。面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於甘侯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声望，与顽固派据理力争，支持服务团的行动。虽然服务团最终被解散，但顽固派企图逮捕抗日青年、扼杀抗日力量的险恶用心却没有得逞。

　　日军侵略黄梅以后，於甘侯支持桂林栖、邹一清、蔡琼等共产党员，向国民党县政府发出抗日的公开信，并劝说和督促县长刘鸿逵与共产党合作。在全县行政扩大会议上，他首先表态支持桂林栖提出的建立武装保卫家乡的主张。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冒着风险掩护、帮助共产党员和抗日青年脱离险境。在抗日武装遭到顽固派刁难、封锁而出现困难时，他暗中筹措经费和购买枪支弹药、医疗用品，支援抗日部队。他为共产党开展抗日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使国民党顽固派怀疑、忌恨他，想诬陷他。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说：“我有生之年能为救国救民做点有益的事，死亦可慰！”

　　1939年6月，反动县长陈宗猷充当反共的急先锋，积极会同鄂东顽固派军队对新四军江北游击八大队进行疯狂剿灭。听说此事，他义愤填膺，义正词严地痛斥顽固派说：“值此全民族抗日之际，我们理当一致对外，你们却联日剿共，共室操戈，良心何在，天理何存？”他对一些朋友说：“我们不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应当挺身而出，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他连日连夜四处奔走，组织地方上许多民主士绅联名上书陈宗猷，奉劝他悬崖勒马，警告他：“如果倒行逆施，必将成为千古罪人。”

　　获悉八大队失败，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病倒在床上还不断打听消息。听说邹一清、蒋永孚等人突出重围逃脱，才稍有安定。但一想起被俘的许多抗日战士，有些是他的学生，又寝食不安。他拄着拐杖支撑着病体，设法打通关节，派人到狱中看望抗日的勇士们，并设法营救这些勇士出狱。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成泡影，国民党顽固派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凶残地用机枪杀害了28位抗日勇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乌珠尖惨案。

　　当时正在渡河桥村故居养病的於甘侯听说顽固派的暴行，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怒发冲冠，拄着拐杖直闯龙坪山县政府。（渡河桥在龙坪山脚下，离龙坪山不远。）陈宗猷见於甘侯气势汹汹地走来，给他沏了一杯茶放在面前的茶几上。於甘侯也不坐下，用拐杖打掉茶杯，厉声问道：“陈宗猷，全国人民都在团结一心，共同抗日，你竟然杀害这些抗日青年，是何道理？”陈宗猷说：“这些青年是匪。”

　　“狗屁胡说！”於甘侯骂道：“抗日是保家卫国，怎么是匪？你为虎作伥，认贼作父，同室操戈，你才是汉奸，卖国贼，你杀害忠良，你这个混账东西！”骂着，扬起拐杖朝陈宗猷头上劈下来。陈宗猷见於甘侯扬起拐杖，急忙向旁边一扫，逃走了。拐杖打在椅背上，折成两段。於甘侯见陈宗猷跑了，余怒未消，扔掉半截拐杖，使尽全身力气，把陈宗猷的案桌掀翻了。

　　陈宗猷指使一群差人把於甘侯绑了起来，以“咆哮公堂、通匪护匪”等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关押在龙峻寺的临时监狱里。在监狱中，国民党顽固派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不许医生给他看病。他坚强不屈，说：“杀了我，我也要支持抗日！”表现了民主人士的高尚气节和爱国忠心。

　　於甘侯被陈宗猷关押，黄梅各界群情激愤，乡亲们奔走相告，知名人士联名呼吁，前往探监的人群络绎不绝。陈宗猷见社会舆论对他群起而攻之，又变换出软的一手，一面假惺惺地前往狱中“探望”、“规劝”，一面造谣中伤。於甘侯不为顽固派的诡计所骗，也不怕谣言伤害，大义凛然地说：“我的一片爱国之心，苍天可鉴！何惧造谣中伤？”

　　陈宗猷打算置他于死地，但又担心他在黄梅的声望太高，弄成残局难以收拾。于是，秘密地将他上解到鄂东顽固派总指挥部，妄图借总指挥程汝怀之手除掉这个心头大患。可是陈宗猷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忘记於甘侯非等闲之辈。於甘侯在国民党上层名流中，包括五战区在职军官中有许多关系，有他的朋友，有他的学生。当陈宗猷的士兵押解他途经蕲春县刘公河时，就被鄂东总指挥部第二纵队的军官、当年的学生黄近文所截获，然后送到蕲春县於家冲隐藏，让陈宗猷的美梦破灭了。不久，镇压抗日的陈宗猷很快垮台，於甘侯又回到黄梅，继续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9年黄梅解放前夕，在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他积极参与动员国民党县自卫队起义投诚，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正是：杖打县长陈宗猷，学生救了於甘侯。

　　三十四 柳林成立第四营奇袭白湖渡日军

　　“乌珠尖惨案”后，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黄梅全县。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继续围剿八大队，并杀害地方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100余人，逮捕共产党地方干部及革命群众3000余人，进“感化院”洗脑。黄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离开黄梅。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黄梅抗日斗争处于低潮阶段。黄梅革命运动第四次转入低潮。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为加强反动统治，训练大批乡保人员，实行“三家联保，五家联坐”制度，妄想实现“肃清黄梅匪患”的美梦。

　　联防联坐制度对隐蔽的共产党员，无疑如雪上加霜。邹一清为了不连累群众，有好几个月在黄梅、宿松边界的大山上躲藏，把毛狗洞当宿营地，采野果、野菜、树皮充饥，度过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正是，胜败兵家之常事，包羞忍耻是男儿。

　　隐藏在黄宿边界野兽洞里的邹一清，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心急火燎，耐不住失败后的冷清和寂寞，派身边的戢记火出外建立联络点，四处打探。可是，邹一清是黄梅人民革命的先行者，血雨腥风幸存者中最高领导人，他没有行动，谁能行动？黄梅革命形势一落千丈。

　　就在这个时候，皖南事变爆发：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长的名义打电报给朱德总司令、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勒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一月内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去。朱德等11月9日向国民党当局及全国人民发出电告，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划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日局面。”但朱德为顾全大局仍决定答应江南部队北移。1941年初，新四军叶挺、项英两军长率领新四军本部9000余人按照蒋介石指定路线开始北移。1月5日走到皖南泾县的茂林村时，顾祝同奉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指挥8万多部队预先埋伏，突然把新四军包围。英勇的新四军全体将士，在叶挺军长率领下，自6日至13日与蒋军激战七昼夜，到14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仅千余人突围，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阵亡。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鄂东顽固派保安司令程汝怀积极响应，率领顽军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4个纵队和保安八团，共两万人的兵力，对鄂皖边新四军游击区发动所谓的“三月围剿”。

　　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为了粉碎顽军的“三月围剿”，决定在京汉路以西采取守势，主力东进，打开鄂皖边区，建立鄂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于是刘西尧、张体学、赵辛初等率领新四军鄂东挺进支队从黄陂转战到鄂皖边。12月，鄂东挺进支队熊桐柏率领的独立团挺进到黄宿边，在宿松县冷水崖歼灭顽军第十七纵队的有生力量，使鄂东顽军全线崩溃。接着，支队主力团神速行军，奔袭黄梅县城，一举歼灭黄梅县自卫总队的两个中队，活捉自卫总队长穆振球和总队副温良，并到独山和停前召开群众大会，释放穆振球，枪毙温良。结果，新四军军威大振，黄梅人民人心振奋，大家看到新四军还在，抗日还大有希望。“三月围剿”破产，曾经不可一世的陈宗猷变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一天，戢记火带来大好消息，新四军鄂东挺进支队来到黄梅望江山，邹一清精神振奋，激动不已，他立即派身边的汪纯如去望江山寻找队伍，因为汪纯如是望江山人，地形熟悉。但找了半个多月，全无音讯。主力骑兵部队一日一夜要跑几百里路，要袭击好几处顽军和日军据点，速战速决，神出鬼没，哪里找得到他们的踪迹呢？

　　阳历年前后，新四军奔袭黄梅县城的喜讯又传来，于是邹一清、汪纯如、戢记火三人分头去找队伍。戢记火到县城后赶到独山，又赶到姚庄，雨后地上留下马的蹄印，沿着马蹄印找到宿松县的龙湖尾，才赶上队伍。部队首长刘西尧听说八大队还有人在，十分高兴，听了戢记火的汇报，当即写了短信叫邹一清到宿松县花凉亭与他会面。邹一清接信后，带着汪纯如和戢记火，连夜赶到花凉亭，会见了首长刘西尧和张体学。邹一清等3人随队伍活动了半个多月，又在蕲春与黄梅交界的赛老祖见到了蕲黄广中心县委书记赵辛初，赵辛初指示邹一清迅速回黄梅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指示，游击队发展后，拟定建立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

