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再感谢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在传播精神分析中所给与的巨大帮助。即使当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我也要再次感谢他们。如果没有苏黎世学派的支持，就没有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关注。当时的情况是，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过去，在各个地方，人们对它的兴趣日渐增长，但这种兴趣的增长并非别的，而是非常激烈、非常愤怒的否定。在苏黎世，情况正好相反，占支配地位的是与精神分析相一致的学派。而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这样，存在着关系密切的精神分析学者，有为精神分析研究服务的公立诊所，临床教师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自己精神病学课程的一部分。因此，苏黎世学派成了那些为精神分析而奋斗的小团体的核心。只有在那里，才有学习精神分析新技术和进行实践的机会。现在，大多数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经由苏黎世才来到我这里，包括那些从地理上看到维也纳比到瑞士要近的人。在与西欧的关系中，维也纳处于边陲地位，多年来其声誉由于强烈偏见而受到影响。所有最重要国家的代表都聚集在瑞士，这里有着特别活跃的学术活动。

　　按照一位同事所说，在布格利，精神分析似乎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兴趣。1902年，荣格发表的论神秘现象的著作已经提到我的《梦的解析》一书。维也纳和苏黎世两地的精神分析学家建立起个人关系后，还产生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会，1907年在布格利的定期会议上讨论了精神分析问题。在两地联盟中，这些瑞士人不仅仅是接受者，他们已经写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科学著作，对精神分析作出了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他们对冯特学派的联想实验作出解释并加以应用。由此，苏黎世学派能够对精神分析观察迅速作出实验检验，并直接向学生证实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作出的某些论断。连接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联想实验可以让我们对病例进行短时的定性分析，但在技术上却没有什么突破。更重要的一步是由苏黎世学派或其领导者布洛伊勒和荣格完成的。布洛伊勒表明，借助于精神分析（由弗洛伊德）在梦和神经病中认识到的过程，就可以让我们搞清楚许多纯粹的精神病问题。荣格在1907年成功地把精神分析解释方法应用于各种不同的早发性痴呆现象（精神分裂症），这样，我们就可以搞清楚这些病例在其生活和爱好方面的来源。在这以后，精神病学家再也不可能轻视精神分析了。布洛伊勒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著作（1911年出版）将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临床体系的观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要指出的是，当时维也纳和苏黎世这两个学派在研究方向上已经有了让人注目的分歧。早在1897年我就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精神分析，但这一病例具有偏执狂的特点，因此其治疗方法还不能超出荣格分析的范畴。而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从神经机制的角度解释其症状的可能性，而是探求它与已发现的歇斯底里机制的一致性。那时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因为当时我正致力于神经病的里比多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是要把所有神经病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里比多变化失常而产生的。而瑞士的研究者忽视了我的这一观点。就我所知，一直到现在，布洛伊勒仍然认为各种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表示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的理论，而没有考虑到里比多理论。1907年他发表了关于这种疾病的专著，1912年，他在著作中采用了许多自己以前曾拒绝使用的材料，从而陷入可悲的境况。

　　瑞士学派所做的第三个贡献应该完全归功于荣格，虽然我对此的评价并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高。我指的是由《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而来的“情结”理论。这一理论自身并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它也不能很轻易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结构中去。另一方面，“情结”一词可以说已经移植到精神分析的语言中了；在概括性地描述某种心理状态时，它是一个十分方便甚至不可缺少的术语。精神分析出于自身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术语，没有一个能够像这样广泛流行，同时对它的滥用也已经损害到精神分析概念的明白清晰。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