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认为，维也纳对精神分析运动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倒会起阻碍作用。而苏黎世这样位于欧洲中心的城市，可以让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还认为，第二个阻碍是我自己。那些赞同我的人把我比成哥伦布、达尔文和开普勒，那些辱骂我的人说我是个脑瘫病人。因此，我想通过苏黎世这个让精神分析首次闪亮登场的城市来把自己给隐蔽起来。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而这一运动还刚刚开始，要当一个领袖，对我来说为时已晚。我觉得这个运动应该有一个领袖，否则它在以后的发展中会面临危险。我希望，推选出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权威者，就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起初只有我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角色，因为我有15年的研究经验，这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我觉得应该把权力交给一个年轻人，在我死后他就顺理成章地取代我的位置。这个人只能是荣格，因为就年龄而言，布洛伊勒跟我算是同龄人。荣格的优势在于，他有突出的才能，并已经为精神分析作出了贡献，他的独立性和人格也让人放心。此外，他好像愿意同我建立一种良好关系，并且为我而放弃了以前曾有的种族偏见。当时我根本没有认识到，尽管有这些优势，我所作的这一选择是最糟糕的。这个人不能容忍他人的权威，也不会正确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只是将能力用在他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中。
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正式的学会，因为我担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来，就会被人们所滥用。应该有一个领导机构，它的任务就是宣布：“所有这些胡言乱语都与精神分析无关，它们都不是精神分析。”各地方的学会应该指导有关人员学习如何进行精神分析，如何训练医生。在我看来，既然官方科学界对精神分析发布了戒严令，对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和机构进行联合抵制，我们这些精神分析运动的拥护者就应该联合起来，建立友好关系，互相交流，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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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荣格在一封写自美国的信中夸耀地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以前是不承认精神分析的。我的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我们辛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放弃得越多，就会发现所谓的抵抗消除得越快。这些瑞士人很骄傲地所说的改革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取消精神分析理论中性因素的重要性。
荣格关于“为了获得良好意志”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说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及其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总是沿着直线发展的，没有衰退的时候，在每一次革命之后没有任何反动和复辟，每一代人都没有倒退，都不会放弃前辈获得的东西。
正如批评者（亚伯拉罕、费伦茨和琼斯）所指出的，荣格的新理论非常晦涩难懂，人们无法采纳其任何观点。一个人只要自认理解了一点荣格的东西，另一个人就会说他误解了它。换言之，这一理论被提出的方式是犹豫不决的，一会儿是作为对精神分析“很微小的修正”，而不是激烈的反对，一会儿又说是为精神分析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是一个新世界观。
我们看到荣格在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说话的不一致，不禁要问：这里有多少成分是由于头脑不清楚，有多少是由于缺乏诚意？应该承认，这个新理论的阐释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况：他们现在反对的，正是以前所赞成的。此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又有了一些新的观察发现，而是这些新解释可以让他们把以前的东西看得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不愿意放弃跟精神分析的联系，作为精神分析的代表，他们已经广为人知，因此他们只能说，是精神分析发生了变化。在慕尼黑大会上，我觉得有必要消除这种混乱，宣布说，瑞士人所谓的改革不是由我发起的精神分析的合法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亚伯拉罕正确地指出，荣格已经完全放弃精神分析。我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随意思考和写作，但他无权说一些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东西。
荣格提出所谓精神分析改革，是出于这一目的：消除家庭情结中他想反对的东西，使之不出现在宗教和道德之中。他提出一个抽象概念来替代性欲里比多。他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道德体系来重新解释、歪曲和抛弃那些实际上是由精神分析发现的东西。这个跟精神分析完全不一样的新运动也表现在荣格对压抑的态度上，表现在他对梦的误解上，表现在他完全不顾及梦的心理学，表现在他完全不理解无意识，总之，表现在精神分析实质内容的一切方面。当荣格对我们说，乱伦情结只是象征性的，并不是真实存在，一个野蛮人是不会对一个年老丑陋的女人产生欲望，而只会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产生欲望时，我们想说的是，这里“象征性的”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意思只能是，由于乱伦情结的表现形式和致病作用，它应该被精神分析描述为“无意识存在的”。
这个意在取代精神分析的新学说只不过是对精神分析的放弃和脱离。有些人担心，由于这一新学说是由那些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做了许多工作、起了巨大作用的人们提出的，这种放弃和脱离一定会造成十分巨大的影响。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人们表达一种强大思想时，他们才是强大的；而一旦他们反对这种思想，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精神分析能抗得住这些损失，因为必定会有新的追随者取而代之。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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