　　1941年1月，邹一清从赵辛初那里领回5支长枪，自己弄来一支没有枪托的长枪，有枪便是王，由邹一清、汪纯如、戢记火等9人组成黄梅抗日便衣队，号称9人5条半枪的队伍，重新开张干革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邹一清很快联系上原八大队的干部王占松，他们一同来到柳林。这时，刚从黄梅县中学（日军进县城前，中学搬迁到五祖寺）毕业的杨鼎和蔡琼也来到柳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学校就参加抗日活动，来柳林一同加入便衣队。1941年2月，原八大队的老战士柳升、何瑞明、袁子才等人归队。队伍还在朱家山和柳林共吸收了30多个青年，便衣队很快发展到将近60人，编成两个排，何瑞明和袁子才任排长，蔡琼、杨鼎任党代表。

　　邹一清与王占松等人研究，决定提前打出新四军独立第四营的旗号，便于加快扩军步伐。他们自制了一面独立第四营的军旗。一天夜里，他们在与宿松毗邻的大山区，黄梅境内柳林的朱家山小塆子里，竖起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的军旗，邹一清自己宣布独立第四营成立，营长邹一清，教导员王占松。在成立的大会上，邹一清进行思想动员，他说：“别看我们只有60个人的队伍，可我们是一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在黄宿边昼伏夜出，一夜奔袭几十上百里，搅得敌人夜不能寐，心惊胆战。我们的队伍是正义之师，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拥护的队伍，我们的队伍会很快壮大起来。陈宗猷的日子不好过了，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我们完全有把握把黄宿边的抗日火种，燃烧起熊熊烈火，燃遍鄂皖边！”在战士们一阵口号声中，邹一清的讲话结束了。两个月后，4月下旬，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鄂东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十四旅在宿松洪岭召开改编成功庆祝大会，旅首长张体学在大会上讲话，讲话中同时宣布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正式成立，营长邹一清，教导员王占松。独立第四营属地方新四军武装，属鄂皖边党委领导。

　　一天早晨，胡赤群的父亲来到朱家山，找到新四军营长邹一清，诉说女儿当年壮烈牺牲的经过。还说：“是同塆子的叛徒胡三先告密，是他带领清乡队到后山洞把女儿抓走的。”邹一清最痛恨的就是叛徒告密，当即指派5名新四军战士，去把胡三先押到柳林河枪毙，为烈士报仇。

　　胡赤群的父亲领着5名战士来到胡志朝，指了指胡三先的住宅，就回家去了。5名战士走进胡三先的家，见主人在堂屋里做篾货，一名战士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主人答道：“我叫胡三先。”战士说：“跟我们走一趟。”胡三先问：“到哪里去？”战士说：“去了就知道。”

　　战士们押着胡三先走出胡志朝，经过飞虎岭，来到岭下面麻栗树脚下，胡三先不走，问：“把我押到哪里去？”战士说：“到柳林河去。”胡三先知道到柳林河去要杀头，一下扑倒在地上，拉也拉不动。战士问道：“胡赤群当年是被你杀害的吧？”胡三先说：“不是我杀的，我只是带了路，是清乡队把她抓走的。”战士骂道：“你这个叛徒，害我革命同志。”几个战士一齐上前，按头的按头，按脚的按脚，将他的头枕在路边的大石板上，捡起一块石头砸头，就地处决，几下砸死了，为胡赤群报了仇。正是，平生不作亏心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不久，邹一清对王占松说：“下乡湖区是平原地区，那里人烟稠密，人口众多，兵力资源丰富。”于是，他们把队伍拉到湖区，在那里发展壮大，此时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洪忠找到部队后，任一连连长，杨鼎任一连指导员。

　　游击队由驻扎在黄宿边山区转移到湖区后，改为住无定所，常常一夕数迁。有时游击队黄昏进了某一村庄，召开群众大会，安排几处宿营，但深夜离开。常常同一夜晚，黄昏时游击队在东村，深夜出现在西村，两村相隔几十里，给敌人造成游击队神出鬼没的印象。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行动方针：隐蔽活动，积极扩军，突击行动，扩大声势。不久，又收编了帮会队伍黄海棠的兵丁30多人，单独编为一个连，黄海棠任连长，蔡琼任指导员。

　　黄梅独立第四营在湖区发展壮大以后，人数达到200多人，又回到黄梅上乡丘陵地区，没有日军据点的停前、土桥一带活动，经常以游击方式到全县各地打击日、伪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大小战斗10多次，其中以奇袭白湖渡一仗打得最漂亮。

　　白湖渡是黄梅县城到孔垄、小池的南北交通要塞，又是扼守太白湖和源感湖东西水道的咽喉，太白湖有一条水道流入源感湖，把黄梅县境分为南北两块，即上乡和下乡。过去黄梅县南北交通至此，要坐木船过渡，故名白湖渡。从明代起，这里修建了木桥，叫白湖渡桥。白湖渡是全县南北交通必经的一条通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占领黄梅后，便在白湖渡设立重要据点，有日军一个小分队驻守，后来又增加了一个伪军班。他们在桥北半里许的街中心，建立了一座很高的碉堡，碉堡上日夜有日军哨兵守卫。距碉堡往南几十米远修建了一座岗楼，住着日军小分队的大部分士兵。距碉堡往北，离街口不远处驻守着一个伪军班，设有岗哨。另外在桥南的街口设立了一个小岗哨，住了5名日军。他们扼守这个咽喉之地，给黄梅抗日军民活动造成极大的障碍和威胁。拔掉这个眼中钉，是独立第四营首选的任务。

　　1941年8月上旬的一天，营长邹一清下达了袭击白湖渡日军据点的命令，采取远程奔袭的战斗方式，从独四营挑选出30名精明强干人员组成突击队，在第一连连长洪忠的带领下去完成战斗任务。突击队只带一支手枪，由洪忠指挥作战用，一支长枪作发信号用，其他人都用大刀，还差一些大刀到濯港去补充。

　　突击队下午从停前驻地出发，傍晚来到濯港胡六桥村，会到了在那里的独立四营三连指导员蔡琼。蔡琼派人把胡六桥一带屠户的杀猪刀全部借来，共凑齐30把，突击队每人一把刀。还请来熟悉白胡渡地形的人当向导。

　　晚上11时左右，突击队到达白湖渡。洪忠指挥突击队绕过北街口伪军岗哨和日军碉堡，顺利来到日军岗楼附近潜伏下来。洪忠来到岗楼窗下轻轻地击了三下掌。稍等一会，听到岗楼回应了三下掌。洪忠把手一挥，队伍迅速跟上。内线（厨师）钱麻子开了门，低声问洪忠：“来了多少人？”洪忠为了给老钱壮胆，回答说：“三百。”老钱立即转身指着日军住房。洪忠把头一摆，战士们敏捷得像一群猴子进了房。日军住房有两间，外面一间是枪房，步枪靠在墙边，机枪架在桌子上，里面一间是卧房。洪忠把手朝里一挥，战士立即扑入卧房，里面20名鬼子兵正呼呼大睡。钢刀新磨，锋芒毕露。我们的战士几乎同时举起钢刀，像猛虎一样向敌人扑去，有的砍头，有的刺胸，鬼子还在梦中就见了阎君。有一位名叫陈大个子的战士因用力过猛，刀刺满了库，拔不出来，正感为难，旁边的战士提醒他：“算了，刀不要了。”后来还为这把刀赔了屠户一块银元。这场刀战不到10分钟，20名鬼子兵全部被杀死，正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接着，洪忠命令排长何瑞明带十几个战士去解决桥南的日军，安排一部分战士收拾枪支弹药。他自己带一部分战士去解决伪军班。

　　桥南日军住房里只有5个人，房里点着汽灯，照得满屋通明，4个鬼子兵在打牌，一个在旁边看。何瑞明带着战士们一拥而入，两个搏斗一个。那个看牌的日军往桌子上一跳，随即掏出手枪来，战士桂志华眼疾手快，把那鬼子兵双脚一拖，鬼子兵仰面朝天，手枪连发子弹打向屋顶。战士蔡正廷冲上去，当胸一刺刀，5个鬼子兵几乎同时结束了性命。此时在桥北街口的洪忠指挥十几个战士包围了伪军班，经过谈话教育，一个班伪军全部投降做了俘虏。

