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对自己的根本要求是什么呢？是超越时代性，成为“永恒”。那么，他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呢？用他作为这时代产儿的一切。那好！我和我瓦格纳都是时代的产儿，也就是说，我是一个颓废者。我跟他唯一的区别在于，我正视这一事实，并与之抗衡，而他却不是。
到目前为止，我思考的中心都是颓废问题，我是很有理由这样做的。“善恶”问题不过是这一种中心问题顺带的一笔。如果我们能培养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衰朽的征兆，就能够理解什么是道德，理解在神圣的名称和价值背后隐藏的究竟是什么：是贫弱，是虚无，是疲乏。这里道德否定了生命。……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不得不自我约束：不得不反对我身上那些病态的东西，包括瓦格纳、叔本华、整个现代“人性”。我不得不十分冷静和清醒地远离我所在的这个时代的一切。我的最高意愿就是，长着一双查拉图斯特拉的眼睛，从高高的天穹俯瞰人世间。为了这一目的，我愿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怎样的“自我克制”和“自我否定”啊！
我一生最大的事件是康复，而瓦格纳是我患的一种疾病。并不是我不想表达对这种疾病的感激之情。尽管在本文中我作出“瓦格纳是有害的”这一论断，我还是要指出，对哲学家而言，瓦格纳是不可或缺的。也许别的人可以绕过他，但哲学家不行。哲学家是其时代罪恶的知情人，为此他应该具有关于其时代最好的知识。而要在现代精神迷宫中顺利穿行，有谁会比瓦格纳更适合做向导呢？瓦格纳向我们彻底展示了其灵魂；通过他，现代性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面前，无论善恶，一目了然。一旦搞清楚了瓦格纳身上的善恶，也就可以发现现代性的所有价值。也许有的音乐家会说：“我讨厌瓦格纳，但我决不能忍受任何其他音乐家。”对此我是十分理解的。同样的，我也十分理解一位哲学家的话：“瓦格纳是微缩的现代性。”没有办法，我们不得不首先是瓦格纳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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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评价这篇文章，就得担心音乐之命运问题，就像因伤口本能愈合而痛苦那样。如果我为音乐的命运担心，我因什么而痛苦呢？我的痛苦在于，音乐已经不再具有美化世界和肯定的性质了，它成了颓废的音乐，不再是狄奥尼索斯的笛声。如果一个人把音乐当成自己的事业，其问题就是自己的痛苦，他就会发现，我的文章其实是十分温和文雅的。在这种情况下，愉快而善意地嘲讽是颇有人情味的。（这是调侃着说实话，是有力量的表现。）也许人们不会想到，我这门大炮会冲着瓦格纳放，毕竟我热爱过瓦格纳，因此在决定这样做是很谨慎的。然而，攻击一个机警过人、人们不容易识别的“隐藏者”，这就是我的使命。除了攻击几个人外，我还要把矛头对准整个德意志民族。
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很突出的蔑视德国的人，这甚至是我的志向。在26岁时，我就对德国人的性格表示怀疑（见《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三部分），我无法接受德国人。如果要设想一个跟我的本性不符的人，我总是想到德国人。我考察一个人，要看他是否有一种距离感，是否看到人与人之间有着阶层、地位、等级的差别，是否高贵，这样才能判定他是否是一个上等人。如果做不到这些，他就无可救药地成了一个温顺者，而温顺者就是群氓，德国人就是群氓。他们是太温顺了！同德国人交往会贬低自己，德国人对谁都一样看待。如果把几个德国艺术家尤其是瓦格纳除外，可以说我跟德国人没有度过一个好的时光。我无法忍受这个种族，跟他们无法相处。他们不喜欢与众不同的人。（天哪！我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个种族的人脚下无根，根本不会走路；实际上他们就根本没有脚，只剩下腿。德国人也从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丑陋，单是下面一点就足够丑陋了：他们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而感到羞耻。他们什么事都想掺和，以为自己能够决定一切，我还担心他们甚至会对我作出裁决。
大约在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它发出雷鸣般的巨响，震撼世界）前两年，我把《瓦格纳事件》公之于众：德国人想再次伤害我，而让他们永垂不朽！经过这段时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这些日耳曼先生们，我向你们致意，因为我感到高兴。刚才还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朋友写信告诫我，让我不要失去朋友，说话不太客气，态度也不怎么样，当然，责任全在我自己：因为我担负着人类的命运。
——瓦格纳事件、瞧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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