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天假日，妻子惹得我生了气，尽管是一件小事：我们在餐馆吃饭，坐在我们对面的男子来自维也纳，我和他彼此认识，但我不想跟他打招呼。这个人有点名气，妻子听说过他的名字，她不但认真倾听他跟身边的人谈话，还接着其话题向我提一些问题。我一忍再忍，终于向她发了火。几个星期后，我向一位亲戚埋怨妻子当时的行为，但回忆不起来那人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容易嫉恨人的人，不会忘记让我烦恼的那些细节，这次健忘的原因是考虑到妻子。不久之前我又有了一次类似的经历：几个小时前，妻子讲了一个笑话给我听，我很想将它讲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听，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她给我讲了些什么。后来问了妻子才想了起来。这原因是，妻子讲的内容涉及到一个让我们感到烦恼的问题。

　　一位未见过面的女士托我给她代买一个装文件和钱的小保险箱。我答应了。卖这类保险箱的一个商店位于市中心，我应该很熟悉，头脑里有印象。但我无法回忆起这条街道的名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在这个地方走一下，就可以找到这家商店。记忆好像告诉我，我在这里走过无数次。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在这一地区从各个方向走了许多遍，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商店。或许可以查一下有关的商店名录，知道了确切的街道门牌号码就好找了。一翻相关材料，我马上就看到了那家商店的地址。实际上，多年前我曾在这个商店前走过无数次，那是去拜访M一家人，一定会路过这家商店。几年后我跟这一家人的关系疏远了。这次找不到这个商店的原因原来是在无意识里想要避开这一家人住的房子和周围的地方。我在这一地区寻找这个商店时，几乎所有的方向都走到了，唯独漏掉了这个房子所在的方向，好像是有意避开这个地方似的。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感到不愉快或厌恶是造成遗忘的原因。这里厌恶的不是保险箱，而是一个我不愿意见到的人。

　　我应某公司的邀请对其职员做一次巡访。再去公司的路上，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得不在公司所在那栋大楼反复寻找。到了大楼，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公司应该在下面的一层楼。我记不起公司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了，也不记得我在这里见到什么人。经过思索后我发现，这个公司总部在费舍尔寄宿学校的下面，那里我多次看到一个病人。同时我回忆起，这栋楼里还居住着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但是，是什么让我产生遗忘呢？这还是个谜。我记得这个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病人并没有伤害我的地方，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让自己焦虑的地方。再去看另一个病人的路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遗忘的原因。以前这个病人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困难，我给他下的诊断说，他会渐渐瘫痪。后来我听说他的病好了。这说明我的诊断错了。这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我对其它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我忘掉公司的地址应该与这个病人有关。另一个内科医生跟我一样，也把这个病例诊断为麻痹症，他的名字叫费舍尔，跟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记不起寄宿学校以及其下的公司地址应该与此有关。

　　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书桌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但最近却将一个刚刚寄来的书的目录放丢了，结果再也找不到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谈语言》，对于它的介绍说，书的作者很有思想，风格十分活泼。我很喜欢这种风格，也认为作者对于心理学以及文明的看法很有价值。后来我对于这一遗忘作了分析：我曾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熟人看，几天前，熟人还书时对我说：“我觉得他的风格和思考方式都跟你很相似。”这句话对我有所触动。一些年前，我还比较年轻，很有必要同学术界的人士联系。我很欣赏一位年老同行的著作，他在医学界有些名气，他也对我说过跟上面类似的话：“这很像你的思考方式和风格。”被他的话所鼓舞，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有更为密切的接触，但他一直没有回信。也许就是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使我遗忘了那个书的目录。

　　1901年夏天，我跟一个朋友交流学术观点，对他说：“如果我们采用个体原始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回答说：“两年半前我就对你说过这些话，但你并没有接受我的观点。”我回忆不起来有这次谈话，也记不起来他说过这番话。我们两人中肯定有一个记忆有误。经过一星期的回想，我记起了整个事情，正像我这位朋友说的那样，我还记起了自己当时对他的回答：“我想在还不能接受你的观点，我也不想研究这一问题。”在这以后，在查看医学资料，看到有表述我的观点的内容却没提我的名字时，我就比以前宽容多了。

　　以上这些遗忘并不是偶然的，对它们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都有一种不愉快的经历或体验隐藏于其后。在我看来，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经历的倾向是十分普遍的。

　　——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