　　桥南日军的手枪声，惊动了桥北碉堡上的哨兵，他们立即鸣枪接应。洪忠命令战士用缴获的机枪向敌碉堡猛烈射击，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突击队向西撤退。当突击队在上游涉水渡河进入安全地带时，驻扎在5里外孔垄的日军摩托队已赶到桥南的堤上，向桥北开火，桥北碉堡里的日军向桥南还击，演了一场狗咬狗的闹剧。

　　这场战斗不到一个小时，杀死日军25人，俘虏伪军一个班，缴获机枪两挺，步枪60多支，子弹10多箱。对俘虏的伪军，经教育后第二天早晨就释放了。

　　这次奇袭，是日军侵占黄梅后遭到的一次惨败，也是新四军独立第四营成立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大长了黄梅抗日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鬼子兵的威风。后来，新四军五师的《挺进报》上，还表扬了黄梅独立第四营这次奇袭白湖渡战斗。

　　洪忠胜利地领导了奇袭白湖渡战斗，而成为当时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位传奇抗日英雄。

　　正是：胸怀壮志比天高，杀尽日寇便放刀。

　　（胡三先在实名基础上做了处理）

　　三十五 邹一清在柳林惊龙石伏击日军

　　1941年9月，日寇纠集近万人的兵力从黄梅的古角、小溪、龙坪等数路向大别山进犯，企图从黄梅插入大别山，摧毁鄂皖边区。另外，几天前有一架日军飞机从日本东京起飞，飞机上载有日本高级军官、大批金条和重要机密资料，计划在黄梅小池飞机场着陆。那天大雾漫天，飞行员迷失方向，飞机在黄梅上空盘旋，最后撞在大别山的一座山峰上，机毁人亡，无一生还。驻华日军总司令部根据已显示的资料，预测飞机失事地点是大别山腹地，安徽省境内立煌附近的金角山。其时，武汉已沦陷，武汉战役已结束，日军总司令部为了寻找大笔金条和机密资料，指挥近万人的兵力，进剿鄂皖边，目标直指大别山腹地，安徽省立煌附近的金角山。日军从鄂东蕲黄广地区长驱直入，国民党五战区桂系顽军一枪不发，望风而逃，日伪军如入无人之境。这又一次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广大人民群众见此情景，无不责骂国民党顽固派“刮民有能，抗日无用”。只有新四军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

　　为了粉碎日伪军这次大“扫荡”，鄂东新四军地方武装进行统一整编，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改编为新四军黄梅独立第三支队，共有400余人，支队长邹一清，政治委员桂平（兼，时任黄宿边工委书记，安徽桐城人）。为这次反“扫荡”的需要，黄梅第三支队配合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二团行动，神出鬼没，寻找战机，伏击日军，出奇制胜，待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他们早已消失在茫茫的林海中。他们与日军经历了多次战斗，其中有两次战斗打得最漂亮，威慑日军，一次是柳林惊龙石伏击战，一次是小溪山伏击战。

　　1941年9月的一天，侦察队员飞马来报：“有一队日本兵，约300人，从宿松二郎河出发，直向古角山奔来。”常驻古角山的邹一清，马上召集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会议地址在支队临时指挥部，王氏七户祠堂，也就是原来的停古乡抗日民主政府办公所在地。邹一清讲述了他的作战计划：在柳林四面山上设伏兵，等日军进入柳林，我们的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把日军消灭在柳林这个大圈子里。中队长王浩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王浩然在九江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邹一清组建了第四营，就回来归了队，现在任中队长。他说：柳林地处古角山的西半部，它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块小盆地。我们把队伍埋伏在四面山上，消灭伏击圈内敌人，这也算是一个作战计划。但是，柳林这块小盆地，密集地分布着20多个塆子，人口集密。如果在这里打起仗来，势必殃及许多无辜的百姓，死的死，伤的伤，房屋被炸毁，我们可不能做这种事倍功半的事。我的意见是，把战场移到惊龙石。惊龙石是从柳林到望江山中途的一块大石，是柳林与望江的分界石，它前后都有五六里没有人烟，大石北边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龙潭水穴，那里是柳林河的上游。大石南面是绵延不断的高山，山上树林茂密。从柳林上山，沿半山腰有一条小路，经过惊龙石到达望江山。日军的目标是要经望江山到金角山，必然要经过惊龙石，我们在惊龙石南边的丛林中设埋伏，打得敌人除了跳崖就无路可走，我们必定大获全胜。在荒山上打仗，又不会伤害一个老百姓，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邹一清、桂平与参加会议的干部一致同意王浩然的伏击方案，邹一清很快将部队开到惊龙石，做了布置。

　　且说日军有一个中队，约300人，驻扎在宿松县二郎河，接到上峰的命令，指示他们从古角山经望江山，目标直指大别山的腹地金角山，在那里寻找坠毁的飞机残骸，由翻译官王楚卿带路。王楚卿在九江与王浩然分手以后，各奔东西。不久，他被日军抓去了，给日军苦力干活。后来日军知道他是黄埔军校附属江西九江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就把他提升为九江日伪警察局任巡警官，也算是人尽其才。有一次，他在九江市太平饭庄与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组织要他在日军里继续干下去，白皮红心，为新四军游击队提供军事情报。不久，太平饭庄党的联络站被破坏。王楚卿在警官学校读书时还学会日语，那时，为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不少，但懂日语的为数不多，日军又把他调到某中队当翻译官。他随中队经几次军事行动，到了二郎河。因他是古角山人，路线熟悉，中队长让翻译官当向导。

　　日军进入柳林地界，夜幕降临，王楚卿心里直打鼓，心想：天色已晚，日军很可能要在柳林宿营过夜，如果在柳林宿营过夜，说不定半夜要遭遇游击队的袭击，日军与游击队打起仗来，柳林人民会遭殃，不知道要死伤多少无辜的百姓，炸毁多少房屋。即使没有遭遇袭击，日本兵在塆子里宿营过夜，强奸掳掠，无恶不作，也是人民的灾难。自己身为柳林人，俗话说，住在一方，护在一邦。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免除柳林人民的一场灾难，柳林人民会念念不忘的，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应当争取到。

　　不一会，中队长对王楚卿说了几句日语，意思是：“天色夜了，选几个大塆子宿营吧！”

　　王楚卿用日语回答，意思是：“队长阁下，古角山游击队神出鬼没，特别厉害，说不定睡到半夜会遭到他们突然袭击，我们不如趁朦胧的月光再走十几里路，到望江山宿营，那里比柳林要安全得多。”他是翻译官，又是向导，地理环境和地方情况熟悉，他的话能起到半个参谋的作用。于是，中队长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日军沿着山旁斜着的石级小路一字长蛇地往山上爬，爬上几百米高的半山腰，走上沿山腰的横行小路，到了惊龙石旁，日本兵已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中队长命令部队在路旁休息片刻。日军都在山路旁坐下来，王楚卿坐在队伍的最前面。

　　邹一清隐蔽在丛林中，举起手枪，随着砰的一声，大喊一声“打！”隐蔽在树林中的游击队员们的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日军未及防备，被打得晕头转向，嗷嗷怪叫。日军中队长命令部队一边前进，一边还击。机枪、步枪漫无目标地向山上丛林中扫射。因游击队在暗处，敌人在明处，日军死伤不少。同一天，在龙坪山有一队日军接到上峰的命令，指示他们从龙坪山出发，经望江山进军金角山。他们提前进入望江山，望江山离惊龙石不远，他们听到枪声，赶来接应，游击队也没有再追赶。（惊龙石1976年修望江公路被炸毁）

　　王楚卿坐在顶前面的小路旁，听到枪声一响，队伍一乱，他往丛林里一钻，逃走了。他在丛林里摸索着，当夜赶到蕲春地界，后来在蕲春某塆子里改名换姓，在那里教了两年私塾。

　　正是：柳林人民卫柳林，惊龙石旁显英雄。

　　（本章故事部分内容由汪怒安和汪当生两人提供）

　　三十六 熊桐柏在小溪山对日大捷

　　1941年10月上旬的一天，驻扎在黄梅县孔垄镇一个中队的日军，向国民党黄梅县政府驻地龙坪山陈胜驿进犯，其目的是要摧毁国民党县政府。县长童静安吓慌了手脚，龟缩在碉堡里被迫还击。日军放一把火把县政府的大礼堂烧毁了。童静安急忙派人向黄梅独立第三支队求援，邹一清立即向正在黄梅活动的上级主力部队汇报，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政治委员张体学和四十二团团长熊桐柏连夜集合队伍，到黄梅土桥铺与黄梅独立第三支队会合，决定到在龙坪山“扫荡”日军的后面，去袭击日军。同时，邹一清派蔡琼带一支队伍去濯港，监视孔垄日军，如果孔垄日军增援，一面阻击，一面向上级报告。

