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点，沙可教授来了。他个子很高，年龄大约五十八岁，戴一顶礼帽，十分和蔼可亲，黑眼睛，稀疏的长发留在脑后，脸刮得很干净，嘴唇饱满，给人的印象是像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精明能干的传教士。他坐下来给病人看病。他诊断准确到位，对病情兴趣浓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我们维也纳医院的那些医生却只会高高在上。我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他的助手，助手转交给沙可教授。他拿在手上看了一会儿，然后问门诊医生我在哪儿。于是我走上前呈送介绍信。他认出信是美内特写的，草草看了一下，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并要我跟随他。看来一切都很顺利，我受到很好的对待。他首先让我和他的助手商定我的工作，然后带我参观实验室和报告厅。经过几个病房时他又跟我谈了一些事情。总的来说，这个人虽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文雅，却很随和，我还是很满意的。我感到，在不经意间就受到重视。经过他同意，我给他看了自己今天才做好的几个切片。

　　今天是检查眼睛日，诊疗所有自己的眼科医生，我可以随意进入他的工作室。这里工作环境十分民主，人们都是无拘无束的。沙可教授途经这里时发表了一些高见，问了一些问题，还很有礼貌地纠正了我那十分拙劣的法语中的错误。他在这里的时候，我站在他身边，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

　　沙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医生，还是一个天才的观察者，他只要几句话就可以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说出来。每次听他的课，我就像刚从巴黎圣母院出来一样，充满一种全新的感受。离开他以后，我就没有兴趣再做别的事情了。实际上我已经三天没做什么了，却仍然觉得十分自在。我的头脑就像塞满了东西，再也装不下别的什么了。在这以前，还没有其他任何人能这样影响我。每次回到住处，我都对自己说，一个人要有重大成就，是在50到70岁之间，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只要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我现在要做的是，在漫漫人生道路上学会理解周围的一切，为我们结婚后能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而努力做一些事，而不是在学术上像一匹赛马那样拼命奔跑。

　　昨天我做了一件傻事，从心理的角度看挺有意思：我本来想买一本沙可的回忆录，价格5法郎，但书已卖完，我不得不花12法郎买了另一本沙可的书，多花了7法郎。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太奢侈了。书商对我说，如果我想订购一套沙可选集，原价总共要140法郎，他可以减价为60法郎，再加上订阅一年的《神经病学史料》需20法郎，这样我总共只需花80法郎，可以节省80法郎。沙可选集对我来说当然十分重要，但80法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为此我每天都要省下一点钱。如果你为此而感动的话，别忘了这次我是太奢侈了。

　　今天沙可把我叫到一旁：“我有话要对你说。”他告诉我，他十分乐意我将他的全集第三卷翻译成德文，不仅包括已经用法文出版的第一部分，还包括尚未出版的第二部分。你感到高兴吗？我是非常兴奋的。这真是又一件大好事，它一定会让我在德国的医生和病人中出名，这样即使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和几百古尔盾也是值得的，何况还有几百古尔盾的收入。这个翻译工作对我是一个锻炼，对我出版自己的著作是一个准备。

　　现在我是沙可身边唯一的外国人。今天，他收到一批英文版的书，递给我一本，这样我就有机会给他留下一些印象。他讲述了一起病例，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趁机说：“你在讲课时提到这个病例。”我还引用了他的几句话。他似乎很高兴。一小时后他对他的助手说：“下面你和弗洛伊德先生一起观察病例吧！”然后他转过身，问我是否愿意同这个助手一起观察。我当然愿意。看来沙可对这个病例十分感兴趣，虽然对我来说它并不很重要，但我也许会同这个助手一起就此写一篇论文。这件事的价值在于，它表明沙可早就注意到了我。从这时起，这个助手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观察结束后，助手竟邀请我同医院的其他一些医生共进午餐，我受到客人般的款待。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沙可教授一个小小的举动！而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

　　——给未婚妻玛莎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