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埃尔·维克多是化名，这人的真名叫贝利·列维。他是一个埃及籍的犹太人，曾在巴黎高师攻读哲学。“五月风暴”中，他创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组织。当这个组织主办的报纸《人民事业报》两名主编被当局逮捕，而“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取缔时，萨特同意出任挂名主编，挽救了这家报纸。那时维克多对萨特纯粹是一种利用关系，利用他的名声为自己的组织服务。

　　以后萨特同维克多有了单独接触，他们一起吃饭、交谈，慢慢地萨特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他发现维克多同以前接触过的那些政治人物有很大不同，人很聪明，有个性，不完全受自己的政治信念的束缚而具有较大的自由度。

　　萨特同维克多的谈话常常超出了那些确定的政治话题，他们可以就许多纯粹属于个人兴趣的东西交换彼此的看法，获得充分的交流。这是萨特特别欣赏维克多的地方。以前萨特只是在同女性的交往中，才可能进行这种看似散乱实则亲密无间的谈话；而同男性朋友在一起时，往往是一谈完“正经事”就分手。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萨特同维克多以及另一个年轻人菲利普·加维开始了一系列对话。在对话中，萨特总结了自己的政治经历，并对１９６８年以来的左翼的思想状况作了探讨。这些对话后来以《造反有理》为题成书出版。

　　１９７３年底，由于萨特的眼睛完全不能阅读，他决定让维克多来当他的秘书，主要工作是为他读书和协助工作。波伏瓦很同意这个决定，这样她就不必每天上午都来为萨特朗读，可以有时间做一点自己的事情。

　　萨特的养女阿莱特有些反对这个事情。她担心这样一来，维克多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控制萨特，假借萨特的名义来传达自己的主张。她说维克多可能成为萨特的舍恩曼──舍恩曼就是那个游说萨特和波伏瓦参加罗素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年轻人，他常常假借罗素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意思。阿莱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到了后来，她反倒成了这种活动的同谋。

　　１９７４年９月，萨特给法国总统德斯坦写信，要求给予维克多法国国籍。月底德斯坦亲自回信，答应尽快解决此事。不久维克多的国籍问题获得解决，萨特给德斯坦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

　　维克多已经成了萨特的亲密朋友。可以说，自尼赞以来，还没有哪个男性能像维克多这样获得萨特如此的喜爱、信任和推重。一般地说，萨特对于成年男性是厌恶的，包括对于成年的自己──由此曾引发他在１９３５年的那场危机。因此他与那些男性同事和朋友交往，往往一开始就保持着相当的心理距离。

　　对维克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萨特接触维克多时就没有这种厌恶感，反而在年轻的维克多身上看到自己所喜欢的某种女性的特征。这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吧！

　　担当萨特的秘书后，维克多在萨特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他也是个喜欢揽事的人，当过一个组织的头头，有着强烈的领袖欲，有了适当的机会就会表现出这一点来。

　　当萨特准备电视二台的节目时，由于他的眼睛根本无法看到同他谈话的人，在人多的场合他不怎么说话，许多会议实际上都是维克多主持。而维克多总是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话的口气咄咄逼人，让许多与会者不满。最后与会者还专门作出决定：节目应该以萨特为中心；如果发生争执，应该由他最后作出裁决。这显然是针对维克多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在维克多的建议下，萨特在巴黎主持了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讨论会，与会者都对萨特的近乎沉默和维克多在这个会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个年轻人一点也不了解，接受邀请开会都是冲着萨特来的。

　　自１９７５年夏季以来，萨特开始构思一本由他和维克多合写的书，定名为《权力与自由》。他把这当成他的最后一本书来写。这是他生命将要终结之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权力是自由的敌人？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又能共处？怎样使一种单一的实体既强大又自由？

　　这部书的写作方式是，在他和维克多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录音和整理，最后成书。在萨特看来，采用这种新的形式，不仅是要适应他的眼睛失明、不能动笔写作的新情况，更含有一种意义：产生出一种复数思想来，即不是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而是两人共同创造、同时形成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个他以前所没有的全新的作品。

　　另一方面，萨特对于这个写作又有些犹豫不定，因为他仍然相信，一个人只可能独自进行思考。现在他不能够独自思考了，而这种新的方式能够产生出什么来，他有些把握不准。但他仍然同维克多进行对话，工作了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