　　第二天，队伍从土桥出发，准备上横山大路进龙坪山去袭击在龙坪山骚扰的日军。到了渡河桥张家塆一带，接到前面侦察员的情报：有一队日军50来人，押着许多挑箩担的民夫，经县城向苦竹口方向进发。一向善于捕捉战机的熊桐柏团长果断地说：“我们正要寻找目标，这倒送上门来了，一定要消灭这股强盗！”张政委完全同意。于是在路边茶亭里召开干部会议，经分析研究，断定这股日军是进苦竹口经小溪山去接应龙坪山“扫荡”日军的。会议决定：先消灭这股增援日军，然后再去消灭龙坪山的日军。于是制定作战方案，根据小溪山的地形，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伏击地点选择在小溪山至龙坪山的必经之地，鄢家畈麒麟庙的山谷中。张体学政委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他一手按着地图，一手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弧线，大声说：“我们要来一个急行军，在正午之前赶到麒麟庙一带，布好口袋，全歼这股日本鬼子。这一仗要打准打狠！”接着熊桐柏团长进行了兵力部署，由四十二团担任伏击战的主攻任务，分三路向目的地前进。根据黄梅独立第三支队队长邹一清的建议，将三支队中熟悉小溪山地形路线的战士集中起来，一部分担任自己的战地向导，一部分化装成卖柴的、捡粪的老百姓，让敌人拉去带路，设法将敌人引进伏击圈。

　　麒麟庙，地处小溪山和龙坪山接界的山岭上，北边是峭壁悬崖的红花寨，南边是多云山，花果山的北麓，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山谷里一条小河，沿河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是小溪山进龙坪山的必经之道。新四军主力四十二团和黄梅独立第三支队，共分兵三路向麒麟庙方向飞速前进。一路由四十二团第三营的两个连从换刀岭直插赤塘山，防止龙坪山日军回头增援；一路由三营一个连翻过多云山，从多云山北的东柳大屋包抄日军后路，防止日军回逃；另一路是一、二营和第三支队一部，作为伏击战的主力，在张政委、熊团长、邹队长的带领下，赶到麒麟庙附近山谷两侧山梁上设置伏击圈。队伍飞越在山林之间，像箭一样地行进，长途奔走，在正午前到达了目的地。战士们依山据险，潜伏在林中石后，摩拳擦掌，斗志昂扬，敛声息气，等待日军到来。

　　正午时分，这支从孔垄出发的日军小分队50人，在分队长的带领下进入苦竹口，到三岔路口分不清方向，抓来几个卖柴的和捡粪的老百姓，逼着他们带路。这几个化装的老百姓，将日军巧妙地引到油铺，引到麒麟庙，引进了我军布好的伏击圈。

　　下午1时许，日军渐渐进入伏击圈，500米、400米、300米、200米、100米，距离越来越近了。突然，日军队伍后面一名骑马的军官，可能是他们的分队长，在朱家墩桥头停住，拿起望远镜，狡猾地瞭望周围的山梁，好像有什么怀疑。敌军官的一举一动，被我军熊桐柏团长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熊团长当机立断，举起手枪，砰地一声，发出进攻的信号。我军埋伏在山坡上的战士，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力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前面的民夫，听到枪响，丢下扁担箩筐，四散奔跑。这股敌军此刻完全暴露在我军火力射程之内。我军密集的火力居高临下，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无处躲藏，顷刻间伤亡过半，后面的敌人慌忙撤退。张体学指挥一营，邹一清指挥第三支队从正面攻击压下去，熊桐柏指挥第二营的两个连，从一侧迂回，堵住敌人退路。两面夹击，将敌人压在小河沟里，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但是日本鬼子不见棺材不流泪，他们迅速寻找掩体，在河沟旁的一块大石头上架起机枪，负隅顽抗，进行垂死挣扎。为了摧毁敌人的机枪火力，熊团长先派出一个班，从下面连续冲锋两次都未成功，伤亡较大。接着又派一个班绕到敌人的侧面，用手榴弹炸哑了敌人的机枪。敌人机枪一哑，我军吹起冲锋号，战士们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到河沟，与敌军展开白刃肉搏战，杀得敌人哇哇怪叫，尸横河底。

　　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一个小分队，击毙48人，俘虏1人，仅有1名日军混在民夫队里逃跑了。我军共缴获步枪40多支，机枪两挺，小钢炮一门，子弹多箱。这场伏击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我军连长洪忠在激战中负重伤，身中七颗子弹。

　　小溪山大捷，给在龙坪山“扫荡”的日军极大震惊，连夜撤回驻地孔垄。这就给国民党县政府解了围，救了国民党县长童静安一命。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县政府派人到新四军的驻地古角山柳林，给新四军送去十几头猪肉和1000多块光洋，以示报答和犒赏。这次胜利，人民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都说：“只有新四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使部队和黄梅、柳林人民感到沉痛的是，在战斗中四十二团团长熊桐柏喉部中弹负重伤，抬到古角山，在旅部医务室急救，旅部流动医务室设在柳林乡塔畈村的嘴上铺，因为嘴上铺有一家私人医疗所，那时柳林附近几个乡就只有他一家医疗所，所的主人是革命医生，又是共产党员。尽管医生采取一系列的急救措施，但他仍然双目紧闭，昏迷不醒。他新婚的妻子林少南和旅政委张体学守候在身边。一会儿，可能是临终前回光返照，熊桐柏睁开双眼，看了看右边泪流满面的妻子小林，用右手握住她的手，嘴唇嚅动起来，缓缓地说：“共产党员为革命牺牲，死得其所，是自己意料之中的事，你不要过分悲痛。”又把头转向左边对张体学说：“小林还很年轻，我对她放心不下，我把她托付给你了。”张体学擦着眼泪说：“桐柏同志请放心，组织上会关照她的。”熊桐柏见张体学没有领会到他的意思，急切地说：“不，不，组织关照那不必说，我是把小林托付给你了。”说着，他伸出左手握住张体学的手，艰难地往右边移动，直移到自己的右手上，让4只手合在一起。

　　张体学顿时明白了熊桐柏的心意，心里不禁一阵激动，可眼下应当怎样表态呢？想起两年前妻子戴醒群为革命牺牲，自己强压悲痛，全身心投入抗日斗争，把个人婚姻问题置之度外。此刻，亲密战友在弥留之际，提出这个意外的问题，况且这件事还要征得小林和组织上的同意。他正当为难之际，只见熊桐柏那诚挚、期待的目光，张体学禁不住哭泣地说：“桐柏，我的好战友、好兄弟，我决不辜负你的重托！”刚说完，只见熊桐柏撒开双手，安详地闭上眼睛，两行热泪从眼缝里淌了出来。顿时，林少南、张体学二人抚尸号啕大哭。

　　熊桐柏团长牺牲的噩耗传出，部队全体指战员和战士都失声痛哭。在追悼会上，张体学致悼词，回顾了他不平凡的战斗经历，他河南罗山县人，幼年曾乞讨度日，土地革命时很小就参加了红军，跟随红二十八军转战鄂皖边各地。他斗志坚强，屡立战功，不到二十岁就担任红军营长，以英勇善战的小营长驰名大别山。高度肯定了熊桐柏的战斗功绩，这次，他身先士卒，因与日军英勇作战而牺牲，时年26岁。牺牲地点是在柳林塔畈村的嘴上铺，塔畈人献出最好的棺材装殓他，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无法将他的遗体送回老家河南罗山县，组织决定将他的遗体安葬在离嘴上铺不远的塔畈山上。熊桐柏牺牲，王浩然献出了两匹白洋布，用于卷遗体和战士们做头巾，一团人的伙食是他一人操办的，他家是大富豪，又开了屠店，有十多个长工，他杀了八头猪为熊桐柏操办丧事。遗体在塔畈安葬后，一团人都到他家去吃饭，他家离塔畈有8里路。以后几天，一团人就驻扎在他家里，他家有几十间房子，200米外还有王氏大祠堂，两处门前都有大操场。部队临走前，吃了八头猪肉、多少米，张体学打了张借条给王浩然。王浩然是像杨鼎式的人物，杨鼎把父亲和哥哥开店的本钱拿出来给每一个战士做一件棉衣过冬。王浩然在邹一清手下当过中队长，当过停古乡乡长，他是个广交友、广施财、施恩不图报的大富豪型的革命者。

