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薇代波伏瓦通知了萨特最亲密的几个朋友，《现代》编辑部的同事：郎兹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了来。医生允许他们在萨特的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５点。波伏瓦让西尔薇拿些威士忌来，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们该做些什么。
早在１９７１年底萨特就谈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从简。他要求火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雷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而希望另葬一地。最后，他希望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为他送葬。
他们应该按萨特的遗愿来安排他的丧葬，决定先暂时把他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葬礼完毕后再把他送到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蒙巴拉斯公墓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中。
正当他们商讨这些事情时，记者们已经获得消息，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兹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没有设法再溜进来。
最后波伏瓦要求留下同萨特单独呆一会儿。她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面，但一个护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坏疽！”原来萨特背上的褥疮，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生的坏疽。波伏瓦在被单上躺了一会儿。恍惚之间，她觉得萨特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只是睡着了。……
５点到了，护士们走了进来，她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以后几天，波伏瓦先是在郎兹曼家，然后在西尔薇那里度过，一来是分散因萨特去世而感受的孤单和痛苦，二来是躲避电话和记者的骚扰。波伏瓦的妹妹波佩蒂也专程由阿尔萨斯赶来陪伴姐姐。波伏瓦翻阅着报纸，那上面有对萨特逝世的报道。此外还有大量的电报。
郎兹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萨特的丧葬事宜。葬礼原定于４月１８日，后来推迟到１９日，以便有更多的人参加。德斯坦总统表示，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萨特的安葬费用。波伏瓦他们拒绝了这个好意。而德斯坦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４月１８日，波伏瓦来到医院的前厅，想在萨特安葬前最后看一看他。萨特被放进了棺材，穿的是他去歌剧院时常穿的那套衣服，这是波伏瓦房间唯一的一套萨特的衣服，西尔薇不愿意到萨特的房间去找别的衣服，就拿了这一套。萨特面部表情安详，就像在熟睡一般。
出殡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来到这里。人们已经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脸没有遮盖。在波伏瓦的要求下，一位带相机的朋友给萨特拍了几张照片。又过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上灵柩，把它带走了。
波伏瓦、她的妹妹波佩蒂和阿莱特上了灵柩车。前面有一辆小汽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花束和花圈，还有一辆巴士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灵柩车后面是巨大的人流，大约有五万多人，多数是青年，他们是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浩大场面！
路上波伏瓦听到敲击车窗玻璃的声音，这是一些偷拍照者把镜头对着窗户想拍照。《现代》编辑部的同事和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立即手挽着手，在灵柩车后形成一道屏障，来保护波伏瓦她们。在送葬过程中，人们群情激昂，但是秩序井然。郎兹曼感叹地说：“这是１９６８年５月运动以来最后一次游行了！”
波伏瓦默默对自己说道：“这确实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年轻时萨特写过一个幽默讽刺剧，剧名就是“我有一个好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了后，在街角处看到了给自己送葬的队伍。也许在冥冥之中，萨特也看到了自己壮观的葬礼？
蒙巴拉斯公墓到了。当波伏瓦走出灵柩车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波伏瓦有些站立不住，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旁。这时她的心中一片空白，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人们登上围墙，登上坟墓，密密麻麻，一望无边。
当波伏瓦站起来要回到车上去时，人群是这样拥挤，虽然只有１０米远，她几乎无法走过去。她感到十分虚弱，恐怕自己支持不住，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倒下去！”
安葬了萨特后，波伏瓦和几个朋友又来到郎兹曼家，他们不想马上分开，就找了个餐馆要了单间吃晚饭。往后的事情波伏瓦记不起来了。她喝得大醉，最后几乎是被人抬下楼梯，送回她家中的。
以后３天，波伏瓦住在西尔薇家。当２３日上午送萨特的遗体去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时，波伏瓦已经是心力交瘁，无法前往。波伏瓦昏睡着，从床上掉了下来，在地毯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坐的姿势。郎兹曼和西尔薇从火葬场回来时，看到波伏瓦已经是神智不清，口说胡话。他们立即把她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炎。她病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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