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几年里，我们这个小团体在迅速扩大，人员也经常变动。我认为，总的来说，在人才的数量和种类齐全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任何医学专业差；无论从一开始还是到后来，在精神分析运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都是这样，尽管这些作用并不是都被看好。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而我对这一运动的发展是满意的。我认为自己已经竭尽可能将有关知识和经验告诉他人了。只有两次情况很糟糕，团体中的一些人离开了我。我未能成功地同精神分析的一些成员维持友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从事艰难工作的人们本该建立起来的；我也未能阻止成员间关于优先权的争论，而在共同的工作中要获得优先权的机会本来是很多的。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最难的是实践方法的传授，由此导致许多争吵，并对维也纳个体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造成影响。我自己从未提出一套有关的技术和理论规范来避免其他的人误入歧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有知识的人恃才自傲，很早就对他们的老师有一种独立性，这往往是一件好事，他们在学术界能获得高出常人的地位，对科学发展是很有利的。精神分析要求它的成员通过长期严格的训练而能做到自律。精神分析在外的名声极坏、也看不到发展前景，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对其十分忠诚，因此，我对成员中持反对意见的人，采取了宽容和忍耐的态度。我们的成员，除了医生之外还有作家、艺术家等等，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认可精神分析的一些重要原则。从一开始，在《梦的解析》和论诙谐等书中，我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用于医学界，它还能广泛应用于精神科学的各个领域。
1907年，情况突然有了一些改变。同以前预料的相反，精神分析好像慢慢引起人们的兴趣，获得了一些理解，有些科学工作者也打算承认它了。此前布鲁尔在一封信中告诉我，我的著作在布格利得到研究和应用。1907年1月，苏黎世诊疗所的艾丁根医生来维也纳访问了我，此后又有其它一系列访问，使得这一学科领域的交流十分活跃。最后，在荣格的邀请下（当时他还是布格利的助理医师），我们于1908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它地方的精神分析界朋友欢聚一堂。这次大会的一个成果就是，创办了一个专业期刊《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它于1909年创刊，由布鲁尔和弗洛伊德指导，荣格任编辑。这个刊物体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的密切合作。
1907年以后，由于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在一起，精神分析运动开始形成巨大的浪潮，其势头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感受到。这从精神分析文献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学习和实践精神分析的医生越来越多、学术界和各种会议对精神分析的攻击越来越频繁可以得到反映。精神分析运动已经波及最遥远的大陆，不仅让各地的精神病学家感到吃惊，还引起其它领域中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的注意。霭理斯从未自称是精神分析的信徒，却一直对精神分析的发展抱有善意的态度，他在1911年为大洋洲医学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无疑还在澳洲，都得到人们的拥护和实行。”一位智利（也可能是德国）医生在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宣布支持儿童性欲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精神分析在治疗强迫性歇斯底里时的功效。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一位美国神经病学家，让他的一位著名的同事来访欧洲时告诉我，他在对印度穆斯林作分析时发现，他们的神经病病因与我们欧洲人是一样的。
在北美洲，精神分析受到特别的尊崇。1909年秋天，马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荣格和我参加该校二十周年校庆，我在大会上作了多次演讲。让我们十分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这所学校不大，但办学质量很高，口碑很好，那些研究教育学和哲学的老师没有任何偏见，十分熟悉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献，在给学生的课中也会讲到精神分析。对于那些正宗的美国人来说，自由、科学地讨论日常生活中种种让人厌烦的事情，至少在学院范围内是可能的。我在大学的五次演讲，后来用英文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1910年），以后又用德文发表，题目是《论精神分析》。在这期间，荣格宣读了他关于联想实验的诊断学论文，还宣读了一篇关于儿童心理冲突的论文。我们获得该校颁发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参加该校校庆周活动的精神分析运动代表，除了我和荣格，还有费伦茨、琼斯（当时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现在伦敦）和布利尔（当时已经在纽约实践精神分析治疗）。