　　中共蕲黄广中心县委书记赵辛初闻噩耗写了两首挽诗，悼念熊桐柏崇高的革命精神：

　　烽火连天田舍光，几人振臂起流亡。

　　师来敌后山河动，星落军前折栋梁。

　　一滴血流千古恨，三军泪结万山霜。

　　巍巍山岳埋英骨，长使忠魂向太阳。

　　战争未罢失同俦，惆怅临风泪暗流。

　　壮志未酬遗恨在，江山无语白云浮。

　　多年战绩传吴楚，一片丹心贯斗牛。

　　寄语九泉休怅惘，丰功留与后人收。

　　自古姻缘一线牵，何况佳丽在身边。张体学未辜负熊桐柏托妻之情，不久，他和林少南结了婚，组建了幸福的革命家庭。蜀道艰难同风雨，巴山夜行结同心。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他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俗话说：男人有两样不借人，一是读过的书不借人，二是老婆不借人。熊桐柏临终时主动将妻子托付给别的男人，这样的故事，前无古人，后少来者，显示出熊桐柏博大的革命胸怀和对妻子无限的爱恋。情之深，爱之切，如此深情，世上难得，柳林聚英雄，个个了得！

　　正是：埋骨岂论他乡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三十七 杨鼎被围困望江山

　　1942年2月，鄂皖边黄梅独立第三支队与宿松第二支队在古角山塔畈的陈家塆改编为新四军黄梅独立第二团，团长邹一清，政治委员桂平（兼），参谋长曾少怀。

　　独立二团辖3个营，营长分别是洪忠、黄海棠、蔡琼，还有一个直属警卫连，全团有700余人。团部建立了党委，邹一清兼任书记，各营有党总支，各连有党支部，各排有党小组。

　　独立第二团活动范围逐渐扩大，鄂东的蕲春、黄梅、广济和皖西的宿松、太湖等县，都是它的活动范围。它的驻地在古角山的塔畈、陈家塆和小溪山的多云山广福寺一带。

　　为了有利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独二团一般分为两支队伍行动。一支由邹一清带领一、三营在上半县的“四山”活动，一支由蔡琼带领二营到黄广边的敌后湖区活动。两支队伍互相联系、配合和策应。

　　1942年春夏，国民党五战区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系军阀一七六师、一三八师和国民党安徽省十一、十二两个游击纵队各两个支队共数千兵力，由皖西向鄂东蕲黄广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进攻。成立不久的新四军黄梅独立第二团首先在古角山棠树岭狙击敌人，战斗打得很激烈。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主力部队，分兵数路，向宿松太湖边、英山蕲春边和英山罗田边挺进迎敌。黄梅独二团狙击一段时间后，奉命转移，团长邹一清率部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离开黄梅，从老祖寺翻山，插过蕲春桐子河向英山罗田边行进，与十四旅主力部队会合。不久，顽军一七六师占领黄梅县城，并分兵向下新和濯港抗日游击根据地进攻。黄宿边工委书记桂平率领游击队和军政办事处人员向长江边的段窑敌后转移。黄广边工委所属的抗日武装也集结到长江边的蔡山敌后游击区。一时，黄梅上半县在国民党顽军控制之下，特别是北部山区顽军统治更加残酷，黄北区抗日游击队仍然坚持战斗，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占领黄北区的国民党顽军纪律特别坏，胡作非为，老百姓视他们如同日本鬼子，恨之入骨。

　　1942年下半年，各乡都普遍成立了一支武工队。黄宿边地区有17支武工队，黄北区和杨山区也分别建立了武工队。

　　武工队的特点是亦兵亦农。平时白天照常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在田间劳动观察了解敌人情况，保护群众安全。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抗日形势。还做当地士绅和保、甲长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向抗日组织提供情报，支持抗日工作。

　　1943年2月，独二团被上级改编为新四军五师鄂皖边军分区挺进十八团，团长邹一清，副团长张海彪，政治委员由同时恢复建立的中共黄梅县委书记郑重兼任，参谋长曾少怀。全团辖3个营，有500余人，主要在黄梅活动，两个营在上乡山区，一个营在下乡湖区。挺进十八团虽然直属鄂皖边军分区领导，但仍然以黄梅为主要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全团除少数领导骨干是上级调来的以外，基本上都是黄梅同志。

　　在黄梅县委成立的同时，黄梅县还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由团长邹一清兼任。县政府工作人员很少，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几个人随邹一清到处活动，以抗日政府名义张贴布告，收粮收税。后来，邹一清专任黄梅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十八团团长由张海彪接任。1943年8月，新四军鄂皖挺进十八团奉命由政治委员郑重带队挺进皖西，成立皖西工委，由郑重兼任书记，隶属鄂皖边地委领导。

　　1943年3月，刚恢复建立的中共黄梅县委为了加强黄北区的领导力量，请示鄂皖边地委将鄂皖边指挥部直属部队的营教导员杨鼎调回黄梅县，第二次担任黄北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长。

　　杨鼎号国华，是鄂皖边一位名声赫赫的抗日英雄。1923年11月出生于黄梅县苦竹后山铺附近的杨村，家庭殷实富有。从小聪明过人，曾在县城八角亭高等小学和县立中学读书。抗日战争开始，他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曾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八大队被敌军打散后回黄梅县中学继续读书。

　　1941年2月他中学毕业，和同班同学蔡琼一起到黄宿边界山区，找到了失散的八大队领导人邹一清，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加入了邹一清领导的抗日便衣队。3月，便衣队发展到60多人，编成一个连两个排，他担任一个排的党代表。4月，便衣队扩建为新四军黄梅独立第四营，他担任一个连的指导员。5月，组织上送他去新四军五师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在培训班里，他18岁，年轻英俊，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妙龄少女为妻，他果断地拒绝说：“日寇未灭，何以家为?国家、民族在如此危亡关头，哪里顾得上谈爱情。”10月，学习结业回到黄梅要求到艰苦地区去工作，被分配到黄北区担任游击队长，兼黄北区区委书记。他带领黄北区游击队，英勇地与日军作战。那时黄梅县城驻有日军，经常有小股日军到周围农村奸淫掳掠。有一天，他带着10多名游击队员在后山铺一带活动，听说有3名日军出县城来到西门城外10多里大胜坡横行。他迅速指挥游击队员赶到大胜坡，一场伏击，击毙了这3名日军。从此，城里的日军再也不敢出城轻举妄动了。到1942年夏，他的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奉命与蔡琼领导的黄广边湖区游击队会合，合编为黄广边独立营，蔡琼任营长，他任教导员。独立营在黄广边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受上级指示，由他带队编入鄂皖边指挥部直属部队去了。这次根据黄北区抗日斗争的需要，鄂皖边地委调他回黄梅县工作，第二次担任黄北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长，并担任中共黄梅县委委员。

　　1943年4月，杨鼎再次回到黄北区，正是黄北区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时期。这时，国民党五战区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桂系顽军连续不断地向鄂皖边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杨鼎率领黄北区游击队50多人，不停地与敌人迂回作战，时而转移到几十里外的湖区活动，时而又返回黄北山区。这时黄北区范围很大，不仅包括黄梅北部的“四山”，而且杨山区也合并到黄北区。游击队有时与顽军大部队“捉迷藏”，经常翻山越岭，长途奔波。有一段时间，顽军采用铁壁合围的办法，把黄北区游击队围困在望江山，山脚下道路完全被封锁，对外联络被截断，战士的给养运不进来，战士们袋空粮尽，只好在山林里摘野果子充饥。杨鼎带头摘山楂，剥毛栗，扯野菜，还编出歌谣鼓励战友们：“野果子，满山冈，摘不完，吃不光。营养好，味道强，充饥解渴喷喷香。任凭敌人来封锁，我们到处是粮仓。”

　　歌谣虽然唱得好听，但是，战士们半个多月没饭吃，免不了要饿肚子。望江山的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有什么办法呢？在那战争年代，除地主外，上等人家也是过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谁有余粮献给战士？人们就口边匀食，饭熟了，自己少吃一点，盛一碗野菜饭或南瓜粥，送给山林里的战士吃。战士不吃，让给杨鼎吃。杨鼎不吃，让给伤病员吃。有不少的家庭都送来一碗饭，伤病员都吃上了，再让战士吃。战士今天没吃上的，明天接着吃。战士们都吃上一碗，杨鼎最后才肯吃一碗。战士们每两天能吃上一碗捐献饭，算是幸运。经受半个多月的艰难生活，后来封锁道路的顽军因另有任务被撤走，给养迅速送上山来，危困才得以解决。

