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莱堡的小镇，它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的家庭也都是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曾长期定居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生活；由于十四、十五世纪那里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不得不向东逃难。到十九世纪，他们又从立陶宛经由加利西亚，迁移到奥地利。我四岁时来到维也纳，在这里完成全部学业。

　　读中学时，我的学习成绩连续七年在班上排名第一，因此享有特殊待遇，差不多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尽管当时家里生活不很宽裕，父亲还是同意，我将来的职业应该由我自己作出选择。其实我一直对医生这一职业都没有特别的爱好。我确实有一种好奇心，但那是对人而不是对自然界的其它事物，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观察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法。差不多从学会认字开始，就迷上了圣经故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对我的志向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学校我有一位高年级的好朋友，他的志向是当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由于他的影响，我也曾打算攻读法律，从事社会活动。当时达尔文的学说十分热门，它让我们感觉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望出现重大进展，这一理论也深深地吸引了我。只是到了毕业前夕，在一次讲座中，卡尔·布吕尔教授给我们朗诵了一篇歌德描绘大自然的散文，十分优美感人，我才决心报考医学专业。

　　1873年我进入大学，不久就感到有些失望。首先，我发现，周围的人原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个犹太人而感到低人一等，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我绝对不会这样看待自己，我从来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自己的血统或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在这种被排斥的环境中我并不太感沮丧。在我看来，无论周围环境怎样排挤我，只要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在这个校园里我还是可以找到一块立足之地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学里这些最初的感受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被迫处于对立面的地位，饱尝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滋味。这为我以后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打下了基础。

　　其次，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不得不看到，由于自己某些天生的特点和局限性，我不可能同时在许多学科领域都获得较大成就，而以前我曾热切地投身于它们当中的每一个。这时我才真正懂得，梅菲斯特的告诫确实是至理名言：“在科学领域广种只会薄收，每个人只能学到他力所能及的东西。”

　　最后，在恩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学研究所我才找到自己的归宿，学习的欲望获得满足，并认识了我十分敬仰、奉为楷模的人：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和恩斯特·马克索夫。马克索夫十分优秀，能同他结识是我的荣幸。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课题交给我研究。我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独自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除了几次短暂中断，从1876年到1882年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工作，那时大家都以为，研究所一有空缺，我就会被提拔到助教的职位上来。但除了精神病学之外，我几乎对所有的医学领域都不感兴趣。由于放松了学习，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已经很迟了。

　　——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