布利尔和琼斯对精神分析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通过自己的论著，不厌其烦地引导自己国家的人们去关注那些在日常生活、梦和神经病中能够观察到的基本事实。布利尔在医疗实践中采用精神分析技术，还翻译了我的著作，促进了精神分析的发展。琼斯讲授精神分析课程，在美国各种会议上为精神分析作辩论，从而为精神分析运动作出贡献。美国没有特别深层次的科学传统，也缺乏官方严格规定的权威科学计划，对于斯坦利.霍尔传播精神分析理论来说，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有利条件。
在瑞典，比埃尔的海水浴治疗获得成功，他为了支持精神分析而放弃了催眠暗示治疗，至少当时是放弃了。沃特在1907年出版的《精神病学基础》一书中对精神分析作了称赞。第一本用精神分析观点写的精神病学教科书是用挪威文写的。在俄罗斯，精神分析已经广为人知，得到广泛传播，我和其他精神分析家的几乎所有论著都被翻译成俄文。但是，这里真正理解精神分析理论的人还不是太多，所以俄国医生对它的贡献我们还不须特别注意。这里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精神分析家是沃尔夫，他在敖德萨开业行医。在波兰，主要是杰克斯把精神分析介绍给这里的科学文化界。匈牙利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奥地利，但在科学上却相差太远。这里只出现了一个精神分析家费伦茨，不过他一人却抵得过整个团队。
多年来，精神分析的反对者高声大气地表达着他们的观点，而那些拥护者受到种种威胁，被迫保持沉默，这是很自然的。一些最初对精神分析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大家本来对他们期望有加，后来却在境况的压迫下退出这个运动。但这一运动仍在悄然前行，这是毫无疑问的。经常有精神病学家和非专业者加入到拥护精神分析的行列中来，精神分析文献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同时它的反对者的攻击力度也越来越大。近几年来，在一些会议上，在一些科学团体的报告中，在一些出版物的评论中，我多次听到和读到，精神分析已经灭亡了，它被彻底打垮了。对这些说法，最好的回答是马克.吐温的话。报纸上发表了他死去的消息，他发去电报说：“你们对我死亡的报道未免太早了一点！”在每次宣布精神分析死亡的讣告之后，精神分析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和合作者，等于是被扩大了宣传范围。因此，与被悄悄地埋葬相比，被宣告死亡也可以说是一个进步。
精神分析运动在向空间发展的同时，在内容上也有拓展，从神经病和精神病学领域扩展到其它知识领域。这种发展还处于初期，才获得一点点成功，大多是开端性的尝试，有些还只有一个计划。一个人只要采取公平态度，就不会在这些方面大挑毛病。在这些领域，研究者的人数相对较少，面对的工作则是数量巨大，他们当中多数人另外还有主要职业，在这些不熟悉的领域只能以业余者的身份来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者是不会讳言自己的业余身份的。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专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进行相关工作时，他们随意使用和发挥精神分析的技术和原理。尽管如此，他们取得成果是十分可观的。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分析方法本身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二是有些研究者虽然不是医生，却已经将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这些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大都可以从我早期关于精神分析的著作中找到其来源。精神分析发现，神经病患者身上出现的症状，在正常人身上也可以看到。精神分析不仅提供了对病理现象的说明，还为我们揭示了病理现象和正常心理生活之间的联系，揭示了精神病学和其它各种心理学科之间的联系。例如，有些种类的梦能够对一些神话和童话作出解释。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议上，荣格的同事们论证了早发性痴呆症幻想与原始部族的世界创始思想之间有着一致性，给所有的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后来的著作中，荣格尝试进一步探讨神经病与宗教、神话幻想之间的联系，这些神话学材料得到更为详尽的论述。
由梦的研究产生的另一条发展途径是对想象作品的精神分析，并最终导致对其创作者（作家和艺术家）自身的分析。在早期阶段就已经发现，对作家想象出来的梦，我们可以像对待真正的梦那样进行分析。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这一概念可以让我们对想象的创作物作出一些猜测，而对神经病和本能冲动作用的研究也可以让我们认识艺术作品的来源，同时也使我们面临两个问题：艺术家是怎样对刺激物作出反应的？他采用什么手段来伪装自己的反应行为？大多数兴趣广泛的精神分析家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贡献，而这一方面的精神分析运用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当然，那些对精神分析不了解的人也反对这些运用，态度激烈，就像他们在原初领域反对精神分析一样。因此我们得有心理准备，无论精神分析进入哪一领域，它都无法避开同原先占有哪一领域的人们之间的斗争。
我自己冒了一回风险，将宗教仪式和神经病症状之间作了比较研究，首次涉及宗教心理学的问题。在以《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为题的四篇论文中，我尝试着运用精神分析来探讨社会人类学问题。这一研究方向将直接涉及我们的文明、国家结构、道德、宗教以及乱伦禁忌、良心等重要风俗的起源问题。当然，要确定这些结论能否经受住相应的批评考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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