　　这年冬季，战士们没有棉衣御寒。杨鼎几次回到自己家里，说服母亲，将父亲、哥哥开商店的本钱捐献出来，买了一批土布和棉花，为战士们缝制棉衣和棉被。因为布和棉花有限，解决了棉衣就没有棉被。于是，他自己动手设计裁剪，为每个战士缝制了一件厚实的两用棉衣，白天可以穿，晚上可以盖。遇上数九寒天在野外露宿，两用棉衣挡不住风寒，冻得睡不着，他就带着战士烧上几堆火，让战士们围着火堆睡觉，他自己则站岗放哨，通宵不眠。

　　杨鼎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善于做思想工作。战士们几个月在山上，没洗过澡，没换过衣服，身上生满了虱子。冬天的一个上午，战士们在山坡上晒太阳，一边寻衣服上的虱子。杨鼎假装严肃的样子说：“喂，你们不要把臭虱子捉光了，至少每人身上要留两三个，不然可要受批评啰！”战士们不解，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笑着解释道：“臭虱是我们第二道防线上的警卫兵，当你酣睡时，臭虱会咬醒你，让你时刻提防敌军的袭击。你们把它捉光了，当然要受批评啰！”战士们听后哈哈大笑，笑完又唱起杨鼎编词谱曲的歌：“新四军，真快乐，吃喝平等官兵一样多。不打又不骂，好话向你说，同志喂，快乐不快乐？坚持抗日游击战，勇敢冲向前啰！”

　　1944年初夏，国民党桂系顽军出动一二八和一七四两个师，配合各县自卫队，共数千兵力又一次向鄂皖边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顽军在黄梅封锁了停前至大河铺的横山大路，三里一岗，五里一堡，效仿日本鬼子采用“梳篦式”战术，向黄梅“四山”推进，妄图把黄梅的新四军和游击队一网打尽。此时，挺进十八团已去江南，独立营已合编到鄂皖边指挥部去了，形势不容乐观。4月上旬，鄂皖边地委和指挥部领导在广济县十八堡召开各县、区负责人会议，杨鼎率领他的游击队为会议做保卫工作。由于局势紧张，会议只开一天就散了。根据会议讨论决定的“分散隐藏，保存实力”的精神，杨鼎带领黄北区游击队就地坚持，敌进我退，敌走我来。他们常常晓宿夜行，栉风沐雨，与敌军兜圈子，捉迷藏，有时一夜要翻越几十个山头，把敌人拖得昏头转向。

　　4月21日深夜，杨鼎率领50多人的游击队从小溪山出发，到古角山去与黄宿边游击队会合。队伍走过大古岭，下龙须崖，来到龙坪山的黄大洼。这时天已拂晓，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决定队伍就地宿营。刚歇脚，桂系顽军四一三团的一部分几百人由一名叛徒引路包抄过来。他见敌众我寡，不能硬拼，急令战士们向后山转移，到古角山去找大部队。自己掏出两支手枪，凭借山冈上重叠巨石阻击敌人，掩护战士们撤退。并且高喊：“兄弟们，再见啦！快走哇！”他沉着镇静地用双枪射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打死了不少敌兵。目标暴露后，敌人发现山头上只有一个人，一齐蜂拥而上，狂叫着要捉活的，一齐向他扑来。他自知难逃虎口，机智地跳进山溪的涧沟。敌人用机枪封锁涧沟，叫他投降。他仍然英勇地孤身奋战，只想多杀死一些敌人。他平时经常跟战友们说：“我们上战场，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我是决不当俘虏的。”当手枪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为了不当俘虏，他毅然把一支手枪摔向石头上砸坏，将另一支手枪枪口对准自己胸膛开了最后一枪，流尽最后一商血，为掩护战士们撤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21岁宝贵的生命，未婚无后

　　杨鼎牺牲的消息传出，鄂皖边新四军干部、战士和群众呜呜地失声痛哭。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书记赵辛初悲痛万分，提笔写了两首挽诗哀悼他：

　　忽闻异地传噩耗，深痛无泪暗伤神。

　　明知来信无多误，强说传言不是真。

　　一别怎知成永诀，临危幸不负平生。

　　年来同辈牺牲重，后起无多又失君。

　　后起无多又失君，遥望楚天白云深。

　　难从荒野收忠骨，徒向丘坡吊义魂。

　　往事挫多难补恨，创痕深重永铭心。

　　男儿死在战场上，留得丹心照后人。

　　正是：壮志未酬遗恨在，丰功留与后人收。

　　三十八 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3年2月，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歼灭德国精锐部队33万余人，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此后，苏军持续不断地向德军发起进攻，收复了大片国土。同年7月，英、美联军攻占意大利南部。9月，意大利军事专制政府向英、美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由此瓦解。这时中、美、英在缅甸向日军反攻，日军开始丧失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大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也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从1944年起，华中抗日根据地军队开始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起进攻。到1945年初，这种攻势越来越猛烈。在黄梅抗日游击根据地，特别是黄广边和黄宿边湖区，新四军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武工队捕捉战机，主动出击，英勇奋战，消灭日伪军，连续取得胜利，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一些优秀共产党员和新四军战士，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宝贵的生命。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6月下旬，党的“七大”精神贯彻到黄梅抗日游击根据地，使黄梅抗日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8月8日，苏联对日军宣战，苏联红军向占据我国东北的日军进攻。形势急转，8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一文，号召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对日寇实行大反攻。同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了对日寇大反攻的命令。

　　8月10日左右，中心县委领导赵辛初来黄梅传达上级精神。接着黄梅党政干部和武装组织的领导在濯港召开会议，邹一清在会上讲话，动员各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攻打日军据点，迫使日伪军投降。上午散会，下午在蔡山地区，由蔡琼领导的黄广独立营在当地武工队的配合下，（因原独立营主力部队受上级指示，由杨鼎带队编入鄂皖边指挥部直属部队去了，蔡琼以留下的半个班为骨干，又组建黄广游击队，同年底，发展重建黄广独立营。）把从孔垄到胡世柏的敌人电话线路全部破坏，电线杆全部砍倒，电线全部割断，把电线沉到湖里。然后包围胡世柏东头的日军碉堡，插上宣传告示牌，敦促日、伪军向新四军缴械投降。

　　此时，在黄梅县境内的日伪军，包括日伪县政府的保安队和侦缉队共只有100多人，因为日军前方战事吃紧，陆续将黄梅日伪军调走不少。这些日伪军占据县城以南的濯港、孔垄、小池、蔡山、严家闸、二套口等乡镇。国民党部队有县自卫队6个中队和几个区联队，共有1000多人，他们占据了太白湖以北到横山大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县政府设在渡河桥附近的洪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分布在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黄北区除区委指挥的游击队50多人外，还有郑重带领十八团到江南时留下的50多人，同在山区活动。在黄宿边湖区，有工委领导的游击队和区乡领导的武工队80多人。在黄广边湖区，除游击队、武工队60多人外，还有蔡琼领导的黄广独立营一部分50多人在坚持斗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全县总共300余人。

　　在国际方面，1945年春，美军攻占了日本的硫磺岛和冲绳岛，并不断轰炸日本国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放了原子弹，给日本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投放原子弹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敦促日本早日投降，否则只会自取灭亡。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第二天出兵中国东北，日本70万关东军遭重创。与此同时，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纷纷发起大反攻，日本自知四面楚歌，末日临近。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宣告结束。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抢占地盘，派九江的正规军过江到小池口，接受小池据点的日伪军投降，搜缴他们的枪支弹药。8月23日，在国民党军队阴谋向我华中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战斗在江南的挺进十八团奉命从彭泽撤回江北黄梅，接受日伪军投降，搜缴日伪军的枪支弹药。当挺进十八团指战员和战士们回到黄广边根据地时，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夹道欢迎当年从黄梅走出去的抗日队伍。十八团和黄广边抗日武装及群众代表共1000多人，在广济龙坪镇吃了一顿庆祝抗日胜利的“会师饭”。战友重逢，高兴万分，欢庆胜利。

　　八年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使全县抗日军民，不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特别是柳林人民，都笑逐颜开，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正是：军民团结一条心，赶走日本侵略军。

　　三十九 邹一清跋涉数千里返柳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黄梅县政府从山里搬回县城，首先扩充反动地方武装，增加国民党县自卫大队人数，组建各乡镇联防团，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占据全县各地战略要道。

　　1945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梅县抗日民主政府改称黄梅县民主政府，县长邹一清，秘书梅白。组织和领导黄梅人民，发展游击区，扩充革命武装，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制止内战而斗争。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实行反革命的两面手腕，利用和平谈判作掩护，同时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全国大规模的内战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为了表达争取和平的愿望，在内战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40多天的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在协定中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所达成的六条协定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但是，《双十协定》刚签订3天，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出进攻共产党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为了制止内战，在《双十协定》公布后，中共中央遵循协定条款，实行“有原则的让步”，主动将人民武装部队撤出部分解放区，将鄂豫边区的武装部队撤到黄河以北，当然包括蕲黄广地区的武装在内。

