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四篇文章中，第一篇文章是写得最为成功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引起的狂风暴雨都是惊人的。我触及一个自大民族的痛处：它的胜利并不是文化上的，而是别的什么。对此作出反响的，并不只是大卫。斯特劳斯的朋友们，而是来自方方面面。我曾嘲笑他们是德国文化的庸人，总之，是调和新旧信仰的福音书作者。（自从我的文章出现文化庸人一词，它就在德语中保留下来了。）这篇论文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从那以后，没有人试图同我争论。在德国，人们保持沉默，以忧虑而小心翼翼的态度对待我：许多年来，我一直习惯于这种绝对的言论自由状态，今天，在帝国还没有人能有这样的自由。我是通过“手中的宝剑”获得自己的乐园的。我实践了司汤达的一句座右铭：以决斗的姿态进入社会。我将对手选择为德国最重要的自由思想家。实际上，我在书中表现的是一种全新的自由思想：直到现在，整个欧美国家的自由思想家仍然让我觉得陌生，要跟他们交手，比跟那些笨得要命的傻瓜和具有“现代观念”的小丑更加困难。他们也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意向来“改造”人类，他们反对我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他们和我之间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他们仍然相信“理想”，而我却是第一个反道德主义者。
我不想说《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关于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两篇文章会特别有助于理解他们及其心理问题。不过也有例外。例如，出于我深刻可靠的本能，我早就指出，瓦格纳本性中最根本的是戏剧才能，他的方法和目标都是来自这一本能。从根本上说，我希望通过这两篇论文研究一些不同于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唯一重要的教育问题，自律的新观念问题，无法摧毁的自卫新观念问题，完成了不起的世界历史使命的道路问题。概而言之，我选择了两个已经很有名气、但个性并不明确的类型，以便采用更多的形式、词语和符号等等来自由发挥我自己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最后在《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三篇中有着巧妙的提示。柏拉图也曾利用苏格拉底的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我的心理状态（这两篇论文就是的是心理状态的证据），我不想否认，它们说的其实就是我本人。《瓦格纳在拜洛特》一文写的是我未来的情景；而在《教育家叔本华》中，则记载了我内心的体验和发展，特别是我立下的誓言。现在我做什么，我位于何处？我在高处，我不再用语言说话，而是用闪电。啊，当时路途多么遥远，但我还是看到了目的地，我时刻都可以看到航线、大海、风险，当然，还有成功。我立下的誓言是要有宁静的心态，欢乐地展望未来，但不仅停留在展望上。这里，每个字都在我心里深刻地体验过，造成我的痛苦，甚至渗透了我的心血。但是一阵自由的飓风吹散了一切，我遭受的创痛并未起着反作用。我认为哲学家就是破坏一切的炸药；我将自己关于哲学家的观念与包括康德在内的那些人区分开来，更不用说同那些学院派“反刍者”和其他哲学教授划清界限。这篇论文就此作了十分有价值的论述，实际上并不是教育家叔本华说话，真正说话的是教育家尼采。由于当时我的职业是学者，也许因此我对此职业十分熟悉，那突然出现在文中有关学者心理的晦涩段落并非没有意义：它体现了一种距离感，表达了对自己使命的坚信。我的聪明、我的许多体验以及我到过许多地方，使我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因此，在一段时间，我也一定要成为一个学者。
——瞧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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