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１日是萨特的生日。在这前后，他收到人们对他的大量祝贺：电话、电报和信件。新闻媒介又把他当成一个热点人物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少大学生和年轻学者登门拜访，他们正以他的著作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对象。“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萨特高兴地对波伏瓦说道。
生日的这一天，萨特的年轻女友莉莲·西格尔在自己家里为萨特开了一个庆祝宴会，波伏瓦和他的几个左派朋友参加了，萨特十分高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心了。几天后，他们又一起去看了专门为萨特放映的电影《萨特自述》，虽然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看不清银幕，但他仍然兴致很高。
在生日前，萨特应孔达之请，到朱纳斯呆了３天，同孔达作了一个长篇谈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回顾，也谈到自己当前的境况。这个谈话以《７０岁自画像》为题，分３次发表在《新观察家》上。
在这个谈话中，萨特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一种达观、安详的态度。他承认，由于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但既然他无法改变这种状态，那就应该将就它，尽可能地利用它。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伴随着这句反问，萨特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他最后对孔达说：“应当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随着笑声。’”整个谈话就在这样一种乐观开朗的气氛中结束。
在谈话中，萨特多次谈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他称波伏瓦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她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样的水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恩赐。萨特非常赞赏孔达的一种说法，即在他和波伏瓦之间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认为完全适合他俩之间的关系。萨特还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这一年萨特和波伏瓦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记者问萨特：“你如何描述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４５年的关系？”
萨特答道：“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中所能有的一种感情。”
波伏瓦则对萨特说：“好，谢谢你。不结婚也没什么关系。”
是的，不结婚也没有什么关系。维系他俩关系的东西，要比那些所谓夫妻、婚姻名分等等牢固深厚得多。
经历了电视节目事件之后，由于萨特对此十分气愤，又十分疲劳，他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一天晚上，他同波伏瓦在一起，突然说话十分吃力，嘴角和舌尖几乎麻木了。过了一会儿，症状慢慢消失。近来他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接着他们又去卢森堡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回到家时，萨特感到精疲力尽。晚上他在万达家度过，有点站立不稳，在回来的路上跌了几跤。朋友们几乎是把他抬回房间的。波伏瓦整个下午陪着他。他血压升得很高，从房间到厕所短短几步路也要人扶着。晚上波伏瓦就睡在他隔壁的卧室，两间房的门都开着。
以后这些天萨特一直在家吃饭。星期天西尔薇给他带午饭，星期四是莉莲，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尔，其余三天是阿莱特。所有的晚餐都是波伏瓦去他那儿时买一点东西带去。
过了一两星期，血压降下来了，医生说他可以走动走动。但药物又带来小便失禁，有时在夜里弄脏他的睡衣。萨特对此表现得无所谓，波伏瓦则感到十分难过。
现在萨特仍然坚持要抽烟，波伏瓦坚决反对。她说，如果他年老糊涂了，深受痛苦的将是她；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实际状况。也许是波伏瓦的话起了作用，萨特现在几乎不抽了：一天不超过四支，有时三支。
虽然萨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嘴和喉咙有些麻木，吞咽十分困难，走路也不行，但就理智而言，他是完全恢复了。他的头脑比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要清醒得多。他只是在日常生活上要依靠他的女友们，但这并不让他有什么不快。
一天莉莲问萨特：“依赖别人，这不让你恼火吗？”
“不，这甚至让我觉得有点愉快！”他微笑着回答。
“是因为被人宠爱吗？”
“是的。”
“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
“噢，我早就知道这个了！而这让人高兴！”
除了文学是萨特的生命，再就是女人；文学虽已不在，而女人对他却比以前钟爱有加，这给了他活力和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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