　　1945年10月中旬，中共鄂皖边中心县委书记赵辛初奉命紧急通知所属各县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迅速撤出本地，转移到蔪春县大桴冲整编，准备西进。通知一到黄梅县，黄梅县长邹一清立即执行，通知所属的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十万火急地集中。黄梅县集中的队伍300余人，当夜便赶到大古岭，第二天便翻山越岭到达蕲春太平。鄂皖边指挥部派一个营在太平接应黄梅的队伍，并会合了在蕲春的挺进十八团，当夜赶到田家桥，然后抵达蕲春大桴冲。在大桴冲进行了短暂的整训，学习上级指示，进行形势教育，使全体人员统一思想。然后，鄂皖边中心县委书记赵辛初将所属各县的武装人员合编为一个特务团，各县的党政干部合编为一个干部大队，同挺进十八团一起，共有2000多人，于10月下旬分两路向鄂东区党委所在地（黄）陂（黄）安南转移。转移前，中心县委在蕲春山区留下150多名伤病员，由少数干部和医务人员保卫和护理，同时宣布所有人员按部队建制行动。

　　干部大队与特务团一路行动，走到黄冈县上巴河，遭到一支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敌人占了有利地势，特务团第一连受到一定损失，人员有些伤亡。但是，特务团和干部大队很快夺取了制高点，不到半小时就击溃了敌军，给敌人以重创后继续前进，当晚就到达黄冈孙家冲。第二天早晨，敌人又尾追上来，特务团和干部大队只好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打了几里路才摆脱敌人，到达麻城县的歧亭。在这里，特务团、干部大队又和挺进十八团会合在一起。

　　一天，部队碰上国民党的两辆汽车，满载布匹从这里经过。当时正是深秋时节，部队正需要寒衣，于是将两卡车布匹缴获下来，以团为单位把布匹分给每个战士携带。谁知挺进十八团团长张海彪，把好布单自留了一麻袋，队伍住到黄安县八里塆时，他将这一麻袋布送到他岳母家去了。团里的战士们都有意见，因为在官兵一律平等的当时，这是少有和不能原谅的。干部大队原黄梅干部邹一清、蔡琼等人听说，都感到十分气愤，认为张海彪给黄梅出去的干部丢了脸。为此事张海彪受了处分，后来他不思悔改，堕落为可耻的叛徒。

　　队伍到达陂安南前面一站，住在木兰山东边的一个小镇上，街道上人很多，生意很热闹。鄂东军区党委在这里犒赏了特务团、干部大队和挺进十八团，加了餐发了津贴。接着，鄂东军区全体队伍集中到黄陂站整编。在整编大会上，由鄂东军区党委书记聂洪钧作了反对内战的形势报告。经过思想武装后，全军区部队重新整编。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政治委员聂洪钧，军区下辖独立第二旅，旅长吴诚忠，政治委员张体学兼。独二旅下辖第四、第五、第六3个团，鄂皖边去的特务团和挺进十八团合编为第六团，团长石建金，政治委员黄世德，政治处主任刘敏。

　　1946年1月，整个中原部队决定以宣化店为中心就地待命。中原部队总共有7万多人，所占地盘不到四个县，东西南北横直不到100公里。国民党反动派在宣化店周围十几个县，驻扎了30多万正规军，构筑了6000多座碉堡，挖了几万条战壕，步步紧逼，天天蚕食，妄想把我中原部队一口吃掉。中原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等首长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制止内战”的指示，坚守中原，拖住国民党30万军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进行艰苦的斗争。

　　宣化店及其周围地区都是贫瘠山区，农民生活本来就很困苦，不到4个县的地盘驻扎了7万多军队，给养困难给部队带来很大的威胁。国民党不仅军事上重重包围，而且经济上也层层封锁。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部队只有靠节衣缩食渡过难关。有一个时期粮食奇缺，战士们过着“锅中有米少可数，野菜和水煮”的生活。当地人不吃甲鱼、黄鳝，从黄梅去的干部、战士利用驻防休息时间，去山沟塘堰捕捞甲鱼、黄鳝、乌龟、泥鳅、螺蛳、蚌壳等，用来充饥和改善生活。

　　1946年3月，延安党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来到宣化店，看望和慰问中原部队，带来大批老解放区军民的捐款和支援的药品，又从武汉救济总署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给困难中的中原部队以极大的鼓舞。独二旅特别是第六团里的黄梅籍干部和战士，信心百倍地和大部队一起，为坚守中原、反对内战而斗争。

　　正在这时，原黄广边的武工队长曹跛子来到独二旅旅部。原来黄梅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转移时，留下了少数同志在黄梅坚持斗争，队伍有所发展。他们派曹跛子化装长途跋涉到中原军区，向独二旅领导汇报了蕲黄广地区的斗争情况，要求独二旅派干部去加强领导。经过旅部研究决定，派原黄梅县民主政府县长邹一清和钟子恕、黄再兴等二十几个人回黄梅工作。

　　5月初的一天，从独二旅旅部传出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要来宣化店的消息，第六团担负着抢修从河口到宣化店公路的任务。团部派民运股长蔡琼到前沿第一站的王家店做接待员，蔡琼十分高兴，很早就站在公路边等候。当几辆吉普车开到王家店时，只见周恩来领着美国代表白劳德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一起下车。周恩来对欢迎他的干部和战士，亲切地频频挥手致意，连声问候“同志们好”。他以政治家特有的洞察力，注视着村庄墙壁上“消灭共匪”的标语，指着这条标语对白劳德和王天鸣说：“你们看，把共产党抗日队伍说成是匪，这就是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态度！”说得美蒋代表非常尴尬。周恩来在第一站看了一下，也未休息，随即上车开往宣化店。蔡琼第一次见到为革命风尘仆仆、奔波操劳的党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阴谋，在当时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签订了中原停战协议。中原部队乘此时机，作好突围的一切准备。把部队中的老弱病伤妇，采取合法手段复员了一万多人疏散回原籍。让一大批原各地的党政干部和非战斗人员，化装转移到各老解放区去工作，黄梅的梅白等人就是这批回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中原部队全军上下，已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好突围准备，只等中央一声令下，便开始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

　　邹一清与梅白在归途中相遇，他们一行从1945年10月离开黄梅，往返奔波8个月，辗转跋涉数千里，一路上穿插战斗，于1946年6月又回到他在黄梅的老根据地古角山，来到他曾客居的王浩然家。王浩然转移时留下来任古角山武工队队长。王浩然见到他的老上级老战友邹一清、梅白等人，万分高兴，吩咐管家王火山杀猪备酒，为老战友们接风洗尘。邹一清熟悉地走进他专用的房间，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往床上一躺，感到一阵特殊的轻松。

　　邹一清、梅白一行三十几个人，在王浩然家居住休整了几天，共同讨论制定了如何巩固“四山”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不料被坐探告密……

　　正是：邹一清跋涉千里返柳林，王浩然半夜被捕遭斩刑。

　　四十 王浩然第三次入狱

　　邹一清一行人驻扎在王浩然家里，被暗藏在柳林的国民党自卫队坐探发觉，坐探向县自卫团告密。1946年夏，内战爆发，自卫团请来驻扎在宿松二郎河的国民党广西军一个团的兵力，援助“围剿”。

　　1946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一个团的兵力，在周团长的率领下，由一个熟悉柳林道路的向导领路，从二郎河悄悄地直奔柳林老铺，分别包围了王浩然家几十间住宅群和王氏祠堂，然后敲门，进屋搜查。结果只抓到了王浩然一人，邹一清、梅白他们一行人头一天晚上已转移到黄广边去了，王浩然打算两天后再去。没有抓到大头目，只抓住了一个小头目，县自卫队将王浩然押到县城下监。

　　此时王浩然的表兄已不是分队长，离开了保安队，县府里没有人保释他。土地革命时期，乡镇团总掌握着生杀大权，这个时期生杀大权由县长掌握，杀人经县长批准。

　　此时县长雷鸣震，房县人氏，是个反动派。多年来黄梅共产党势力膨胀，气焰嚣张，他正想惩一儆百，杀鸡给猴子看，消灭共党匪患。

　　王浩然在牢狱中反复琢磨着，想活命，只有求助於甘侯了。他对於甘侯的人品、学识非常景仰。王浩然为人好施舍，好交友。好施舍，他常将自己与战国时期孟尝君相比，孟尝君家养有千余名吃闲饭的食客。好交友，他常与宋朝小旋风柴进相比。他的朋友到处都有，就是没有官场朋友。他曾拜於甘侯为师，与於甘侯交往盛密。於甘侯器重他，不亚于器重邹一清、蔡琼、梅白等人。正是，莫愁世间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写了一首七律诗给於甘侯：

