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幸福以及独特性都是来自我的命运：用一句巧妙的话来说，如果跟我父亲一样，我早就死了；如果跟我母亲一样，我还会继续活下去并渐渐变老。这双重根源，就像生命阶梯的最高级和最低级一样，既是衰亡也是新生。这就可以说明我那不同凡响的对人生问题的适中态度。对于上升和下降的象征，我比任何人都敏感和内行，我非常熟悉这两个方面，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两个方面。我父亲是36岁那一年去世，他为人和蔼可亲，体弱多病，好像是命中注定要短命的。关于他，我能够回想起的已经不是一个生命，而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形象。我生命的衰老期跟父亲是一样的：我36岁那一年，生命力降低到了极限：我还活着，但三步开外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一年（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教授的职务，整个夏天像一个幽灵住在圣莫里茨，冬天则像一个幽灵在瑙姆堡度过，那是我生命的最低谷时期。《一个漫游者及其影子》就是写于这一时期。毫无疑问，那时我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幽灵。下一个冬天，我住在热那亚，感觉是愉快和灵动的，而与之相伴的是严重的贫血和虚弱。这一时期我写下《曙光》一书，它语调十分明朗愉快，极富理智，这与我身体极度衰弱，感受极其痛苦是相一致的。连续三天三夜我忍受着剧烈头痛和呕吐的折磨，这时我头脑却十分清醒，能够冷静地思考许多问题，而在我健康状况较好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反而不够细致冷静。 读者可能知道，我是把辩证法看作颓废的症候，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直至现在，我都没有出现过精神错乱或发烧后半昏迷的状态，要搞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和发病的密度，我还得求教于别人。我的血液流动得很慢，没有人能够找出我发烧的原因。有一位医生曾将我当作神经病患者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说：“不对！你的神经毫无问题，倒是我自己的神经有了毛病。”没有办法查明我的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尽管我的消化系统十分虚弱，并且引起全身疲劳，却查不出我的胃功能方面有什么毛病。我的眼睛也是这样，尽管有时甚至发展到接近失明的地步，但这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一旦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总体好转，我的视力也就得到提高。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健康在慢慢恢复，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一个旧病复发、衰弱和颓废的过程。这样说来，我对颓废是很有经验的，难道不是吗？我对此有十分透彻的了解。甚至那种理解一般问题的能力，那种体察入微的感受，那种见微知著的心理状态以及其它方面的能力，都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也是这一时期对我的回报。这时我的观察能力特别强，观察器官也特别敏锐。我既可以从病人的角度去看待那些健康的观念和价值，也可以从丰富生命的自信去看待颓废本能的潜在活动，这是我长时间锻炼的结果，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的话，我在这一方面确有所长。现在我对此已经十分熟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也许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只有我才能重新估计一切价值。

　　我是一个颓废者，同时也是一个反对颓废的人。对此，我可以提出一个证据：我总是本能地选择适当的治疗方式，而颓废者选择的治疗总是对其有害的。从总体上看，我是健康的，只在局部上我才是一个颓废者。孤寂自甘，不依常规，不接受照顾，不被人服侍，这都说明我本能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我要把握自己，自我恢复健康。每个生理学家都会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是他自身就是健康的。一个本质上是病态的人是不可能变为健康的，他更不可能靠自身的努力来进行治疗。相反地，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人，害病甚至可以反过来成为其生命有力的兴奋剂，使生命更为丰富。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长时间的生病让我仿佛重新发现了生命，发现了自我。我能感受到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一些小事，而其他人却无法感受到。我从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意志中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人们也许注意到，在我生命最低谷的那几年，我不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允许我有一种贫乏失望的哲学。那么，我们怎样去识别那些最优秀的人呢？一个最优秀的人可以让我们有理智，有益于我们的思想观念。他像一个木雕，外质坚硬而内部柔和，气味芳香宜人。他只去吸收那些有益于其健康的东西，超出这一限度，他就会收回自己的快乐和欲望。他能防止对自身的伤害，懂得怎样将严重的意外事件变为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而那些无害的东西会使他更为强大。他本能地从自己所见、所闻和体验到的东西中搜集一切；他的原则是淘汰，他扬弃了很多东西。在看书、交友和游览时，他都是“以我为主”，而对于自己选择、认可和相信的东西，他会给与充分的尊重。他对各种刺激的反应都很缓慢，这是他长期以来的谨慎和有意的高傲造成的，他会直面那些来临的刺激，但不会去主动追求它们。他不相信坏运气，也不相信罪恶，他懂得怎样对待自己和他人，懂得怎样去忘却；他的坚强使得任何东西都可以变为对他有益。

　　好了，你们看，我是一个跟颓废者正好相反的人，因为刚才我描述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

　　——瞧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