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波伏瓦同维克多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和矛盾。维克多担任萨特的秘书，波伏瓦还十分同意，因为这可以减轻一点她的压力和负担。至于萨特同维克多的亲密友谊关系，波伏瓦更不会有什么想法──现在萨特同任何年轻女性的亲密关系都不会影响到波伏瓦，何况还是同一个年轻男子的关系呢！

　　当然，波伏瓦对维克多那一套毛主义的观点并不很赞同，但这不至于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就是萨特本人，对维克多那一套理论也并非都同意；他感兴趣的是维克多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政治观点。萨特和波伏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十分愿意同年轻人在一起，愿意把他们看成对等的伙伴。

　　但在波伏瓦和维克多之间终于发生了严重冲突而导致关系彻底破裂，事情起因于一篇文章。１９７８年２月，萨特想了解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的情况，他由维克多和阿莱特陪同坐着轮椅上了飞机，在耶路撒冷呆了５天，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谈话。回来后维克多鼓动萨特就此写一篇文章──由于这样的调查活动短暂，通常萨特不会主动去写文章的──萨特同意了。实际上文章是维克多写的，读给萨特听，认可后就签上两个人的名字。维克多把它送给《新观察家》。

　　文章还没有发表时，博斯特读到它，立即打电话给波伏瓦，十分激动地说：“这篇东西写得太糟糕了，大家都为它感到吃惊，得说服萨特把它收回来！”

　　波伏瓦把文章找来看，发现的确写得十分差劲，一点也不像萨特平时写的东西。她向萨特转达了博斯特的要求。

　　“行，拿回来吧，”萨特不在意地答道。他对这种事情一向是不很在乎的，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因此也没有对维克多讲。

　　过了几天，当波伏瓦对维克多提起这事时，他勃然大怒，指责她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冒犯。波伏瓦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分手时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过了没多久，《现代》编辑部在波伏瓦房间开会，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普隆和豪斯特３人就这篇文章的事情大吵了一通。普隆和豪斯特认为它糟透了，本来就不应该拿去发表。而维克多则怒不可遏，对他俩出言不逊，最后达到谩骂的地步，连波伏瓦一起骂上了，说他们都是死尸，宣称他从此再也不参加这个会议了。

　　在这以后，维克多和波伏瓦不再说话，而波伏瓦避免在萨特的寓所见到他。这是一个让波伏瓦很不愉快的境况：在这之前，萨特的朋友同时就是波伏瓦的朋友，而现在维克多成了唯一的例外。萨特定期去维克多家吃晚饭，在那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波伏瓦没有同去，她不想掺合到他们当中。从这时起，萨特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向她封闭了。

　　波伏瓦同维克多的矛盾在于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不相同。一次退稿对于波伏瓦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年轻时她和萨特写的东西不知道被退过多少次。把退稿与冒犯联系在一起，是她无法理解的。

　　而维克多不同，他很年轻就当上了一个组织的小头头，习惯于一切都得听他的。这对于搞政治或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对于写作来说却是不利的。搞写作的人应该能够容纳别人的批评，这样才能不断地改进和提高自己；维克多缺乏这种容纳的精神。

　　萨特知道波伏瓦和维克多之间的矛盾后，感到十分惋惜，但他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这两个人现在在他的生活中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波伏瓦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生命须臾不可离开的一部分，是他的另一半。

　　而维克多现在对他来说也十分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把这个年轻人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把他看成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认为他最有希望继承自己的事业。在７０岁生日时他对孔达说：“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将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彼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也许萨特从维克多那种态度激进、要求一切的特点中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因此对他特别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