　　王浩然致於甘侯

　　为扫烽烟把笔投，

　　如今无计可持筹。

　　论文每羡陈琳檄，

　　作赋徒悲宋玉秋。

　　食尽王孙难强项，

　　囊空季子亦低头。

　　流尽血汗何所惧，

　　恰似浮萍逐浪流。

　　一天，他的叔父王正大去县城牢狱看他（此时，王浩然的父母已去世），给他送去换洗衣服、吃的和零用钱。他把这首诗交给叔父，叮嘱叔父，叫叔父从他家里拿2000块银元送给於甘侯，把诗也交给他，请於甘侯把银元送给县长雷鸣震，保释他出狱回家。

　　叔父回到家，与侄媳妇筹集了2000块银元，用箩筐装着，足有大半箩筐，箩筐上面放些衣物，与管家王火山推着一乘独轮手推车到县城於甘侯家门前，两人用扁担抬着半箩筐银元送到於甘侯家，把诗也交给了於甘侯，请他向县长打点。

　　於甘侯将这半箩筐银元送到县长雷鸣震家，要保释王浩然出狱。雷鸣震还是给了於甘侯的面子，因为於甘侯是县内外有很高威望的民主人士，再说也看在大半箩筐银元的分上，同意免去王浩然的死罪。想释放，还要他写一份声明，声明退出共产党，不再干革命。如果再干革命，抓住就杀头，决不轻饶！

　　王浩然被捕要杀头，邹一清心急如焚，自己势单力薄，不可能劫狱，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此时邹一清已到黄广边地区，恢复建立了中共蕲黄广工委，书记邹一清，在黄梅境内恢复建立了蔡山中心乡党委，书记梅彭记。后来听说王浩然家里送银元托於甘侯给了雷鸣震，雷鸣震要他写退党申明，才能释放回家。邹一清派人到王浩然家传话，说邹一清代表组织同意王浩然写退党申明，保人命和实力，但不能出卖同志。（如此类似的事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并不鲜见，如“文化大革命”时期，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陶铸及王鹤寿冤案，当年他们写反省出狱都是经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文革”时期把他们都打成叛徒。）

　　叔父又一次去牢狱探监，给侄儿送吃的，把邹一清的话告诉了他。于是，王浩然写了一份声明，声明他退出共产党，不再干革命。就这样，他才获得自由。

　　约定出狱那一天，於甘侯到牢狱去迎接他。於甘侯拍了两下王浩然的脑袋，打趣地说：“你的这个七斤半差一点要掉下地来。”说完，把已写好的一首诗回赠给他：

　　於甘侯赠王浩然出狱

　　大雪纷飞岁暮天，

　　几声珍重出山泉。

　　莫愁白璧沽无价，

　　应取黄花节愈坚。

　　九折王阳休自馁，（něi）

　　三年孝妇倩谁怜。

　　送君只有新亭泪，

　　愿着江东祖生鞭。

　　王浩然回到家中，妻子喜极而泣，说：“你为革命耗尽了家产，三次坐牢，三次要砍头，我也死过一回，我俩是从阎王那里捡回的两条命。从现在起，就在家里做个良民吧。”王浩然说：“革命是为了主义，这一点你不懂，从此不参加革命也罢，但在经济上援助革命还是必要的，破点钱财算什么，钱财像流水，去了还会来的。”

　　正是：两千银元买条命，万金散尽还复来。

　　附1《王浩然致於甘侯》诗的注释

　　为扫烽烟把笔投

　　为干革命投笔从戎。烽烟指战火，扫烽烟即干革命。

　　如今无计可持筹

　　如今（我王浩然坐牢了）已无法筹措解脱。1、2两句为首联。

　　论文每羡陈琳檄

　　写文章每次都羡慕三国时陈琳的讨曹（操）檄文写得好。

　　作赋徒悲宋玉秋

　　作赋时空叹不如宋玉的悲秋一赋写得好。宋玉，战国时楚国人，他的《九辩》中，有《悲秋》一赋写得甚妙。这3、4两句颔联（胸联）是诗作者抒发自己文才不如前贤的感伤。

　　食尽王孙难强项

　　没有饭吃，公子王孙也昂不起头来。项，指颈项，难强项，颈项抬不起来。语出《韩信传》，韩信没发迹时，家里穷得没饭吃，有一次，他在河塘边钓鱼，没吃饭，附近的老太婆可怜他，送一碗饭给他吃，他头也不敢抬，就把饭吃了。

　　囊空季子亦低头

　　口袋中没有钱，苏秦在妻子跟前也要低头。季子，苏秦的小名。语出《苏秦传》，苏秦未得志时，家里穷，他与妻子说话，妻子扭头转身不理他。后来，他说服六国国君，以合纵策略，联合六国对抗强秦，成为六国丞相，身佩六国相印，担任六国联军的总指挥。他的卫队千骑百驷威风凛凛地护送他回家探亲，他的妻子跪在门外迎接。这5、6两句颈联（腹联）是诗作者借前朝英雄的难言之隐来影射自己当前处境的艰险。

　　流尽血汗何所惧

　　血和汗流尽了有什么可畏惧。

　　恰似浮萍逐浪流

　　正像浮萍一样随风浪打去，示意他要被杀害。7、8两句为尾联，尾联呼应首联。

　　附2《於甘侯赠王浩然出狱》诗的注释

　　大雪纷飞岁暮天

　　王浩然出狱那一天，是腊月廿五，年关将近（岁暮天），天下着鹅毛大雪。

　　几声珍重出山泉

　　於甘侯对王浩然说了几句话，叫他自珍自重，然后他走在回家的山泉小路上。

　　莫愁白璧沽无价

　　於甘侯说，你莫担心白壁卖不出好价来，意思是说，你莫愁自己无用武之地。

　　应取黄花节愈坚

　　应当学习菊花般的劲节，傲霜而开，老而愈坚。

　　九折王阳休自馁

　　要像历史上王阳那样，受九次挫折，而不失去勇气。语出《后汉书》，王阳，当上了昌邑王的中尉官职，因汉昭帝荒淫而被革职。后来汉宣帝登基，又起用他为谏大夫（专向皇帝提意见的官）。因多次向皇帝提意见，未被采纳，只好称病辞职回乡。后来汉元帝登基，又起用他为谏大夫之职。据说，他经历三朝皇帝，曾受九次挫折而不灰心，为国家尽职尽忠。

　　三年孝妇倩谁怜

　　孝妇含冤，三年不雨，有谁来同情。据《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时，东海有孝妇周青，养姑甚谨，夫死不嫁。姑曰，吾老累汝，遂自缢死。姑女告妇杀母，妇冤屈被郡太守斩，此郡大旱三年。后新任郡太守至此，为妇白其冤，郡太守并带着一班人，杀牛羊抬至墓前超度祭奠，老天即雨，年成大熟。（汉朝以前，媳妇称婆婆称姑，称公公称舅，姑即是婆婆。）

　　送君只有新亭泪

　　送你只有忧国忧民的眼泪。新亭泪，语出《晋书?王导传》，东晋初年，匈奴入侵，中原战乱，都城由西晋的洛阳迁到东晋的建康（今南京市）。统治阶级里从北方跟来的一班著名人士，常到新亭（在南京市南面）举行酒会。有人感叹着说，“风景并没有变，只是大好河山和我们的故乡都被敌人占领了。”说着，引得大家掉下泪来，故曰新亭泪，表示徒有忧国之心，而无救国的实际行动。

　　愿着江东祖生鞭

　　愿你像昔日江东祖生那样，手握钢鞭，为国杀敌。祖生鞭典故出自《晋书?刘琨传》，刘琨与祖生为友，闻祖生被朝廷所用，乃致书亲友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鞭是古代兵器，如钢鞭、九节鞭。意思是说，我枕戈待旦，闻鸡舞剑，志灭逆虏，常担心祖生比自己被朝廷先用，手执钢鞭，驰骋疆场，为国杀敌，而自己却落后了一步。先吾着鞭，祖生鞭，表示羡慕别人比自己抢先一步被朝廷所用，手执钢鞭，去报效国家，勉励人努力进取，莫落后他人。

　　於甘侯引用几个典故，以长辈的身份开导王浩然，人生道路上跌跤后，别自甘沉沦，要自强不息，奋起直追。

　　（以上两首诗和故事系老铺村民王国治提供。两首诗尽是典故，如果解释欠妥，请高人指点。此两首诗的解释，有周顺之、王国治二人提供部分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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