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行医41年之后，我认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医生。我是背离自己的初衷而成为一个医生的。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我又回到最初起步的地方。在童年早期，我并没有渴求了解消除人间痛苦的知识。我天生的虐待狂倾向并不严重，因此我没有发展其派生的东西。小的时候我也从未做过“扮演医生”的游戏，而是选择其它方式来满足童年的好奇心。年轻时我强烈地希望解开我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之谜，想为此做些什么。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去医学院上学。但我在动物学和化学实验方面较差，后来我在布吕克的影响下——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决定学习生理学。当时这方面的课程主要是组织学，而我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医学考试，但我对医学却没有任何兴趣。直到有一天，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告诫我说，由于一些主干课程较差，我也许不适合于从事理论研究。这样，我就从神经系统组织学转向神经病理学，并开始关注神经病症。但我很少想到，由于缺少医生必需的素质，我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小的危害。如果一个医生的治疗兴趣依据他的情感而发生变化，那对病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只有冷静地工作，尽量按照规则去做，才可能让病人获益。
我个人认为，精神分析有它的内在价值，可以独立应用于医学。但作为一门科学，它属于医学还是属于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并没有实际意义。据说争论的真正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应用精神分析去治疗病人。如果精神分析属于医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就像辐射属于物理学那样，应用它的人服从治疗方法中确立的规则，那么它一定会让人满意地接受，尽管仍然可能有争议。我就是这样看待精神分析并接受它的。我只是想确认，治疗方法并不会破坏科学性。遗憾地是，在治疗和科学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它们并不是一回事。精神分析跟辐射学是不同的。在研究控制X光的规律时，物理学家并不需要一个病人，而精神分析研究的唯一主题是人的心理过程，只有在人的身上才能研究这一过程。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神经病人能够比正常人提供更多具有指导意义和有助于理解的材料，因此，如果不让研究和应用精神分析的人获取这些材料，他们获得良好训练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我这里不是在讨论神经病人的利益应不应该为教学和科研的利益而做出牺牲。我只是想表明，如果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两种利益很容易得到兼顾，而且在这种兼顾中获益的，也不仅仅只有医学这一个学科。
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学者的目的是，无论谁成为我们的病人，我们都要对他作最彻底、最深入的分析。我们追求的是挖掘其潜能，利用其自我中储存的能量，以其内在的资源来丰富自己，而这些能量由于被压抑限制在无意识中而无法了解，由于被迫维持这些压抑而浪费在无效的任务上。我们的目标是否定得太高了？病人中的大多数值得我们这样为他们操劳吗？从外部维持其症状难道不比从内部重建其潜能更为经济吗？对此我还不能作出结论性的回答，但我却了解另外一些情况。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精神分析的治疗和研究这两个方面就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知识让治疗获得成功；在没有学得新知识的情况下，要想治疗一个病人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要获得新的见解也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中确实有着这种可贵的联系。只有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工作，我们才能逐渐深化对人类心理的了解。精神分析的科学效益是该工作最让人自豪和快乐的前景。我们要出于某种实际考虑而牺牲掉这种效益吗？
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在我希望的精神分析训练学校诞生之前，已经获得医学初级教育的人就是未来从事精神分析最合适的人选。但我也有权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初级教育是完备的，我们应该克服医学教育带来的片面性，努力学习内分泌学和自主神经系统方面的知识，在心理学概念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实。我也赞同这样的看法：只有研究了心理现象与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学基础之间所有关系的人，也就是医学分析专家才能够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要忘记，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那些受过心理科学初级教育的人合作，我们也做不成什么事情。我们通常将医学和应用的精神分析区别开来，但这一划分是不合逻辑的。真正的划分应该是医学和非医学领域中科学的精神分析及其应用。
——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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